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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 六四事件 於 2012年3月24日17:54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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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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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 ![]() |
別名 | 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八九學運、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
參與者 | 大學生、工人、市民、軍隊、黨和國家領導人、政府官員及其他海外支援民運之人士 |
結果 | 解放軍進入北京以武力驅散學生及市民、天安門民主運動遭鎮壓告終 |
六四事件是指1989年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市天安門廣場附近及通往廣場的道路沿線,中國人民解放軍與民眾爆發的流血衝突。廣義來說,它也可以指從當年4月下旬起,在天安門廣場發起長達兩個月的學生運動,引發全國示威,最終以北京宣佈戒嚴、軍隊武力鎮壓、大批民眾死傷與流亡及軍人傷亡而告終。
學潮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猝逝引發[1],北京學生的悼念活動,數日內演變成全國示威,群眾高呼反官倒、自由、民主。初期中共中央對處理學潮未有一致看法,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有截然不同的演繹,一方面《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四二六社論,將學潮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2],引發學生極強烈迴響,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5月4日發表五四談話,肯定學生的熱情,紓緩學生不滿。
抗議示威活動從4月15日開始,至6月4日結束,共持續七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最終派出軍隊鎮壓。各方報告死亡人數由百多至數千不等,未有準確數字,政府隨後大舉緝捕示威者,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及多名高層領導人下台,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在事件中成立。
至今,六四事件依然是一個極敏感的話題,尤以中國大陸為甚。各方對六四的看法存在尖銳矛盾,同時「平反六四」的呼聲從未間斷。
命名
由於六四事件是1989年學運的標誌性事件,這場運動常叫「六四事件」,其他常見名稱有「八九民運」、八九天安門事件、「六四運動」,一些中國民運人士稱為「六四屠城」。中共政府起初對此運動定調為「六四風波」,及後常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歐美媒體對事件的最普遍稱呼為「天安門廣場抗議」(英語: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天安門廣場屠殺」(英語: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或天安門屠殺(德語:Tian’anmen-Massaker)或(tsiamen-crackdowned regret) 天安門鎮壓的遺憾)[來源請求]。
為應付中國網絡審查,網民也會用VIIV(羅馬數字,VI,IV 為6和4)、8平方()、5月35日(5月31日+4天=6月4日)等名稱,以避免觸動防火長城。[3]
背景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b/b5/DengXiaoping.jpg/220px-DengXiaoping.jpg)
1976年中共領袖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在懷仁堂事變中被捕。事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方針,以求擺脫混亂、愚昧、貧窮。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被確認為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同時,許多在文革被打倒的元老級領導人復出。1985年,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召回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許多觀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計劃經濟理論被棄守,國內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嚴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會已浮現不安情緒。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腐的示威,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學生運動受人操控,指責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企圖「否定社會主義」,「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學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幾位黨內主張民主化的學者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出黨,為安撫以俗稱「左王」的鄧力群為首的保守派力量,李鵬得以接任國務院總理。這場運動被視為六四事件的原因之一。[來源請求]
從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及全國人大會議已提出各種問題,包括通脹、糧食減產、工人騷動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動、貪污、人口高速增長。
1988年初,全國通脹達20%,年底城市通脹升至26%,糧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間囤積。糧食減產進一步深化囤積問題,當時中國會按指定價格收購農民糧食,但價格依舊遠低於市場價,產糧的利潤無法與煙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於財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據向農民收購糧食。改革推進時,各地一批國營企業關閉,全國約數百萬工人失業[4][5],工人亦要面對苛刻的工作條件和通脹壓力,各地出現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紡織廠近1500名工人遊行長達兩日,另一家藥廠的1100名工人怠工3個月[6] 同時全國流動人口急增,當時約4億人散居於中國365座大城市,每年800萬人流入城市。共產黨內部貪污令局勢進一步惡化,有統計[7] 指1987年共有15萬名黨員因貪瀆而受罰,25000人被開除黨籍,政府下令黨員每年必須接受廉潔操守的考核[4][5][7]。
中國儼然形成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陣營。一些保守人士批評改革背棄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然而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來源請求]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片《河殤》,公開批判中華文明的保守並呼喚「蔚藍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國轟動並引發討論,成為六四運動的先聲。
1989年對中國來說具有意義。它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如科學家方勵之、詩人北島已上書中央[來源請求],要求把握契機,讓政治鬆綁;全國人大會議亦提出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與經濟改革融合。
從世界的角度看,六四運動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各地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環。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頻繁出現政治動盪。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數月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
事件前期
胡耀邦逝世
在社會不安氣氛下,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以73歲之年猝逝,加劇了緊張局勢。胡耀邦被視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發起抗議社會弊端的學潮時,他對學生與知識分子表達同情,被中共元老們視為軟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中共的集體領導原則[8],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9];1987年,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8][10][11]。
雖然代表開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為了確保改革開放的延續,與胡耀邦政治見解接近的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安排接任總書記,成為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國務院副總理李鵬被提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
當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鄧小平後,有野史說他把煙頭熄滅,「十指無力地交叉在胸前,沒有一句話。過一會,就又拿起煙,狠狠地抽起來。」他要求夫人卓琳致電慰問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對胡耀邦的評價和喪事安排,並表示要親自參加追悼大會。胡去世不到4小時,新華社迅速作出報道,指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12]
外界密切關注胡耀邦去世可能產生的影響。其中美聯社、路透社均認為胡的猝逝不會對政局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胡早已離開權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體則認為有可能影響中國政局。4月16日《東京新聞》發表一篇題為《胡的追悼活動是注意的焦點》,文章說:「追悼胡的活動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如果黨和政府對追悼活動草率從事,很可能激怒民眾。」同日,日本時事社指出適逢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民眾不滿通脹和官員特權等弊端,民主的呼聲在學生之間高漲:「胡氏逝世會否引發類似五四運動的天安門抗議,正受人關注。」[13]
學運醞釀期
當胡耀邦病逝消息傳回校園起,北大、清華以至上海多間大學等均掛滿大字報和輓聯,有學生成立胡耀邦治喪委員會,準備在校內設立靈堂,陸續有人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悼念的口號除了讚揚胡耀邦外,逐漸發展出對民主的訴求。4月16日在上海復旦大學一場400人追悼會,有學生發言說「一定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同日,西安市鐘樓郵電大樓廣場亦有人掛上輓聯說:「敢說敢幹公正堅韌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學法制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
4月17日,學生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過程中警察未能驅散群眾,當晚廣場已經聚集上千人。除政法大學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約3,000人學生從北京大學前往天安門,沿途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清晨,數千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常委提交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14][15]: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上午8時,國務院派出一名官員接見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間聲援人數不斷增加,晚上9點,天安門已經聚集約2萬名學生。當天北京幾所大學出現約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有警察與民眾在新華門對峙[16]。其他城市情況相對穩定,上海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悼念,但活動很快和平結束。
此時中國的局勢漸受關注。湖南省向中共中央呈交的報告稱,雖然目前局勢表面平靜,但民間有一種普遍意見認為,隨著五四運動70周年,「兩件事應結合起來搞」,警告悼念活動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會而推上高潮,呼籲做好疏導工作,密切注視校內動向[17]。
4月17日,香港《英文虎報》發表《胡耀邦逝世料會激勵改革派》的報道指,「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運動的勢頭日益增大,隨著五四70週年臨近……北京大學生可能會自發地組織民主活動。」當天,路透社一篇《中國學生遊行要求民主》的報道指北京發生「文革後最大規模的示威」。
4月19日,數千學生由廣場衝到新華門,希望把花圈及請願信送入中南海被拒,武裝警察以人牆阻擋學生,學生6次試圖突破警戒線,晚上更多學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與警方衝撞[18],擾釀至20日凌晨,警察把學生和圍觀群眾隔開,新華門前僅剩下約300名學生,雙方對峙,期間未有大型衝突。北京市政府用公車把學生拉回學校,有學生被拉上車後呼叫「打倒共產黨!」。[19]
面對學生連日的遊行,中共出現兩種聲音,趙紫陽等人認為應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要求警衛把槍上的刺刀卸下,盡力避免與學生肢體接觸,但王震等元老懷疑運動受人操縱,背後用意是打倒共產黨。[來源請求]
4月20日,李錫銘、陳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義給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呈送報告。內容稱,有人借題發揮,公開喊出「打倒共產黨」,有人造謠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並公開號召大學生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到工廠、農村、商店動員各界反對腐敗政府,北大有大字報指:「火燒中南海!」報告亦留意到活動趨於組織化,一些學校提出成立高校學生自治會,以至成立修政憲法委員會[來源請求],實行地方自治,實現新聞獨立等。[20]
同時,中共中央決定,4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
罷課潮爆發
4月20日凌晨,北大舉行民主沙龍,學生總結歷次學潮的失敗在於沒有統導,北大學生王丹宣佈廢除原有聽命於政府的北大學生會,由王丹、楊濤、封從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下設宣傳、工農、糾察、聯絡、理論、後勤等八個部,並宣佈直至5月4日前,籌委會領導一切學運,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抵抗」,以罷課爭取民主。[21]
4月21日是運動擴大的轉捩點。當日人民日報首次發表題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社論,指責「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22] 文章令學生大為不滿,社論發表當天,多個城市爆發示威。陝西出現自胡逝世後最大規模的遊行,新城廣場的群眾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有學生翻過省政府辦公樓前的鐵欄,進入省政府大院,停車場聚集1萬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強行帶走,激起群眾不滿,武警與群眾對峙,直至晚上6時下雨,不少群眾離開。[21]
當日南京大學學生會門外亦有3000名學生遊行至鼓樓廣場,口號是「打倒官僚」「打倒貪污」「還我民主」「自由萬歲」,南京大學還有標語說:「流血不要緊,自由最可貴」、「用戰鬥迎接五四」、「北京衝擊中南海,俺們咋辦?」[21]
北大學生開始罷課抗議武警在新華門傷人,也有學生阻擋其他學生上課,當晚廣場學生劇增至20萬人。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聲援學生,但未獲接收。[23] 全國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
