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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张伯伦

The Rt Hon Joseph Chamberlain
约瑟夫·张伯伦阁下
约瑟夫·张伯伦彩色像，摄于约1885年。
反对党领袖
任期
1906年2月
君主爱德华七世
首相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
前任阿瑟·贝尔福
继任阿瑟·贝尔福
殖民地大臣
任期
1895年6月29日—1903年9月16日
总理梳士巴利侯爵
阿瑟·贝尔福
前任里彭侯爵
继任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
贸易委员会主席
任期
1880年5月3日—1885年6月9日
总理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前任珊顿子爵
继任列治文公爵
个人资料
出生(1836-07-08)1836年7月8日
英格兰伦敦坎伯韦尔
逝世1914年7月2日(1914岁—07—02)（77岁）
英格兰
墓地伯明翰启伊山墓园
52°29′28″N 1°54′52″W / 52.4911841°N 1.9143426°W / 52.4911841; -1.9143426
儿女奥斯丁·张伯伦
内维尔·张伯伦
职业商人、政治家
宗教信仰一位论派
签名

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年7月8日—1914年7月2日），英国政治家。与其他政治家不同的是，张伯伦是一个没有读过名校的、白手兴家的商人。

张伯伦生于伦敦，起初在伯明翰经营一间螺丝公司。后来，他涉足政坛，担任伯明翰市长。初入政坛时，张伯伦是一个自由党激进派，争取教育改革。他到了四十岁才当选议员，进入下议院，比其他政治家迟。威廉·格莱斯顿在第二次出任首相时，考虑到张伯伦对自由党基层组织的影响力，邀请他出任贸易委员会主席。这段时间里，他变得广为人知。首先是因为他大加批评保守党领袖梳士巴利勋爵，然后是因为他在1885年大选期间，提出一个使农业劳工受惠的“未经批准计划”（Unauthorised Programme）。1886年，他因为不满首相格莱斯顿推动爱尔兰自治运动，辞职下野。自由党分裂后，他加入了大部分党员来自伯明翰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由统一党。

自1895年大选起，自由统一党就和梳士巴利勋爵所领导的保守党合作。两党胜出后，梳士巴利勋爵邀请他加入政府，担任殖民地大臣。殖民地大臣任内，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张伯伦负责了战时大部分军务。他是在1900年的“卡其大选”中左右选情的人物之一。1903年，他辞去殖民地大臣一职，进行关税改革运动。在这个议题上，虽然大部分自由统一党议员都支持张伯伦，但是仍然有少部分人与他意见不合，自此与他分道扬镳。结果，自由统一党在1906年大选中完全失败。几个月后，刚满七十岁的他换上了中风，从此退出政坛。

虽然张伯伦未能成为首相，但是他仍然被视为19世纪、20世纪之交最重要的英国政治家之一。他既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又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曾使两个政党分裂。温斯顿·丘吉尔称他为一个“呼风唤雨”的人。张伯伦是奥斯丁·张伯伦爵士和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

商业生涯

张伯伦生于坎伯韦尔，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制鞋商人，和他一样，叫约瑟夫·张伯伦（1796年 - 1874年）。他的母亲是亨利·哈本（Henry Harben）之女，卡罗林·哈本（Caroline Harben）。1850年，张伯伦入读大学学院学校（University College School），成绩优异，而法文、数学两科更获过奖。

从学校毕业后，张伯伦的父亲并无安排他到大学深造，所以，在他16岁那年起，他到伦敦皮革业协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Cordwainers）当学徒，又参与到家族生意中。在张伯伦18岁那年，他到伯明翰帮叔父经营一间螺丝公司，叫Nettlefolds（现为GKN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投资了这间公司后，公司随即改名为Nettlefold and Chamberlain。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到了1874年，张伯伦退出这间公司的时候，其产品已远销美国、欧洲、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澳洲。公司螺丝产量一度占全英螺丝产量三分之二。

1860年，张伯伦遇上了阿奇博尔德·肯里克（Archibald Kenrick）之女哈丽特·肯里克（Harriet Kenrick）。肯里克家族都是一位论派，来自威尔斯域斯咸鲁阿本（Ruabon），是韦恩堂（Wynn Hall）的屋主。1861年，两人成亲，次年5月，得一女。1863年10月，哈丽特诞下一子，名约瑟夫·奥斯丁。两日后，哈丽特病重，次日随即逝世，应验了她自己的预言。