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提出靈柩繞廣場一周,與總理李鵬對話,並要求官方媒體報道學生悼念活動[24],都未獲政府同意。[25]
上街的學校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郵電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北方交通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學生們高叫:「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新聞自由!」「民主萬歲!」「反對獨裁!」「愛國無罪!」沿街群眾不時向學生鼓掌,這時學生情緒高漲,呼喊:「人民萬歲!」「理解萬歲!」「我們幹什麼?我們去講真話!」還有群眾沿路派開水。上街的學生隊伍組織嚴密,他們一般五至七人一排,手挽手行進。有的學校學生隊伍的外圍學生互相手拉著手圍起來,防止外人進入。
三學生下跪
4月22日零時四十分,學生陸續進入天安門廣場。[26] 下午12時45分,三名學生代表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門前,中間一人舉着請願書,據稱是7點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有工作人員嘗試扶起學生,有學生淚流滿面,更多學生齊喊:「站起來!」。[25]
這一場面引起全國以至黨內外的關注,有一些黨員回顧事件時指,不少老黨員經歷過學運,眼見學生下跪,領導人卻不問不聞,心裡感慨共產黨如今怎會變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對象。[27]
一名身處在現場的香港記者的描述:「接近中午,學生代表決定,不提任何條件,只要求李鵬走出來與學生公開對話。早在四月二十日新華門前,群眾已曾高叫『李鵬出來』,但其一直未曾現身。在胡耀邦追悼會完結之際,廣場上的學生呼聲,同樣沒有得到他的理睬。不僅學生的呼聲李鵬不理睬,連學生在石階上跪著遞請願信他也不出來接,甚至廣場上群眾高呼『不對話,絕不走!』他亦堅拒對話。 國徽之前,殿堂之外,女學生激動流淚,男學生悲憤握拳,有人發起狠要衝軍警的警戒線,軍警迫得後退。追悼會完結了,參加儀式的人群魚貫而出,不少人留在石階上,看到推擁的人群,看到請願的學生。一些知識分子出來,看見正跪著的學生,悲憤交集,一下子跪下來,擁抱著學生。《新觀察》主編戈揚老太太,氣得指著門前的警衛說:你們怎能這樣對待學生? 三名代表跪了半小時後,纔獲准進內送花圈和請願書。」 [28]
但是公安部給中南海的報告卻有不同的說法:「台階上的三名學生代表始終舉著紙卷,警戒線內的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曾試圖將他們扶起,後治喪辦的兩位工作人員從大會堂走出與他們談話。十三時三十分左右,三名學生代表舉著紙卷下了大會堂台階,回到學生隊伍中。」[29]
在追悼會期間,天安門廣場坐滿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軍隊加入維持秩序,學生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列隊有秩序靜坐,不少學校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當廣場上的喇叭宣佈追悼會開始後,學生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有學生流淚,氣氛肅穆。
追悼會下午結束後,學生雖然滿意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悼詞,但接近一晝夜的靜坐毫無結果,情緒激憤。學生擔心入夜出事,決定撤出廣場,並「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來源請求]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當日黃昏時分,西安、長沙出現嚴重騷亂,後來被稱為「四二二事件」。晚上5時起,西安有人焚燒二輛汽輪和五間房子,逃走時又有人在西華門、鐘樓附近焚車和搶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門大舉緝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學生佔72人,西安初審164人後,釋放了106人,但大學生比例不詳。[30] 長沙亦有38家商店被搶劫,96人被拘捕,當中3人為大學生。[31][32] 武漢大學生意圖衝擊省政府機關時,警察動用警械,數人受傷。
4月23日,趙紫陽未有依照田紀雲等人的勸告,決定按原定計劃出訪朝鮮,以免外界揣測政局不穩,但他重申三點:一是追悼會已結束,堅決勸止學生遊行,要馬上復課;二是嚴懲打砸搶行為;三是要疏導學生,開展多層次對話。[33]。
同日,北京高校臨時學聯成立並向全國各高校倡議無限期罷課,申明事件焦點已由「悼念」變成「爭取自由民主」。時事社的「中國也出現擺脫『官方新聞』的跡象」的報導稱:「中國的報界也終於出現試圖擺脫官方報導的跡象,先驅者是北京的《科技日報》。」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新聞封鎖,在頭版報道學生遊行活動。[34]
日本共同社及日本《產經新聞》不約而同指出,面對當前狀況,政府可能會出動軍隊,其中共同社電文稱:「北京學生領袖已開始敦促工人罷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運動行列,將嚴重動搖中共領導,中共屆時或會不惜犧牲黨的權威予以鎮壓。」
4月24日,安全部門描述西安高校情況時指出,近兩天,西安市高校表面上已恢復平靜,但學生們對「四二二」事件的處理卻議論紛紛。西北大學發佈了緊急通告,要求學生為大局著想,通過正常渠道反映訴求,要頭腦清醒,明辨是非,不得擅自上街遊行,違者後果自負。學生心裡不服。[35]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與中共領導層同意會晤,由15名學生代表會晤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但學生代表認為清華不應該單獨與官方會談,對話流產。上海市委則沒收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當中有文章批評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學生遊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原本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該報在原處留白抗議,引起海內外巨大回嚮,最後報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認為江澤民因處理事件的手法而獲鄧小平賞識,晉身中共領導層[36]。
File:Editorial on People's Daily 26 April, 1989.png
四二六社論
事件擾釀至第十天,鄧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員指遊行已擴大至20個城市,堅信運動受極少數人操控,必須強硬遏止。
4月25日,中共把高層看法通報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後,由曾建徽起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經胡啟立與李鵬審閱,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社論在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37][38][39]。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迴響。
社論在4月25日發表首天,北大校園晚上反覆播放其內容,一些學生骨幹反應激烈,表示「要鬥爭到底」,一些學生對自己被列為「反黨集團」而感到害怕,並指政府很快會抓人,更多學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堅持最少要罷課至5月4日。
在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與家長得悉社論後趕到學校了解情況,該校黨委副書記謝戰原說:「不少同學都很震驚,覺得中央定調太高,這與之前中央的寬容精神很不相稱,學生們很難接受。學生認為這不是在搞動亂,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領導不管是什麼人出來對話。」
當晚,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同的示威,抗議社論,其中以長春規模最大。當晚吉林大學等校約3000名學生湧到省委門前,強烈要求同省委領導對話,並表明因為聽到運動被定性為「動亂」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單位對此反應迥異。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批評學生搞「文革」。
File:427 march.jpg 學生召開記者會反駁「學生顛覆中共」的言論,並再度要求與李鵬對話、並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學生最後決定舉行四二七大遊行。[40] 由於四二六社論的嚴厲批評,學生害怕中共鎮壓故在遊行前寫下遺言。
四二七遊行
4月27日,北京10萬人上街示威[41],雖然政府明令禁止遊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學生的標語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以至「擁護共產黨」,遊行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42] 許多知識分子認為此次遊行是「理性」戰勝「非理性」的大勝利,香港《明報》甚至說「將來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稱為『四二七運動』,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1976年的『四五運動』並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43]
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有說[44] 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報告指:「為什麼這次學生遊行,從教授、青年教師到幹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話,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的失誤;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語氣相對溫和。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國家民族帶來災難。
過程中,中共嘗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四二六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以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對話。會上,袁木承認「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但強調大多數「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
然而在「定性」問題上,袁木重申立場,指運動背後被「長鬍子的人」策劃,「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現在許多作法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45]。
中共對袁木的對話大加讚揚,認為內容一張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學生的觀感相當迥異。有學生認為對話十分成功,並希望日後舉行更多直接對話,有學生批指責袁木迴避實質問題。當時也有學生質疑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並非由「普選」產生,不具備代表性而拒絕參與對話。
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師範大學代表吾爾開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行記者會,批評那對話像記者招待會,由學生來充當記者,提問題。當晚一些學生就提出應該由學生選出的代表參加另一場對話。蘭州亦有數千名學生遊行,要求與省長對話,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勸說下結束遊行。武漢也有類似的學生遊行。
短暫的緩和
自4月30日起,學潮表面有所緩和,雖然9萬北京大學生依然罷課,但約30%高校生已陸續復課。下午,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與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學生對話,話題包括學生關心的反貪問題,言談間陳希同說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資僅數百元,不會參與貪污(然而六年後陳希同因為嚴重貪污而被開除黨籍,後被判16年有期徒刑)[46][47][48]。
5月1日勞動節當天,政府與學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動。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和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在北京大學球場外召開記者會[49],再次提七點要求,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公正評價學生運動;懲處日前新華門毆打學生的人;反貪污、反腐敗;並且盡快起草新的《新聞法》,支持香港報人徐四民回辦報的要求;提高教育經費;由全國政協出組成專家論證小組,檢討政府政策失誤等[50][51]。
學生同時宣讀《告香港同胞書》,申明這是一場民主愛國運動,旨在加快政改、反腐敗、倡自由、對政府提合理意見,籍著建立完善社會制度,可加快祖國統一。「我們希望香港各界有識之士,支持我們的行動,讓我們團結起來,把鬥爭進行到底。」[50][51]
5月2日,上海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整肅而遊行,學生事前特別強調,遊行口號必須排除反共口號。北京高自聯則選出請願代表,由王超華、王丹、鄭旭光帶領學生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信訪部提交聲明,提出要由普選的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要求允許旁聽、有電視直播,雙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時間發言,且保障學生代表的安全。當天,新華社罕見地刊載學生聲明的全部內容[52]。
在聲明中,學生特別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這份聲明隨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5月3日派出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反擊學生言論。袁木在會上批評學生要求像「最後通牒」,無法接受,並指學生代表已然犯法,政府必須追究。
袁木講話內容包括:
一、政府與學生對話不能排除合法的學生組織;
二、對話不應有先決條件,批評學生不僅想與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於政府之上,表現了學生「幼稚的衝動」;
三、請願書帶有威脅性質,「從請願書中看出確實背後有人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的動亂……是極少數人在背後製造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何東昌期後亦指,4月22日三名學生「在封建的習慣下」跪求總理接請願書,「非常擔心他們背後有人」。
袁木在會上只承諾,當5月4日出現大遊行時,政府將平心靜氣待之,但袁木卻說,對於「在背後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惡毒的人……我們不準備現在採取措施。」[53] 袁木的答覆引起一些學生不滿,但情緒似沒有四二六社論發表後高漲。有學生認為袁木強硬態度,可能是政府要動手的警號,亦有學生不滿政府不承認自治聯合會、把他們當成是「動亂之一小撮」,難以令人接受。
當天,高自聯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學生代表舉行會議,決定明天是否去廣場遊行,在場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同一時間,廣東一家向海外發行的報章《亞太經濟時報》在北京籌劃一場新聞界研討會,該會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運動的精神,剛好碰上學潮,會上議題集中在《世界經濟導報》查封事件,席間各人爭論應否加入遊行,最後會議擬定發起新聞界聯署要求與主管新聞的中央領導對話,同時媒體員工可自願參與學生,在五四當天一起遊行[51][54]。
五四運動紀
4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舉辦的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趙紫陽發表五四講話。該文章由鮑彤起草,經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審核,期間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講話中加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但趙紫陽認為目前氣氛不宜加入該內容,事後趙紫陽亦因此講話被指不聽意見。
十一屆一中全會以來的十年,黨的正確方針政策之所以能夠慣徹實施,改革和建設之所以能夠取得大家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條件是保持了社會的穩定。
在穩定這個事關大局的問題上形成共識,同心協力不容易啊!身在穩定之中,有時不覺得穩定之可貴,但是如果失去穩定,就會痛悔莫及!
如果再發生動亂,發生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和無政府狀態,亂了人心,亂了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學習秩序、工作秩序、亂了人民自己,鬧得國無寧日,怕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為一個動亂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如果出現那種局面,中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希望的建設、改革、民主、科學,一概都談不上,不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學的東西,都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有法制化的正道。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同時,也要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新秩序。這是一種建立在四項根本原則基礎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無疑是現代化所必需的,也是維護社會政治環境的穩定所必需的 。穩定、漸進、理智、秩序、法制,這是建設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學的要求。
廣大群眾包括廣大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政治,要求懲處貪污腐敗,發展教育和科學,這也正是我們黨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之心、是同人民之心、 青年之心連在一起的。讓我們大家互相溝通、互相理解。認清歷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堅毅、沉著、實事求是、艱苦奮鬥,這是當代青年最可貴最需要的品質。
趙紫陽的講話一方面強調穩定的重要性,同時亦強調學生的要求與共產黨是一致,在學生之間頗獲好評。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0/00/Chinese_protestors_march_against_the_Treaty_of_Versailles_%28May_4%2C_1919%29.jpg/220px-Chinese_protestors_march_against_the_Treaty_of_Versailles_%28May_4%2C_1919%29.jpg)
5月4日在北京,五十一所高等院校的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了「五四」宣言,向公眾宣佈五日復課;並呼籲「同學們,同胞們,讓我們在這富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下,再次為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為中國富強而共同探索,共同奮鬥吧!」[56]。此時大多數人認為,趙紫陽返京後,事件應告一段落;同日,趙紫陽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會的外賓時也說,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38]。
人民日報當天在頭版報道指:「今天是五四運動70周年,北京20萬青年以豐富多彩的內容來歡度 自己的節日。萬名新團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入團宣誓儀式。」文章亦報道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並指遊行組織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復課」。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學生已複課,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仍有一半學生罷課,有些學生認為中央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不改變就不應該複課,當晚北大和北師大「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布次日將繼續罷課。
5月7日,北大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者協會請願抗議《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記 者。當天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也首次報道了兩名學生領袖:北大學生王丹和北師大自治聯合會主席吾爾開希。[57]
絕食潮開始
此後一周,學生與政府陷入僵持,雖然不斷有要求對話和穩定的呼聲,卻沒有實質性進展。學生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問題,學生擔心這種定性會為學業和就業帶來極大影響,而且參與運動的學生中有相當數量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場,即使中共不「秋後算帳」,各高校的黨、團組織在之後將如何看待參加者也是未知數。
5月13日,由王丹、吾爾開希等人發動的絕食運動,將學潮推上高峰。當日,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肯定學生行動是愛國運動、推翻《四二六社論》。他們向全國發出絕食書,引用了毛澤東「國家是人民的國家」等語錄,筆調極富感情色彩。
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五月裡,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甘心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掛、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些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遙遠,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熱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情,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什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毆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但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呀!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飢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而死亡正向他們逼近,您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不忍心留下祖國就這樣死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理由去偷生。
當我們挨餓時,爸爸媽媽們,請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讓你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鳥將去矣,其鳴也哀。
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種不得已的方式效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59]
各位親愛的同胞,在繼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 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 第二,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導。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誠平等對話。 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二點出發。 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口號:不是動亂,立即平反! 馬上對話,不許拖延! 為民絕食,實屬無奈! 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 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6/62/BeijingTiananmenSquare.jpg/220px-BeijingTiananmenSquare.jpg)
當絕食學生瀕危的畫面在電視上播出後,多間醫院乃至軍隊醫院自行組織搶救。北京市民、機關單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以至武裝警察都加入聲援、募捐、搶救,近20個城市學生遊行嚮應,鐵路部門默許學生和醫務人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來源請求]
當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約請知識分子斡旋,嚴家其、戴晴、包遵信等到廣場宣讀了《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並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未果。[61][62] 凌晨2點半,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等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複課;下午16時,李鐵映、閻明復、尉建行等再與30餘所高校學生對話,亦未果。
5月15日,學生發動北京大遊行,長安街交通癱瘓,地鐵前門站封閉,遊行口號開始針對趙紫陽、李鵬和當時教育部長何東昌,輿論逐漸同情學生。中央電視台每天轉播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人民日報也不斷報道。
當天,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室,閻明復、李鐵映、尉健行等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對話,但政府拒絕公開直播問題,會面無限期中止。當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中午訪問北京,由於廣場上的學生仍在絕食,歡迎儀式臨時移師首都機場舉行,原定在北京市區的活動則取消。由於靜坐絕食的學生和大量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原定戈爾巴喬夫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也只得取消。外國媒體猜測此事對於鄧小平有根本性的影響,認為學生行動實際動搖了中國在共產主義盟友中的威信。[來源請求]
5月16日,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閻明復在學生前說:「改革需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我請求你們,我可以和你們一起靜坐,請求你們能夠愛惜自己。」然而學生未有理會勸告。
當晚,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戈爾巴喬夫時,向記者說:
「鄧小平同志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佈,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認為這番話觸發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決裂。[來源請求]上述講話發表後,北京學生開始打出針對鄧小平的標語,例如「小平糊塗」、「老眼昏花少而無能」、「八十五歲,尚能飯否」等等,而參加遊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門的旗號,外交部、郵電部、國家體委、中宣部、國家教委、國中央、中央黨校、求是雜誌等等單位,都有幹部參加遊行。
5月17日,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中國當時所出現問題,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又形容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並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論」,結束老人政治,獨裁者必須辭職。發動知識分子簽名。[63] 同日,冰心、艾青、夏衍、錢鍾書、馮牧、沙汀等30多位作家也向中央緊急呼籲,要求中央與學生對話,同時肯定了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64]
趙紫陽探望
File:Zhao.jpg來到天安門廣場與大學生們見面。後右二為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溫家寶在2003年成為國務院總理。]] 趙紫陽披露鄧小平仍然為中共掌舵人後,鄧小平成為外界抨擊對象。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中召開會議,李鵬等常委把矛頭指向趙紫陽,認為局勢難以控制是他一手造成,並強烈要求採取果斷措施,終止學潮。之後鄧小平提出要在北京戒嚴,並在五位常委分別表態後,正式確認了實行戒嚴的方案。[65] 有說法[66] 指趙紫陽當晚以「不能認同大多數常委意見」為由,提出辭去總書記一職。
5月18日清晨,趙紫陽、李鵬等人前往醫院探望因絕食學生後,趙紫陽當即撰寫辭職信,內容說「我對小平同志和常委會議作出的關於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方針,沒有辦法執行。我還是保留我原來的意見。為此,我請求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信件送交楊尚昆,楊尚昆把信件扣下,並勸趙紫陽顧全大局,收回請辭。[66] 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會晤50分鐘,雙方態度強硬,不歡而散。
5月19日凌晨4時50分,趙紫陽突然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道歉、勸學生撤退、並承諾政府不會秋後算賬,趙紫陽說:「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說完,趙紫陽向在場同學鞠躬,同學們熱烈鼓掌,並紛紛索取簽名。這亦是趙紫陽下台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67]。
上午10時左右,李鵬、姚依林、喬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及幾位軍隊負責人一同前往鄧小平家中開會,會上鄧小平提出戒嚴「要儘量減少損傷,但是要準備流點血」,並指出不能承諾「絕對不用殺傷性武器」,因為「那等於捆住自己的手足」。同時,鄧小平在會上還提出要成立新的領導班子,李鵬繼續當總理,並由江澤民擔任總書記一職。[68]
頒布戒嚴令
5月19日,晚上10時,由喬石主持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喬石在開場白中特別指出,「趙紫陽同志因為身體不適,向大會請假。」國務院總理李鵬在電視上頒布《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軍隊開往天安門,學生緊急到各入城路口攔截軍車。當夜從外地調進北京的部隊,分乘卡車、裝甲車和坦克,從豐臺、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等處向天安門廣場方向前進,被市民和大學生阻攔[38]。該戒嚴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69]該戒嚴令並沒有跟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第四條「國務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必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或者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決定」通過。 還有不同理由, 該戒嚴令不時被指為違憲的戒嚴。
鑑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5/5a/Lipeng.jpg/220px-Lipeng.jpg)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國務院頒布的戒嚴令,由市長陳希同簽發了實施戒嚴令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令,列明北京市市區的戒嚴範圍,期間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同時禁止境外記者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工廠、礦場、企業、街道等單位採訪,市內多處擺設交通路障。
法新社19日電,逾萬北京市民當晚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指「所有進入廣場的主要路口都被老百姓封鎖」「十九輛從西面開來的裝滿士兵的卡車被成千上萬名企圖說服軍人們不要使用武力的人阻止住了」。北京地鐵工人關了電閘,避免部隊通過地鐵開往天安門廣場。有人更躺在馬路上,阻止軍車前進。[來源請求]
20日凌晨二時,學生領袖宣佈有20萬人參加絕食活動。在當天記者會上,王丹說:「昨晚,我們作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定,即停止我們的絕食活動。但是,李鵬和楊尚昆說這次民主示威活動是『動亂』,所以有二十萬人將繼續進行絕食。」一位北大語言教職員說,他之所以參加絕食,是「因為學生是對的,我們的政府錯了。」
戒嚴期間,廣場仍有逾十萬民眾聚集,記者仍然在採訪。市郊雖有零星流血衝突,但軍隊接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衝突並不嚴重,也有不少民眾向軍人送水送糧、慰問軍人,勸他們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淚,一些顯得不知所措,事後盛傳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71]。
5月21日,趙紫陽已然失勢,北大自治會開會決定繼續派學生阻擋軍車進城外,並計劃從廣場撤離學生。同日,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報《文匯報》在社論開天窗,寫上「痛心疾首」四字。[72] 香港民眾發起當時自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成立支聯會發起籌款,數以百萬的捐款送到支聯會的戶口。此時軍方在北京派出直升機,在廣場上空撒下李鵬講話傳單,引起學生鼓燥[73]。
召集人大會
戒嚴前後,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副委員長彭沖同趙紫陽一起,發動了一場利用憲法和全國人大來阻止戒嚴,架空黨中央的政治鬥爭。因按照憲法六十七條,全國人大常委會具備決定直轄市是否戒嚴的權力。5月10日不顧李鵬的反對,萬里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6月20日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國務院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還要審議《遊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頓公司的匯報。」 國務院總理李鵬抗議,在六四日記寫道:「本來按照正常的運作程序,人大常委會的議程,應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黨組提交中共政治局常委審議、通過之後,再由人大常委黨組作為議案提交委員長會議決定。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則。」,李鵬批評人大常委會說「特別是議程中,竟然對黨中央已定性的『動亂』稱之為『學潮』,是重大原則問題,是不能接受的。」
李鵬打電話要求趙紫陽取消人大常委會議程,趙紫陽明確回答:人大委員長會議已做了決定,將聽取整頓公司和聽取『學潮』的匯報,不好改了。李鵬和鄧小平就認定1989年6月20日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將是奪黨中央常委權力的日期,因而同意萬里出國訪問,並在5月31日宣布人大會議延期,並有觀點認為這使得鄧小平決定在6月20日之前解決學生問題。[74]
5月19日,趙紫陽已經失去了政治權力,但仍然在做最後的努力。趙紫陽希望能通知在北美訪問的萬里回國,召開人大常委會,從而利用憲法的形式機構來達到阻止戒嚴和實現人大實權化的雙重目的[75]。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趙紫陽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緊急發電萬里回國,但是溫家寶拒不執行,將此移交中央常委會否決。幾經拖延,1989年5月25下午,萬里回國被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加油。江澤民接機並立即遞過去「鄧的親筆信」。《人民日報》報道[76],萬里委員長堅決擁護黨中央制止動亂的英明決策。萬里從此在上海養病數月,未能回北京。
據李鵬記載,不僅萬里對戒嚴態度曖昧,而且幾乎所有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反對戒嚴,有一位副委員長甚至說「國務院頒布的錯誤的命令,人大可以撤銷。」因此一旦召集人大常委會,戒嚴令極有可能被撤銷,而黨中央也因此被架空。但由於多方阻撓,趙紫陽試圖利用人大來阻止戒嚴的努力完全失敗。
百萬人上街
5月23日,北京亦舉行百萬人大遊行,不少機關、幹部、文化人、科技界、工業界人士參入隊伍,喊出李鵬下台的口號[73]。
26歲湖南瀏陽市中學教師余志堅、22歲瀏陽報社美術編輯喻東嶽及26歲的汽車司機魯德成,下午2時將顏料蛋砸向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在場學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無意推翻共產政權,把3人送交北京公安局,3人最後被判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分別判處無期、20年、16年徒刑,被押回原籍湖南,在衡陽監獄服刑。余志堅於2000年獲釋,2009年前往美國獲政治庇護。2006年,喻東嶽服刑16年9個月後獲釋,於2009年前往美國,獲得政治庇護,但據報他因遭毆打而精神失常。魯德成在1998年假釋出獄,2004年往加拿大獲政治庇護。[77]。
5月23日,晚上,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北高聯)由廣場遷回北大總部,以5:4票決定王有才任秘書長。會議決定擴建秘書處、,建立部委班子,並計劃成立財務相關的委員會。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佈,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無一人死亡[73][78]
5月25日,廣場上盛傳趙紫陽被指控帶領反黨,同時胡啟立、閻明復、鮑彤、溫家寶、杜潤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級黨政幹部,據說被點名指為「反黨集團成員」,同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公開接見外國駐華大使,顯示他仍然掌權。
當時身處美、加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的取態備受關注。他在多倫多時說:「學生、知識界和工人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促使加快改革的愛國行動」[79],並稱「要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73] 正因為這一說法,外界當時期望他能以中國憲法上最高機關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嚴令、恢復趙紫陽的職務,但萬里提早結束對外訪問,5月25日凌晨經上海返回,期後以身體不適為由,留在上海治療,並沒有回北京召開會議。
5月26日,新華社發放消息,中共元老陳雲主持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窮、余秋裡、劉瀾濤、楊得志、蕭克、陸定一、姬鵬飛、耿飈、黃鎮、宋時輪等人,會議通過「老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決議」。其後徐向前、聶榮臻表示戒嚴部隊不會對付學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決定。李先念稱,極少數人製造複雜局面,煽動學生反對共產黨[73]。
香港人聲援
5月27日,香港市民為支持八九民運,於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活動持續了長達12小時,共籌得1,200萬港元,入場觀眾人數估計近百萬;活動後,李卓人代表支聯會把100萬元港人捐款送到北京時被拘留,迫簽悔過書,三日後才獲釋,而款項被北京當局全數沒收。
5月28日,星期天,市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剛發佈戒嚴令時的那種疑慮感,街道上秩序井然,大大小小商店又出現了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上午十時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首都高校的學生,從各自的校園出發,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據統計,參加這次遊行的高校超過三百所,人數最多時達五萬人左右,沿途主要呼喊「解除戒嚴」、「罷免李鵬」、「召開人大」等口號[80]。
5月29日,當日,北高聯實行常委輪值主席制度,北高聯通過會議決議,由北高聯常委楊濤、鄭旭光等人從北高聯財務部和北大自治會財務部領取特別費用成立特別糾察隊,製作特別標誌,由北高聯秘書長王有才組建專門糾察隊,設法在6月上旬組織一個全市學生遊行,將學生撤離廣場。專門糾察隊主要是為了控制李錄。
5月30日,早晨,「工自聯」的廣播稱:詼會執委沈銀漢被捕了。另一名叫白宗雄的執委,也被北京鐵路公安分局抓走了。 廣播還說「工自聯」將於上午九時到北京市公安局交涉,要求釋放沈、白等人[81]。
上午,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20餘名師生集體創作高達七米的「民主之神」雕像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82]。十二時整,學生代表發表了「民主之神宣言」。
親愛的同學們、戰友們、同胞們:
今天在人民的廣場,高聳起一尊人民的神像,她就是「民主之神」,我們把她奉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奉獻給廣場上的戰友們,奉獻給全國百萬大學生們,奉獻給全北京、全中國、全世界支援我們這次民主鬥爭的人民……
久違了,民主之神。七十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 為了你,難道我們還要等七十年嗎? 民主之神,一切專制壓迫下人民的渴望。 民主之神,已是廣場大學生和億萬人民民主的象徵。 民主之神,你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 民主之神,你是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 今天你莊嚴地站在廣場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民主運動的大崛起已開始了一個新紀元。 ……
我們堅信,真正的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樹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 這一天會到來的。 中國人把民主之神永遠掛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接着,學生代表、藝術家和市民代表一起給「民主之神」像揭幕,並放了氣球。 中央音樂學院等校的學生進行了現場演出,演唱了「血染的風采」、「歡樂頌」等歌曲,最後,廣場上所有人士齊唱「國際歌」,齊呼口號」[84]。引起天安門管理處不滿,指該位置歷來是重大節日期間矗立孫中山巨幅畫像的地方,學生做法損害國家尊嚴[73]。
6月1日,晚上,劉剛以及外高聯的一些人來到北大,要求成立「全國高聯」,因北高聯、北大自治會大多數人的反對,未果。
[[:]],與城樓上的毛澤東肖像對望,象徵著民主與專制的較量。[85]]]
撤退與留守
當時學生已分為溫和派和強硬路線,部分人主張撤守,一派主張留守。[86] 在局勢日趨緊張下,學生之間的矛盾也日漸突顯。他們的分歧在於:誰負責做總指揮?誰管財務?接下來應採取甚麼抗爭手段?更迫切問題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86] 在學生眼中,誰掌管握廣播中心,就等於掌握了廣場上的控制權[87]
在「撤退」和「留守」問題上,高校學生聯會秘書長王有才認為靜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張盡快先撤回學校,再謀行動,但柴玲等人則認為必須留守,並指控主張撤退的人為「投降派」。當全國各地的學生湧入北京時,不同派別的學生爭相搶奪這批學生[87],而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學生廣播站,也成為佔據的對象。學生領袖封從德(柴玲當時的丈夫,學聯高級領導人之一)說:「大大小小的『政變』,每天總得二、三次。」[86] 在學生眼中,誰掌管握廣播中心,就等於掌握了廣場上的控制權[87]。就在三方僵持不下之際,香港演藝界5月27日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籌得逾千萬元捐款,物資陸續運抵北京,為當時已現疲態的學運注入一支強心針。然而學生的矛盾並未平息。
6月1日是「六一兒童節」,少先隊員無法按慣例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主題隊會和瞻仰紀念碑,但還是有許多家長帶著孩子到廣場來,他們在廣場上受到學生們熱情的歡迎。「學運之聲」播出了給少年兒童的信,表示節日的祝願,希望他們好好學習,為社會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並解釋說廣場上的學生們正在為孩子們的明天在奮鬥。今天,凡是帶孩子的,就可以出入廣場上所有地方,也能上紀念碑。有不少家長帶著孩子聚集在「民主之神」像前拍照留念,廣場上的氣氛顯得輕鬆而愉快。
中午十二時,李祿、柴玲、封從德在紀念碑上召開新聞發佈會,說「今天凌晨四時左右,發生了一起廣場學生試圖綁架『絕食團總指揮』柴玲、封從德事件。」據瞭解,現在廣場上的很多絕食學生對「絕食團指揮部」的擅作主張和財務混亂非常有意見,不少學生懷疑一些捐款被學生頭頭挪用或私自截留,綁架事件的發生即與此有關。
6月2日,被稱為「天安門四君子」的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張撤離的知名人士宣佈在天安門絕食72小時,籲學生和政府重新開展和平對話[73]。
「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願,而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韌,以粉碎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秩序!這種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各界民眾實行戒嚴和軍管的極端荒謬悖理的蠢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使共產黨、政府和軍隊蒙受了巨大的恥辱。」「我們絕食,呼籲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為此,我們呼籲:第一,全社會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間自治組織,逐漸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因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們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第二,通過罷免犯有嚴重失誤的領導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罷免制度。誰上台和誰下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導致獨裁。」……
劉曉波事後指,他們是為了勸退學生才加入絕食,希望令自己在學生之間擁有發言權,料不到這反而堅定了學生的決心;當面對學生高漲的掌聲時,他們也覺得心情興奮,把原先的理智拋諸腦後[87]。
六四清場
清場令下達
6月3日,中共中央調集20萬戒嚴部隊,決定清場,調集的部隊包括北京軍區第24、第27、第28、第38、第63、第65等6個集團軍,濟南軍區第20、第26、第54、第67等4個集團軍,瀋陽軍區第39、第40、第64等3個集團軍,南京軍區第12集團軍,以及空降兵第15軍、炮兵第14師、衛戍第1師、衛戍第3師等。[89] 當天下午4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等召開軍政會議。當晚6時半開始,戒嚴部隊透過廣播器、電台、電視,例如中央電視台等等,發出一則通告:
- 一,三日晚九時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首都公安幹警配合;
- 二,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戒嚴部隊於四日凌晨一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六時完成全部清場任務;
- 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
- 四,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 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特別是北京電視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當天晚上,楊尚昆、李鵬、劉華清、李錫銘、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羅幹等在中南海坐鎮指揮[90],並發出三段《緊急通告》。通告反覆廣播三十多小時,節錄如下:
全體市民們: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91]。
……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92]。希望北京市的廣大人民群眾嚴守戒嚴令的規定,支持軍隊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行動[93]。
……戒嚴部隊指揮部,絕不能置諸不理。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94][95][96]。
木樨地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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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傍晚,北京傳出部隊進城的消息後,天安門以西五公里外的木樨地聚集了數千學生、市民,[97]。有學生指這是軍隊進城的必經之路,要求民眾阻截部隊。晚九時許,三輛無軌電車被人推到木樨地橋上橫著;有人將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在街道兩旁堆起水泥牆,還有人開卡車和三輪車運來磚石。行動由民眾臨時湊合,無人指揮。[98]。
不久後,戒嚴部隊到達,並釋放催淚彈,幾十名戒嚴部隊隊員手持木棒,市民和學生以碎磚作反擊,士兵立即排成一線,操向大橋,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並一邊向市民開槍,響起密集槍聲,有人中彈倒下。部隊前進一段,人們就向後退一段,有民眾大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約十分鐘後,戒嚴部隊穿過木樨地橋,來到二十二號部長樓和二十七號樓之間的北京地鐵木樨地站一帶 [99]。
民眾退到大街兩側的街心花園和樓房之間,以樹叢、建築物作掩護,繼續喊口號狠斥部隊,並投擲石頭;戒嚴部隊士兵推開電車、清除路障,並且開槍還擊。有目擊者事後憶述,哪裡有人喊「法西斯」,哪裡有人扔石頭,部隊馬上用衝鋒槍向那裡掃射。約百名民眾倒在血泊中,由其餘民眾將他們送入復興醫院[99]。十一時許,手握衝鋒槍的士兵、裝甲車、軍用卡車列隊向天安門方向駛去,期間有市民焚燒了3輛電車,以阻截後續部隊。[100]。
在槍聲中,復興門外大街兩旁大樓的居民探頭出來痛罵,也有人扔東西,戒嚴部隊開火還擊,從木樨地到全國總工會約五百米路段,兩旁建築物佈滿大量彈痕。二十二號樓、二十四號樓兩幢部長樓,共有三人被槍殺,其中包括住在22號樓8層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汝棼女婿尹敬,當他進廚房開燈時,被戒嚴部隊的子彈擊中頭部死亡,葬於八寶山人民公墓2區17排12號 [100][101]。
根據香港電台《神州五十年》[102] 綜合所得,木樨地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103]。官方並沒有披露實際開槍時間和死傷人數,陳希同只說部隊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96]。
此時的長安街被路燈照得一片通明,而四外的街道則沉在一片沉沉的黑夜之中。新華門前,站著近百名士兵,有市民怒斥,有的還扔小石,士兵們一言不發。期間有學生想將一名受傷的軍人送入新華門內,士兵立即子彈上膛,大聲喝止[104]。與此同時,第一輛裝甲車以高速衝入天安門廣場,有人向裝甲車投擲氣油彈。裝甲車掉頭再向西單方離去[105]。
6月4日凌晨以後,一輛裝甲車在建國門高速撞向一輛軍車,車上載滿正在與軍人談話的群眾,當場壓死4人,其中3名是軍人,但裝甲車沒有停下,不少人顯得悲憤,一些軍人甚至流淚。[106][107]
進駐天安門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e/ec/Tiananmen20091302.jpg/400px-Tiananmen20091302.jpg)
6月4日凌晨零時1時許,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天安門廣場[108][109],一名裝甲車司機被學生帶上一架巴士並關上門[110]。陳希同後來的報告指,6月4日凌晨以後,有幾名暴徒在復興門立交橋一帶,開着搶來的裝甲車,邊行邊開槍,但他沒有表示是否同一部裝甲車。
凌晨1時,據共青團北京市委《70天大事記》所記,天安門廣場尚有學生、市民數萬人。[111] 1時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再次發出內容完全相同的《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112][113][114]
上萬名的市民和極少部份學生,在聽到《通告》後,開始離開廣場。凌晨二時許,幾十萬人的廣場,只剩下幾千名學生和市民了。[115] 同一時間,大批士兵駐守中國歷史博物館、前門箭樓以北及毛澤東紀念堂以南的廣場上。人民大會堂之內亦有一比士兵候命。[115]
二時左右,十幾名學生和市民提著汽油桶等,試圖點燃停靠在金水橋的軍用卡車,當場被戒嚴部隊抓獲。不久,建國門、東單方向傳來密集槍聲,許多示威者從廣場東北角往人民英雄紀念碑跑。廣場西北角的「工自聯」指揮部也開始撤離。與此同時,在歷史博物館北門外站列待命的士兵,則手持棍棒和沖鋒槍,衝向長安街,封鎖了長安街以東的路段。[116]
當時身在廣場的侯德健憶述,起初以為士兵只用橡膠子彈和木棒,有學生還給他套著棉大衣和塑膠頭盔自衛;但到凌晨2時,兩位醫生和兩位學生趕來告訴他們軍隊是開真子彈[117]。陳清華表示,他與李蘭菊留在廣場東面,目擊一名死者,死者的弟弟是一名中學生,知道哥哥過身後衝出廣場,說要跟軍人拼命。[118]
凌晨2時20分,軍隊開進廣場,施放催淚彈,部隊從廣場南面的前門向中央推進,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102] 凌晨2時半,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將留守的學生圍在中間,部隊停下待命。[119] 凌晨2時45分左右,上述的中學生被抬回廣場急救,大腿動脈中槍,最後在廣場上流血不止而死。其後李蘭菊暈倒,北京學生將她和陳清華強行送到醫院,發現醫院到處都是死傷者。
四君子勸諭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6/68/%E4%BA%BA%E6%B0%91%E8%8B%B1%E9%9B%84%E7%BA%AA%E5%BF%B5%E7%A2%91.jpg/220px-%E4%BA%BA%E6%B0%91%E8%8B%B1%E9%9B%84%E7%BA%AA%E5%BF%B5%E7%A2%91.jpg)
File:PLA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19890604.jpg前的軍人,及地上的燃燒物[120]]]
3時左右,封從德表示,約3000至5000名學生圍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112][121],此時正絕食的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決定勸學生離開,並在廣播中說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喚醒人民,讚揚學生不畏死的精神。劉曉波等人發現有學生之前從軍隊搶來的槍支,要求立即砸毀槍械,並命令學生必須堅持非暴力原則,否則解放軍就會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學生開槍。[122]
根據戒嚴部隊指揮部記錄,3時45分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人坐著救護車從紀念碑那邊開過來,舉著雙手,要求談判,部隊派出一名團政委與他們接觸。侯德健等人說,願意帶領廣場上的學生撤出,要求解放軍不要開槍,並讓他們組織隊伍撤離,團政委隨即回來向領導匯報。
4時正,清場時間到。廣場上全部關燈。戒嚴部隊發出廣播,內容說:「我們呼籲,全體市民和全體同學,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123]
等候在馬路邊的侯德健等人拚命大叫:「我們是侯德健!」「我們是來談判的!」「千萬不要開槍!」不到3分鐘,團政委回來告訴侯德健等人,政委說,「總部同意你們的請求。請你們立即帶領學生撤離廣場,往廣場南口撤。時間很有限。我們不會開槍。」聽完答覆後,侯等四人立即趕回去。[124]
示威者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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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時關燈時,廣場上亦陷入恐慌。戒嚴部隊指揮部同時播放「清場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這時,紀念碑上的學生,用被子、木棍、帆布等物點起了幾堆篝火,人群一起高唱國際歌。[125]
根據封從德、侯德健憶述,當時學生正以「聲音方式」投票,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兩把聲音旗鼓相當,但考慮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聲呼叫,學生領袖認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離開[126][127]。同學和市民、工人、市民糾察隊、北京的同學撤到海淀區去,往中關村走。[126]
當時大批戒嚴軍手持衝鋒鎗指向紀念碑。根據學生憶述,當時一批手持木棍、電棒的武警和軍人衝上紀念碑的第二層、第三層,追打學生,不少學生被打至頭破血流。學生於是被迫向下層逃走。同時,大批坦克車和裝甲車由天安門衝向紀念碑, 將廣場上數百個帳篷營幕撞毀輾平,民主女神像也在此時被輾毀[128]。
4時20分,廣場再次開燈,戒嚴部隊再次發出廣播說:「同學們,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現在清場。我們同意同學們的呼籲,請同學們立即撤離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指揮部,六月四日。」並且重覆廣播。[123]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c/c3/Fang_Zheng_at_20th_anniversary_of_Tiananmen_Massacre.jpg/220px-Fang_Zheng_at_20th_anniversary_of_Tiananmen_Massacre.jpg)
約凌晨4時45分,學生開始撤退。在學生糾察隊手拉手的維護下,大批學生舉着校旗唱着「國際歌」撤離,期間不時喊「血腥鎮壓!」「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畜生!」。[129] 5時20分,天色已明,廣場仍有約200名示威者不肯離去,坦克陣堵住了廣場的通道。這批人不斷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戒嚴部隊反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並向天開槍鎮懾。約5時40分,清場過程基本結束。 [130]
4日清晨,群眾又在木樨地重新設置路障,阻擋軍車,有人怒罵士兵,有人向軍車扔磚頭。木樨地、北蜂窩、公主墳一帶,很多市民都出來了,不少人圍著軍車訴說。軍人木然地坐在卡車裡頭,毫無反應。10時半左右,有人點燃衣服,扔向一輛指揮車,隨後更多市民加入,數十輛軍車被燃,軍官命令部隊全部撤離。[131]。復興醫院門外聚集著一群人焦急詢問親人下落,醫院外貼著一張死亡者的名單,列出42人;附近的鐵路醫院公佈的死者名單有23人,郵電醫院則有16名死者。[132]。直到下午四時,復興醫院停屍房向公眾開放,約數百人去領屍,屍體滿在停屍房內外,有的用白布蓋著,有人在醫院門外燒衣紙 [132]。
清晨時份,從廣場撤退的學生沿途受到市民的歡呼。約6:15,一隊學生從天安門轉入長安街,到達六部口時,離黨政中樞機關只有50米的地方,三輛坦克衝來,發射催淚彈,許多學生被碾,馬路邊有十一人死亡,多人受傷。[133] 其中一名受害人方政,雙腿被坦克壓輾壓,後被送到北京積水潭醫院搶救。[134],2009年他在美國安裝上智能假肢,呼籲尋找六四真相。[135]
清場後
輿論的震動
胡耀邦逝世時,正值戈爾巴喬夫訪華,標誌著中蘇關係解凍,北京因此吸引了全球主要媒體進駐,卻適逢期會,遇上全國學潮,並以衛星和電話直播事件,令這次學生運動比過去的天安門事件,更受到國際注目和同情。
隨着事態發展,政府命令北京旅店停止轉播CNN,並命令外國媒體關閉衛星傳播。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資深新聞記者Dan Rather在現場新聞報道時,在政府官員監視下,被迫終止發信衛星信號。[136] 六四清場後,警察也搜查記者的膠卷,以防照片流出。其中一名拍攝王維林阻檔坦克前進的記者Jeff Widener指,當他在北京飯店5樓拍下該場面後,立刻把膠捲藏在馬桶蓋下。不久,警察進他房間搜索,沒收了部分膠捲,他的膠捲則是由一名美國學生藏在內褲,偷運給美聯社出版。[137]
除了境外媒體時,不少與中共有關的媒體對學生亦予以同情。
6月4日早上6時25分,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播音員陳元能當晚這樣報道[138]:
這裡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着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鑑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139]
英語部的節目負責人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吳學謙的兒子吳曉鏞。事情發生後,吳即被調離、審查,整個英語部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140]
6月4日早上,《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亦一則題為「北京這一夜」的消息:
本報6月4日凌晨五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為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141]
國際新聞選用南韓光州事件,標題為:「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報道波蘭局勢時,標題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題為「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關於中東局勢,題目則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會和體育版則分別報道「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一條關於殘疾人運動會的報導,標題為:「不能被征服的人」。[142] 事後《人民日報》總社長錢李仁和總編輯譚文瑞都被撤職,編輯吳學燦被判入獄四年。
此外,6月4日當日負責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主持的張宏民、杜憲着一襲黑衣、以沉痛神態廣播。此後不久,杜憲與另一名同情學生的主播薛飛被調離新聞聯播節目組。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廣播電影電視部一名副部長因「支持動亂」、帶領中央電視台等部門工作人員示威遊行被撤職。
五日至九日
6月5日清晨,大量坦克駛入長安街,一名被稱為王維林的人試圖阻擋坦克車隊,爬上坦克並與坦克乘員對話,他隨後被其他市民接走,但有人認為帶走他的人是便衣警察。[143] 有目擊者指上午9時多,鬧市口中街有小學高年級生中槍。[144]
6月5日,北大自治會決定學運轉入地下,並準備於6月25日在北海公園開會,但因形勢急轉直下,未果。同時,鑑於北京的嚴酷形勢,謝健、王有才、蔡健等人委派馬學理代表王有才去上海發展,看看學生運動的主力是否能轉移到上海、廣州等南方城市去。 [12]
6月5日,戒嚴部隊先後發出兩段《緊急通告》:
「凡在這場反革命暴亂中參加打砸搶燒殺等犯罪活動者,必須立即向公安機關和本單位領導坦白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凡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支彈葯者,必須將槍支彈葯立即送交公安機關,不得隱匿或擅自處理。」
「不要聽信和傳播謠言,發現造謠者要立即向本單位和公安機關報告。」「遇有暴徒進行其他犯罪活動,要記下暴徒特徵,立即向公安機關報告。」[145]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c/Wikisource-logo.svg/38px-Wikisource-logo.svg.png)
後來戒嚴部隊提供舉報熱線,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
6月6日《明報》頭版報導「李鵬中槍」[146],指有年青武警軍官於人民大會堂內射殺李鵬並身亡,後來被證實為誤報。同版新聞還有「北京兵變,互相開火,四路大軍圍攻二十七軍」、「死十萬人也要再殺」、「盛傳鄧小平病逝」等等。後來張健波指出,當時很多信息是無法核實的,有些根本無從判斷真假,而且很受當時的情緒牽動,不止是編輯室的,而是受整個社會的情緒牽動。[147]
6月6日下午,袁木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其中張工指出「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半至五時半,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148]
6月8日,柴玲逃亡後發出錄音,指解放軍向廣場紀念碑開槍,並說坦克施放毒氣、輾壓撤退學生,有的「還在帳篷裡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餅」,此說法事後被強烈質疑[149] 柴玲最後指「以楊尚昆、李鵬、王震、薄一波為首的偽中央,滅亡的日子不遠了,打倒法西斯!打倒軍人統治!人民必勝!共和國,萬歲![150]」。
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層沉默一星期,全國謠言滿天飛,有說爆發內戰、領導人身亡,全國仍有示威。[147] 直至上午,鄧小平在黨政高層陪同下,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
通緝與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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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公安部發出「關于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通緝民運人士[151],清算由此開始。當天公安部通緝方勵之、李淑嫻;翌日通緝「高自聯」21名骨幹學生,其名單先後為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及熊焱[152][153]。14日,通緝工自聯的韓東方、賀力力、劉強等。
6月17日,8人被指放火搶劫被判死刑。[154] 19日,工人領袖韓東方從河北省回京自首[155],他說可能是當局搞錯了一些事情,所以主動回去投案自首。[156] 22日,國家安全部指一批國民黨特務插手學潮,繳獲大量罪証。[157] 24日,公安部亦通緝嚴家其、包遵信、陳一咨、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158]。
香港適時發動黃雀行動,多年來營救約300名民運人士。他們主要經深圳蛇口、沙頭角、南澳鎮、惠東、汕尾等地抵達香港,黃雀行動成員再聯絡港府和各國使節安排接收。由於行動敏感,時任港督衛奕信派出副政治顧問柏聖文(Stephen Bradley),直接跟黃雀高層聯絡,並列作A級最高級別的機密。其中一次,有4名上尉至少校的軍官身穿軍服和手執衝鋒槍,倉卒逃至香港,一天內即被送往英國。當時明愛捐出衣服,林鉅成、蔡元雲醫生為民運人士義診,香港電訊供應手機讓他們撥打長途電話。1989年10月,黃雀行動成員黎沛成和李龍慶在湛江營救援王軍濤和陳子明時被捕。1997年回歸前,香港入境處抽調一組特別調查科成員處理仍未出國的個案,所有行動才正式結束[159][160]。
截止6月30日,上海有143人向公安自首,273人被捕,並聲稱「破獲三個反革命集團和二起台灣國民黨特務案」。上海「高自聯」骨幹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戰(又名張才)在虹橋機場出境時被捕。黑龍江、吉林、遼寧拘捕612人;陝西、山西、內蒙、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地亦1979人,其中貴州更宣稱抓獲流竄犯罪6035人,摧毀團夥222個。這些拘捕人士與「六四」並無必然關係,但因碰上嚴打嚴審的時期,量刑也被增加。相對來說,在大清算中,廣東、海南以及廣西處理較為寬鬆,對幹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處理相對輕。。[158]。美國《維權網》更指出:各地法庭則依據共產黨的政策「從重從快」判決了一批社會上的「動亂暴亂分子」,一些人遭到處決並在6月10日起陸續以新聞方式告之。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161]
此外,根據《紀事》[162],北京自6月3日至6月30日,投案自首的人數達292人,數目遠高於通緝名單的31人,亦收繳了224支槍支,37495發子彈。6月30日陳希同發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96],指出受毀軍車有1000多輛,裝甲車60多輛,警車30多輛,公共汽車120多輛,其他機動車70多輛。官方影片甚至可以看到被燒毀的車輛排滿街道[163]。
其王丹於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獲釋,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提前獲釋,流亡美國。[164]王有才8月19日在溫州被捕,判刑四年,1991年11月提前獲假釋,但1998年因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判11年,2004年以「保外就醫」名義流亡美國。[165]
新領導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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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串清算中,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亦正式確立。6月16日,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楊尚昆、萬里在鄧小平家中開會,鄧小平宣布建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166] 中共中央亦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正式免去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等人職務,同時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67]
李鵬同時主持趙紫陽批判會議,遭趙紫陽逐一駁斥[168]。雖然趙紫陽此後不能再露面,但這次政治遺言仍確立他在民主運動中的地位[169][170]。6月25日,《人民日報》頭版以紅色大字發行,標題為「黨的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會」,副標題長達172字:「審議通過李鵬代表政治局提出 關於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報告 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委 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書記處書記 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 中央委員和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 免去胡啟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 書記處書記職務 免去芮杏文,閻明復的書記處書記職務 全會之前 中央政治局舉行了擴大會議 為四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必要準備」。[167]
六四死難者
關於死傷情況,各方報告相當懸殊,爭議性很大,一直都未有明確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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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目前共紀錄了186人死亡[171],有傳袁木稱六四沒有死一個人只是誤解。[172],《天安門文件》稱當時中國紅十字會報告有2600人死,但在政府壓力下撤回報告;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出版的《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指死亡人數為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軍隊死亡14人;鮑樸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則以北京衛生和公安等部門資料指,共313人死,當中有23名官兵。《世界日報》(2008年6月4日)引述楊尚昆指死者超過600人。[173]
柴玲出逃後曾發表錄音說:「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但是在廣場最外層的工人自治會的人,他們統統都死了,他們最少有二、三十個人。聽說在同學們打算撤離的時候,這些坦克、這些裝甲車把帳蓬,灑了汽油,還有同學們的屍體,統統都焚燒了。往後就用清水去灑地,廣場就不留一點痕跡。直到柴玲於1997年5月下旬曾到香港。接受傳媒訪問時,間接承認並未親眼看見坦克車輾學生和射殺,而她的之前錄音言論也普遍被認為有說謊和誇大成分。
1995年10月,廣場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的訪問首次播出[174],他說當天留守至6時半,沒看見有人死在廣場。「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輾壓學生、撒退的人群等等,那麼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那麼我不知道別人在哪裡看見,我是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有看見,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那麼,如果我們真的需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那只不過是滿足了我們一時泄恨、發泄的需要而已,那麼,這個事情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也許你的謊言會先被揭穿,那麼之後的話你再也沒有力氣去打擊你的敵人了。」根據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官方錄像片段,經侯德健勸籲下,學生最後完全撤出廣場[175]。
唯一肯定是,所有學生領袖及知名人士全部健在及部分逃到國外[176],死者中亦不包括當時採訪的境外記者及從海外到場聲援的學生。[177][178]
時任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稱,自6月1日起,「戒嚴部隊戰士」負傷6000多人,死亡數十人,有3000多名非軍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又指示威者用鐵棍、鐵鏈、菜刀、燃燒瓶、噴火器攻撃破壞[96],長安街有軍車司機被打死;西單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軍人被打死,屍體掛在焚燒中的公車。崇文門過街天橋上,一名士兵被人從橋上扔下,被澆上汽油燒死,一名士兵的屍體被懸掛於阜成門立交橋的欄桿上;翠微路口,軍車被人投擲燃燒物,6名軍人燒死。[179] 一名市民因對外國記者講述六四事件軍隊殺人,片段被政府在衛星上截取,在中央電視台發動群眾檢舉,該人最終被判十年徒刑。[180]中國曾公布的軍人死者名單包括劉國庚、崔國政、李國瑞、馬國選、王錦偉、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楝國、王小兵、徐如軍、臧立傑等人[181],他們死後獲國務院、中央軍委追授「共和國衛士」稱號。2006年,在四川死亡的周國聰,其母獲政府發放「困難補助」。[182]
2011年6月,六四事件22周年前,一份由維基解密泄露出的由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發出的電文稱,當晚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未發生屠殺事件,但是軍隊在向天安門行進的過程中有鳴槍示警驅散抗議人群的行為。英國廣播公司記者邁爾斯也承認他當年的報道「給人錯誤的印象」,實際上「天安門廣場並沒有屠殺發生」。[183]
此外,2009年5月25日香港電台鏗鏘集拍攝郝致京、袁力、段昌隆和王衛萍四名死者的墓地,其中郝致京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袁力之墓寫著「故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段昌隆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難」,王衛萍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遇難身亡」;該墓園地段特別安裝了閉路電視。
來源 | 公報年份 | 發佈人 | 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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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受難者名冊》 | 1994年 | 天安門母親 | 確認的共186名,名單包括42名大學生、15名碩士博士等研究生、8名中學生。其中4人於六部口被坦克壓死;2名學生在廣場上被射殺,當中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在廣場中心的國旗杆下被射殺;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被殺,名單亦有一名匿名的新華社記者。[184][185][186] |
《天安門文件》及《中國六四真相》 | 2001年1月 | 張良 | 中國紅十字會曾報告稱有2600人死亡但數字在政府壓力下迅速撤回[187] |
《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 | 2009年5月20日 | 張萬舒(時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 | 引述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此事件死亡人數727人,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軍隊死亡14人。張萬舒根據史料和官方媒體,記錄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的情況。[188] |
《李鵬六四日記》 | 2010年 | 鮑樸 | 引述北京衛生和公安等部門,死亡313人,其中42名是大學生,官兵23人,但天安門廣場上則沒有人死亡。[189] |
《死亡調查》 | 1992年 | 卜正民 | 據各方統計,北京13家醫院的死者共479人。[190] |
反應
六四事件後西方各國一致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且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國決裂,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復交,聯合國並考慮將中共除名,恢復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席位。但持續不到一年,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現實情況,在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的情況下,1990年,部分國家陸續恢復了和中國的接觸和正常經貿關係,1989年以前的進行的軍事合作則被全面中止。 [191]
六四事件發生的消息傳到歐洲,波蘭反對派團結工會在同一日大選之中獲勝,標誌著東歐劇變的開始。[192]
影響
事件定性
中國政府對事件的評價從「動亂」演變成「暴亂」,隨後又降為「風波」。其中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為「社會動亂」;六四戒嚴指揮部清場時稱為「反革命暴亂」;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稱為「嚴重的政治風波」,後統一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十餘年來黨政領導人幾次公開面對海外媒體對「六四」平反問題的質詢,但並未正面評價當時的措施。
事件被中國政府刻意淡化,至今仍嚴格限制有關六四的議論,對死難者家屬的私人悼念活動也進行干預,每年6月4日前後天安門廣場亦會加派警力[193]。2005年趙紫陽逝世時,官方新聞稿也沒有觸及「六四」二字,只說趙犯了政治過失。至今六四事件仍是中國的政治禁忌。
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紙《人民日報》的官方網站人民網也有對「1989年政治風波」的簡要描述。[194] 另外,在中國各高校必修[195] 的政治課程《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一書中,對於此次事件也有較為簡略的敘述[196]。
2009年5月19日,中國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問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看法時,發言人馬朝旭措辭謹慎地說:「關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在中國發生的那場風波和所有有關問題,我們黨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確的結論。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實證明,我們所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聲。」[197] 香港立法會議員大膽的批評政府的官方說法,指他「有錢便可殺人」。[來源請求]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是民間不滿官方對六四事件的評價而作出的要求。自事件發生以後,此呼聲一直存在,週年時尤甚明顯。而於2002年6月,當時為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曾謂六四不平反,則沒條件談兩岸統一;文化局長龍應台則表示,六四不只影響中國的命運,還有世界秩序的重建。[198] 至於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運的組織——「天安門母親」就要求中共徹查事件真相、正面評價八九民運、釋放被囚民運人士、就事件負上責任、向公眾道歉、向死者家屬及傷者賠償等。[199]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據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近年來溫家寶已在三個不同的場合的中共高層的秘密會議上,提出過「重評六四」的建議,但是每次都會遭到在場部分官員的反對,薄熙來是其中反對最激烈的官員之一。[200]
經濟改革
1989年中國已實施門戶開放政策滿十年,外界關注六四後中國會否收緊經改步伐,當時李鵬主張把每年增長壓縮在6%,32名資深黨員更建議取消所有經濟特區,但鄧小平指:「意識形態取代不了米。」1992年鄧小平到深圳、廣東、珠海及長江三角州一帶「南巡」,表明繼續維持改革的方向,並說:「低速度就等於停步,甚至等於後退。」
南巡促進了國內的改革進程和社會發展,當年GDP增長即達到了最高的12.8%,並且從此一直保持了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發展速度。他亦把胡耀邦和趙紫陽下台的原因,歸究在「政治犯錯」,而非他們加速經濟成長的方法。迄今為止,中國大致保持經濟開放、政治保守的格局。
意識形態
在加速經改的同時,鄧小平開始調整中國的意識形態,扭轉傾倒西方民主的思潮。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自此「走向富裕」成為六四後最顯著的思潮,「發展是硬道理」成為壓倒一切的方針。
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亦得到政府的支持[201]。1993年中國申辦2000年奧運,期望在這個具象徵意義的年份展現新中國的氣象,加強國人的自豪感,隨著北京敗於悉尼,中國政府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轉化成對他國的控訴。中國民間的反美、反日情緒,讓國內不滿情緒透過民族主義宣洩;中國一直否認有關指控,但在六四後,民間於千禧年前後出現的最大遊行,分別針對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以及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等國際議題。
原先使用的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完全沒有描述六四。北京學者陳子明翻閱了自己兒子的高中歷史課本,發現這段歷史已經消失了:「從82年的立憲,又講了84年的民族區域自治法。再下來就一下跳到1998年的村民村委會組織法。」有人認為這種做法實際上完全違背了司馬遷所開創的修史傳統。六四死難者的家屬丁子霖認為,「教育家和歷史學家這樣描述記錄歷史,誤導下一代,無疑是一種犯罪。無論搞教育的人來說,還是搞歷史的,從事歷史專業的人來說,真的,這都是一種犯罪。日本人殺害了很多中國人,應懺悔。但是我們自己對自己同胞的殘害,北京大屠殺,六四大屠殺,又是20年一貫制地掩蓋真相。這是犯罪,政客在犯罪,這麼多搞教育的人,搞歷史的人,為了同當局保持一致,太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也是對歷史的一種犯罪。」[202]
現行的中國一些修訂後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在文字中簡要提到了六四,沒有進行詳細的描述,「1989年發生嚴重的政治風波,有人對改革開放存有疑問,對社會主義的前途信心不足,對黨的基本路線產生了動搖」[203]。在實際教學中,歷史教師對此會進行講解和補充,但程度不一。
改革危機
六四事件後,不但沒有讓中國民主自由,反而讓中國國內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抬頭,在當時對改革開放繼續進行下去構成了很大威脅,並使改革開放面臨着中斷夭折的危險。中國政府也加大了對本國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的控制。中國共產黨形象跌入谷地,導致大批外資撤走和移民潮,經濟也受到國際社會制裁。
政治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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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運動,反腐敗,反官倒的運動被鎮壓,共產黨為了延續自己的統治,不得不做出改正。六四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對「七項原則」,其中包括根除腐敗以及黨內裙帶關係,隨後2年實行不同條例以限制官員們範圍廣泛的特權:新年宴會降格為茶話會;旅行受到限制,不許在風景勝地召開會議(其後有關建議於9月生效);禁止公車私用,購買昂貴的進口轎車;削減年終獎金和發放物品等。儘管這些措施有一定成效,但有看法認為這類措施因為是共產黨自己設定,自己監督,所以根本就沒有辦法做到公正。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門公車私用,購買昂貴進口轎車的現象仍然嚴重。腐敗現象依然大量存在,多名中國貪官逍遙法外。近年來,也有很多貪官污吏在任職期間利用權力之便,將自己的家屬移民到美加澳等國,取得國籍。隨後將自己的貪污贓款以家屬合法收入或以海外投資等方式,轉移國外。這些官員一旦覺得自己的貪污行為就將敗露,就會以投親名義(有的官員甚至在任職時就取得了海外居住權),逃亡海外,逍遙法外。相關內容請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貪污案件。
1992年人大會議討論長江三峽工程,雖然方案得到李鵬及多名老幹部支持,但2588名人大會議成員投票時,贊成票僅得68.27%,共1767票,有177投反對票,644人投廢票,數人甚至棄權,這一情況自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立國後所僅見。同樣地,人民過去選舉地方幹部時,大多依從中央指定的候選人,但有幾個地方卻自行選出更受民眾歡迎的代表。少數農村開始實行由村民選舉領導人的方法。2001年2月14日,遼寧省瀋陽市人民代表大會否決了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2000年工作報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204]然而,2000年後,政府的管制仍然嚴格,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
自由管制
在大部分情況下,媒體不得刊載六四內容,六四後有北京市民曾公開接受西方媒體採訪,譴責軍隊屠城,中央電視台輯錄了該片段,並呼籲全國尋找這名反動份子,該市民最終被捕並判刑。大部分民眾在事後保持沉默,不願發表對六四的任何意見。許多中國80後的年輕人不知道有此事的發生,一些人甚至因文章中出現「六」「四」或「6」「4」等相關數字而受到牽連[205]。
谷歌、雅虎等海外網站的中國版受到中國政府的壓力,不得不屏蔽一切有關六四及其他政治敏感的網頁,甚至退出中國,而中國最大的中文搜索百度所有網站,媒體就直接屏蔽64學生事件的相關字眼。中國政府試圖讓歷史漸漸淡忘,2007年6月4日,《成都晚報》的一個年輕女職員因未了解六四事件的相關歷史,當有人要刊登「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並且告訴她是一個礦難。她就批准刊登了。結果導致一名副總編輯,二名編輯,和《成都晚報》廣告部四名職工全部被解僱[206];2008年的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被央視網體育頻道的一個新聞描述為香港市民悼念汶川大地震死難同胞[207][208];2008年7月24日《新京報》刊登了一張六四事件照片遭下令在市面全面回收。[209]
在嚴格的媒體管制下,中國政府一直宣傳六四事件是外國勢力混入學運,意圖挑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外國勢力」藉助民眾熱情,配合中國一些政治人物,以圖利用學生推翻現政府從而掌權,建立一個順從於西方社會的政府。蘇聯解體後,部分民眾也認為如果沒有平定動亂,中國也會像蘇聯般瓦解。國內也有一定數量的聲音認同「穩定壓倒一切」,批評激進的學生只會令社會不穩。[210] 當論述中偏離這一觀點時,言論一般會受到封殺。
然而多年來不斷有人突破限制,通過各種渠道表達對六四的看法。最早披露SARS爆發的蔣彥永因為在2004年上書中國人大要求為六四正名,從而被軟禁後加以監視。[211][212]
2009年,六四20周年來臨前夕,同時又將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國慶慶祝儀式,「中國政府加緊了對異議人士的控制」[213]。
為應付中國網絡審查,對於六四學潮的寫法,在互聯網上為了避免屏蔽網民也會用VIIV(羅馬數字,VIIV = 64)、8平方(82= 64)、5月35日等名稱,以避免觸動防火長城。[來源請求]
群眾運動
六四後中國調整了一系列應付群眾運動的措施,89年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事件絕跡。江澤民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我們應當從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訓,正如中國一句諺語所說的『吃一塹,長一智』。」他指防暴應由警察負責,而非軍隊,有必要進行更好的防暴訓練,並使用橡膠子彈等非致命武器。
1999年,北約炸毀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後,北京出現自六四後最大的示威,政府沿路派出警察維持秩序,並未有攔阻示威人流;2005年北京反日示威上,政府亦依這一方針處理。中國官方稱這些遊行為愛國主義[214][215],外界質疑這是中國政府在將矛頭轉以民族主義表達。[216]
但迄今,中國仍未解除對示威的限制,全國各地屢有發生「群體性事件」,少數釀成嚴重的衝突,但大部分事件都沒有報導,少數被曝光的則受到各級政府的限制及誘導式的報道,例如以「不明真相的群眾被『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煽動」等用語予以概括,有大量失實成分。但近年來由於社會輿論尤其是互聯網輿論的發展,一些示威開始得到了大量報道,例如「石首事件」。迄今為止,並未有如六四事件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的示威事件。
香港反應
政治分水嶺
香港是當時境外地區中,對六四事件投入最深的地方,大批市民捐款給學生,媒體天天報道。相比內地各省市的政治訴求,六四在香港更像一場民族醒覺運動,這是香港開埠以來的政治活動中,不少人深信改革開放最終帶來自由民主,實現百年現代化之夢。
當時香港民間發起了一次超過一百萬香港市民參與的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六四遊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政治活動。當六四鎮壓消息傳回香港時,市面彌漫一片陰霾。一些電影院、酒廊、影視租賃店和娛樂場所因市民不出來消費而被迫結業。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10年後,在香港留下的美好憧景,消失殆盡,恐共情緒蔓延全港。2009年當香港亞洲電視首次播放中國中央電視台節目春節聯歡晚會時,惹來全港市民強烈批評,其原因是於六四時才首次廣泛觀看到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內容,特別新聞聯播依然勾起香港市民對六四的聯想。
原本傾向中國政府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在六四後與政府分道揚鑣,埋下香港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不信任,其中香港主要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民主黨前身之一)由此誕生,而過去一直強烈支持中國政府的知名人士如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亦成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
六四亦令改變了大專團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的政治取態,由親北京立場變成拒共,並主導香港的學運方向。親北京陣營在商人資助下成立「學協」,意圖改變學運的方向,但至今仍未能超越學聯的角色。
六四亦引發大規模的移民潮,在六四後數年,平均每年近5萬人移民海外,一些像佛得角等小國也在雜誌上刊登廣告宣傳該國護照可供申請。甚至香港市民前往中國旅遊的意願也大減,有專辦中國遊的旅遊公司更因此倒閉,同時也使日韓旅遊生意於89下半年有所增加。
至今,六四事件在香港仍然是一個敏感話題,每當有政客嘗試合理化鎮壓行動時,都會引起輿論及全港市民強烈反應。每年6月4日晚上,香港市民仍會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每年參與人數仍達十萬之間。
六四包袱論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曾在不同場合呼籲港人要放下「六四包袱」。[217] 2009年5月19日,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回應立法會議員對於平反六四的動議時指,六四事件發生已有20年,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並聲稱「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的整體意見」。這些論述每次均引起強烈反彈,「曾蔭權不代表我」成為一個流行說法,不少人質疑如果可以忘掉六四,是否也可以忘掉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侵華歷史?最終曾蔭權承認自己用詞不當,並向全港市民道歉,這次曾蔭權的言論後,2009年六四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達至破紀錄的十多萬人。[218]
除了政客言論外,香港每年六四前夕,均成為政治敏感時刻。2010年六四前夕,支聯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辦「天安門屠殺」展覽,結果食物環境衞生署指展覽未取「公眾娛樂」牌照,勒令支聯會取消活動,警方隨後拘捕13名支聯會成員和沒收民主女神像,事件引起社會強烈反嚮,質疑「天安門屠殺展」怎可能是娛樂活動。在社會強烈壓力下,警方最終交回民主女神像。[219][220][221]
每年六四,香港立法會均會提出平反六四議案,這傳統於1997年5月21日由立法局議員司徒華提出,當時以29對1之大比數通過,表示立法局認為「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必須平反」。[222] 主權移交後的1998年起,泛民主派議員每年均提出平反六四動議,辯論議案時親共議員多數離場逃避,雖然支持票數是多於反對/棄權票數,但由於議案要「分組點票」,而且其中一組(功能組別)多為反對平反六四的親共派,故此議案連續13年遭受否決。
2007年香港民建聯時任立法會議員馬力否認六四是「屠城」,又說用一隻豬來測試坦克屠殺學生照片的真實性,引起社會爭議和炮轟他冷血。馬力在事後承認所用的例子過於輕佻,願收回部分字眼,但無意收回觀點和道歉。[223]
教科書爭議
1994年,香港首次有兩間出版社文達及齡記在香港中學會考歷史教科書內加入六四事件的內容,但時任教育署長黃星華建議刪除。他在書面聲明中指:「發生於20年內,特別是尚未有足夠的時間,待有關事件獲得客觀的分析、鑑定和評估,才能落實,相隔20年的時間應是一個合理的界限。」黃星華的言論引起教育界、學者及政界人士的不滿及抨擊,質疑他干預教科書及掩飾歷史真相,當時的港督彭定康亦要求黃氏檢討是項決定[224]。
05年,香港新編中史會考課程正式將「六四事件」加進近代史中,但篇幅僅由30字至100字不等,用語如「群眾的行為超越了政府的容忍限度」及「中共中央認為這是有人從中挑動」,並以「政治風波」及「學潮」形容事件,都較為接近中央定性的用語。其中三本教科書以「清場」形容中央處理「六四」的方式,文達的教科書則僅以一句形容事件-「最後政府軍隊干預方告平息」,而四本教科書均未提及平民死傷情況[225]。
2009年5月4日,中學會考歷史科公開試首次提及六四事件,題目問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誰,以及六四事件發生及其背後的「價格闖關」、「官倒」現象在何時發生,問題僅是資料性質,沒有要求學生分析。有考生在網上討論區批評有關試題以偏概全,考評局有意掩飾「六四事件」的真相[226]。
中國媒體形容的六四事件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媒體避諱提及六四事件,但依然零星提到六四事件,此段敘述中國媒體所交代的六四事件。
就在蘇聯走向解體、東歐發生劇變的同時,在「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227]影響下,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國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228]
原因
由於「認為成名的時機到了」,訪美學者劉曉波提前返國,是六四事件的「主要煽動者」。[229] 鄧小平認為,六四事件時中國共產黨沒有出問題。[230]六四事件前十年最大失誤在教育,特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231]六四事件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232]
朱鎔基認為,六四事件是因為暴亂者「要民主,不要法制」。[233]
過程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多數常委認為,不能退讓,應該反對、制止動亂。趙紫陽,堅持退讓。[232]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232]
5月19日晚,李鵬呼籲:絕食學生立即停止絕食,離開廣場,接受治療;停止遊行活動,不要對絕食學生進行「聲援」了;楊尚昆說,為了「維護首都的社會治安,恢復正常秩序,我們不得已,從外地調來了一部分人民解放軍部隊。這完全是為了協助首都武警、公安幹警執行任務,絕對不是針對學生的。」[232]
5月20日,李鵬簽署戒嚴令。[232]
5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發布告北京市市民書。[232]
5月31日,鄧小平指出,要向人民作出交代:[232]
第一,要改換領導層。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有一個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確定新班子成員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要看到這個大局。 第二,要扎紮實實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一定要取信於民。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幹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第三代的領導要取信於民,要得到人民對這個集體的信任,使人民團結在一個他們所相信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周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不能動搖。這一點我任何時候都沒有讓過步。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關鍵在領導核心。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裡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232]
6月3日凌晨,部分解放軍戒嚴部隊進駐重點保衛目標。[232]
6月4日凌晨4時半,戒嚴部隊開始對天安門廣場實行清場。約5時左右,廣場上的學生開始撤離,戒嚴部隊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至5時半,整個清場過程結束。[232]
六四事件時,一些學生拿着某國家領導人打高爾夫球的圖片,以此證明這位領導人的腐敗。[234]
6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232]
6月7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表《關於嚴明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通知》。[232]
平息
鄧小平認為,改革開放讓「我們」闖過六四事件,也是改革開放讓中國在六四後能穩定。不然就亂,亂就打內戰。 [235]李慎明認為,六四事件說明,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是完全正確的。[236]海軍後勤部政治部原主任王新武認為,「這場政治風波真的讓人擔心,要不是鄧小平他老人家出來維持局面,可能就真亂了。」[237]
影響
六四事件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中斷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談判。[238] 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開始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國家的政府及其媒體「大肆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人權,並預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很快就會垮台,此即中國崩潰論。美國及西方輿論更是認為蘇聯的今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天。[239]隨後西方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了政治孤立、經濟封鎖等一系列打壓手段。[240]從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美國、西歐、日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了制裁措施。6月27日歐共體理事會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228]。7月16日,西方七國集團首腦會議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層的互訪,停止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推遲國際金融機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新的貸款[228]。法國制裁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導致兩國關係跌入低谷。[241]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WTO這樣一個國際市場經濟問題政治化,談判嚴重受阻。[242]跨國公司逆國際制裁之風相繼而來,形成了跨國公司外交態勢。[243]六四事件兩年半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制裁基本結束。[244]
六四事件後,美國的媒體在引導美國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負面看法方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45]1989年3月蓋洛普民意調查的結果表明,當時有72%的美國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心存好感。3個月後根據《洛杉磯時報》調查表明,78%的美國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懷有惡感。[246]
西方和「達賴集團」利用六四事件推動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247]
《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是根據六四事件等環境發布的。[249]
後續
1993年,正值六四事件過後不久,人們剛「從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和衝擊中解脫出來」。[250]
凱特林基金會在促進中美兩國軍事交流和打破六四事件以後雙方外交僵局等方面起着有效作用[251]
1999年,朱鎔基認為,中國有了足夠的民主,六四事件不會再發生。[233]
二十周年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e/e5/Victoria_Park_Hong_Kong_Tiananmen_Vigil_2009.jpg/220px-Victoria_Park_Hong_Kong_Tiananmen_Vigil_2009.jpg)
中國在經歷了「六四」二十幾年後,在政治方面,當年提出的民主化改革有進步,但仍是一黨專政,基層一般沒有實行民主選舉,當今社會上黨的代表亦或是黨的領導人,都不是真正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江平先生在北大憲政講壇第二期提問部分3分30秒時曾經提到),而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在中國民間和官方都存在(關於政治體制的問題,溫家寶先生接受CNN採訪時曾經提到);在經濟方面,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問題同時也存在。部份工人與農民的利益受到了地方政府及財團的侵害,部分地方政府與財團相互勾結。在中國大陸,曾先後發生了富士康事件和烏坎事件。中國大陸的官方對經濟發展的形勢是看好的,但是社會上也有人對當下的中國經濟持悲觀態度。在網絡上流傳一段具稱是朗咸平演講的音頻,指稱中國政府已經破產,並就這一觀點進行具體說明。貪污較為頻繁,中央對貪官污吏的懲治不足以使所有人民滿意。當今中國社會上所存在的官員與民爭利的做法,以及官僚主義的作風,都使民眾感到不滿。民風不再淳樸,拜金主義,社會道德的沒落等等也是當今的中國人會提到的話題。
根據香港電視於六四前的多個新聞紀錄片,很多學生領袖都表示,他們在當年「支持中國共產黨、支持社會主義」,因為熱愛共產黨才發動學生運動,最後卻被污衊為「反社會主義、反中國共產黨」,而感到無奈。現在他們都很渴望回國,但即使回到國內也仍會堅持發展中國的民主[252]。
但一些被訪問到的知識分子指稱,中國共產黨因為要殺人滅口,而被迫逃亡。許多參與學運的工人,都被驅逐出境,至今無法回國[252]。有人還通過流入中國大陸民間的宗教宣傳物,表達自己的看法,聲明當年確實存在用實彈向遊行民眾開槍的事情,並表示自己當年參加運動是愛國行為,希望能回到祖國去。
早於清明節,廣州已有部分受監視之人士,進行了私人式的紀念聚會。部分博客服務商拒絕用家上載名稱中帶有64、89的圖片文件[252][253]。6月4日晚上,香港如常於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維園六個足球場、旁邊草地以及籃球場坐滿了參加者。支聯會表示有15萬人參與[252]。
相關人物、組織
學生領袖
- 王丹,原北大歷史系本科生,在吾爾開希之後、柴玲之前領導北高聯,他未能逃出,被判監禁,於1997年保外就醫。
- 吾爾開希,原北師大學生,曾任北高聯主席,絕食抗議期間曾與總理李鵬會面。
- 劉剛,原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北高聯發起人之一。
- 柴玲,原北師大兒童心理研究所碩士研究生,絕食發起者之一,天安門廣場絕食團、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許多評論都指出,柴玲在事件中有說謊、誇大、故意煽動的行為。
- 周鋒鎖,原清華大學四年級學生。
- 翟偉民,原北京經濟學院學生,北高聯常委。
- 馬少方,原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北高聯常委。
- 封從德,原北大學生,北大籌委會常委、北高聯主席,及絕食團和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
- 王有才,原北京大學物理學研究生,北高聯第二任秘書長。
- 張伯笠,原鐵路工程報社記者,天安門學生運動副總指揮。
- 李錄,原南京大學經濟學本科生。
- 熊焱,原北京大學法律系研究生。
黨政領導
- 趙紫陽,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曾被視為鄧小平的接班人,對學生表達理解,反對以武力鎮壓,事後拒絕認錯,被軟禁至2005年逝世。
- 胡耀邦,曾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改革派代表人物,1989年4月15日病逝,全國舉行悼念活動,從而成為六四事件的導火線。
- 鄧小平,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共元老之首,是當時實際上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六四清場行動的幕後決策者,1997年逝世。
- 陳雲,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分管組織人事,中共元老之一,是當時實際上的第二號領導人。六四時召開中顧委常委會,促成元老們同意清場。
- 李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保守派代表,簽署並頒布戒嚴令,亦有指他限制內部資訊,遊說鄧小平等元老下令軍隊清場[254]。李鵬由於其姿態、言論,是六四過程中最被學生敵視的目標。
- 喬石,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在事件中表現中立,沒有明確表態。
- 胡啟立,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後因支持趙紫陽被免去所有職務,僅保留中共中央委員職務。
- 姚依林,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堅決支持李鵬,對學生運動採取軍事鎮壓,並是唯一一位沒有與學生對話的政治局常委。
- 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元老及軍方主要領導人之一,曾提議與群眾對話,他最終表明堅決支持鄧小平,六四後曾勸說趙紫陽「認錯」。
- 萬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元老之一,六四前正出訪加拿大,群眾曾寄望作為國家權力機構首長的他以法律凌駕中共元老會議的決策;多份資料均指萬里在國外的發言引起鄧小平疑慮,要求他先抵上海,查察其政治取向後終獲准返京[255][256]。
- 李先念,時任全國政協主席,中共元老之一,六四時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決定,稱事件是因為極少數人製造複雜局面。
- 王震,時任國家副主席,中共元老之一,認為六四事件是少數人製造出來,目的是推翻中共,支持武力鎮壓。
- 薄一波,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元老之一,曾嚴厲批評胡耀邦,促使其辭去黨總書記,六四時表明要果斷採取措施。
- 習仲勛,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元老之一,反對武力鎮壓,並對趙紫陽等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 李錫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六四事件前夕認定學潮是政治鬥爭。1993年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陳希同,時任北京市長,支持戒嚴及鎮壓等。1995年被控貪污四千萬元人民幣入獄,1998年被判有期徒刑16年,2004年被獲準保外就醫。
- 江澤民,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六四後獲鄧小平信任,並接任總書記一職,成為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
- 朱鎔基,時任上海市長,後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擔任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於1998年接替任期屆滿的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
- 胡錦濤,時任中共西藏黨委書記兼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在平息拉薩騷亂中採取果斷行動,得到中央領導層賞識。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於2002年接替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第四代最高領導人。
- 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曾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學生,經歷三代總書記(胡、趙、江),其中兩人被撤換,自身仕途未受任何影響,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並於2003年接替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
- 袁木,時任國務院發言人。
知識分子
- 侯德健,台灣校園民歌歌手,發起「六二絕食宣言」聲言絕食72小時,後被驅逐出境。
- 北島,詩人,多次聯署要求中共實施政治改革。
- 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 戴晴,著名作家,葉劍英之養女。
- 劉曉波,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 丁子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兒子蔣捷連遭戒嚴部隊所殺,天安門母親運動組織發起人。
- 方勵之,六四以後,被美國領事館保護,最後抵達美國。
其他人物
相關組織
影視書刊
查禁作品
- 2006年,電影《頤和園》因為故事情節涉及到六四事件,在中國被禁演。2006年9月1日,導演婁燁和製片人耐安被電影局規定5年內不得拍片[257]。
- 《六四詩集》,美國博大出版社2007年5月初版,ISBN 962-86907-8-7
- 書籍《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2007年7月,《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在美國洛杉磯華人書店開始發行。
- 《改革歷程》趙紫陽錄音回憶,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29日初版,ISBN 978-988-17202-7-6,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字面翻譯「國家的囚犯:趙紫陽總理的秘密記事」)ISBN 978-1-4391-4938-6,台版《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祕密錄音》,時報文化 2009年6月8日初版,ISBN 978-957-13-5052-3。
- 李鵬六四日記, ISBN 978-988-17202-8-3 及 ISBN 978-1-921815-00-3 , 作者:李鵬,由不同出版社在海外出版。
- 《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吳仁華 著,美國真相出版社2009年5月初版,ISBN 978-0-9823203-8-9
書刊
- 《驚心動魄的56天》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編,天地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68-096-7;香港註釋本由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注釋,青文書屋1990年6月初版。
- 《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材料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8-00709-8
- 《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04-002769-0 /Z.16
- 《70天大事記─胡耀邦病逝到趙紫陽解職》共青團北京市委 編,北京出版社1990年6月初版,ISBN 7-200-00991-1 /D.44
- 《北京風波紀實》〈北京風波紀實〉編委會編,北京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0-00926-1
- 《1989'北京制止動亂 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 編,北京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502-339-5 /D.31
- 《維護憲法尊嚴 穩定國家大局》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ISBN 7-80078-007-4 /D.07
- 《戒嚴令發布之前──4.15-5.20動亂大事紀》喬初 編,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36-200-0
- 《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 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ISBN 7-5065-1107-X /D.108
-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ISBN 7-216-00361-6
- 《戒嚴一日》張元發 等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ISBN 7-5033-0182-1
- 《京華風波紀實》新星出版社1989年初版,ISBN 7-80085-018-8
-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解放軍畫報社 編,長城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ISBN 7-80017-102-7
- 《難忘的兩個月──徵文獲獎作品集》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2月初版,ISBN 7-5402-0197-5
- 《風波後的反思》廣西壯族自治區教育委員會《風波後的反思》編寫組 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5633-0540-8
- 《叛逃「精英」海外言行錄》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中國教育報社 編,教育科學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ISBN 7-5041-0609-7
- 《亡命「精英」其人其事》趙望、許寧然 等編,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ISBN 7-5006-0684-2
- 《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法律問題解答》北京市司法局法制教育教材編寫組編,北京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0-00925-3
- 《共和國衛士英烈集》中國教育報社、北京戒嚴部隊 編,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71-147-1
- 《中國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 張豈之、楊先材卷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7-04-009152-6
- 《跨世紀叢書——學潮現象》,周英、肖培、陳喜慶、陳伊萍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ISBN 7-220-01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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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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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 中國民主運動
- 天安門母親運動
- 共和國衛士
- 六四內部日記
- 李鵬下台嵌字詩
- 六四詩集
- 六四歌曲
- 六四血卡
- 北京之春
- 中國互聯網維護日
- 新啟蒙社
- 台灣問題
- 東歐劇變
- 民主歌聲獻中華
- 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 中華人民共和國被禁出版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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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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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睇真D》 真相! 真相! (中文).
- 《六四睇真D》填充歷史的空白 (中文).
- 《六四睇真D》司徒華講真相 (中文).
- 《六四睇真D》英國記者老作被踢爆 (中文).
- 《六四睇真D》六四非主流意見 (中文).
- 中國數字時代六四專題
- 1989年中共屠殺人民已成事實, 歴史是不能改變的! (中文).
- 1989年中共屠城 (中文).
- 中国六四真相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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