张伯伦醉心于公司业务，无暇照顾子女，两个儿子都交由岳父母照顾。

1868年，张伯伦第二次结婚，娶亡妻堂姊妹佛罗伦萨·肯里克（Florence Kenrick）为妻。佛罗伦萨的父亲是蒂莫西·肯里克（Timothy Kenrick）。佛罗伦萨为张伯伦诞下四名子女：阿瑟·内维尔（Arthur Neville）、艾达（Ida）、希尔达（Hilda）和埃塞尔（Ethel）。1875年2月13日，在诞下第五名子女时，佛罗伦萨逝世，婴儿亦于同日逝世。

佛罗伦萨的姊妹路易莎（Louisa），为张伯伦的兄弟，阿瑟·张伯伦迎娶。两人的孙女是作家伊丽莎白·郎福德（Elizabeth Longford），而两人的曾孙女则是工党女政治家夏雅雯（Harriet Harman）。

早年政治生涯

呼吁改革

伯明翰制鞋业有着浓厚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而张伯伦本人所信奉的一元论派也有着历史悠久的社会行动传统。他切合时宜地涉足了自由主义政治运动，要求重新划分国会选区、扩大选民范围。1866年，自由党首相罗素勋爵引入法令，企图改革下议院，新增四十万个选民。党内保守派Adullamites反对这个法令，认为这个改革扰乱了社会秩序，而激进派则批评，法令没有规定不记名投票，也没有赋予家庭投票权。法令最终未获国会通过，罗素勋爵政府亦随之倒台，由德比勋爵所领导的少数派政府接替。1866年8月27日，伯明翰出现了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二十五万人参与了活动，当地市长和张伯伦亦参与其中。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向广大中下阶层发表了演说，张伯伦回忆道：“大堂里挤满了人，都很脏，因为他们在工厂里工作......人们就像鲱鱼一样，叠在一起。”1867年，保守党政府引入另一个改革法令，并获得国会通过。选民数量几乎翻倍，由一百四十三万人增至二百四十七万人。次年大选，自由党获得了主导地位，格莱斯顿组阁执政。张伯伦在大选期间十分活跃，不断宣传布莱特和伯明翰选区国会议员候选人乔治·迪克逊（George Dixon）。

1867年，张伯伦和杰西·科林斯（Jesse Collings）一起创立了伯明翰教育联盟（Birmingham Education League）。联盟发现，全英大概有四十五万适龄儿童失学，另有四十万儿童在没有政府监管的学校里就读，这些儿童，大部分都住在市区。极具争议的是，政府的资助，大部分都流入了国教会学校，联盟认为，这体现了国家对其他教派的观点。张伯伦大力主张免费、世俗、综合的教育，还说：“国家有义务让孩子接受教育，正如它有义务让孩子吃饱一样。”他还赞扬了美国和普鲁士的公众教育。后来，伯明翰教育联盟和国家教育联盟（后者的第一届会议在伯明翰召开）合并。联盟提出，教育经费由地方和国家一起承担，地方政府代替伦敦政府监管学校。（到了1870年，教育联盟的分会已经超过100个，大部分都在城市里，成员多数是工会成员。）

张伯伦还在伯明翰发起了一个运动，支持格莱斯顿引入解散爱尔兰国教会的法令（法令遭到上议院阻挠）。在伯明翰大会堂举行的一次辩论中，张伯伦再次要求解散爱尔兰国教会。他之前还曾经在这里，向一大群反对上议院世袭席位的示威者发表演说。张伯伦成为了当地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1869年11月，他代表圣保罗区，入选市议会。

1870年1月，自由党政府引入1870年初等教育法令，并获得国会通过。国教会学校从此会被纳入国家教育系统，资金由国家提供，国会教育委员会副主席，负责立法事宜的威廉·爱德华·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因此遭到了不信任其他教派的国教会人士（Nonconformists）批评。政府没有监管学校、没有规定全免学费、采用综合教育，教育联盟因此大为震惊。张伯伦还安排了一个人数不少的代表团，到唐宁街10号拜访首相格莱斯顿，争取削弱国教会在国家教育系统中的影响力。1870年3月9日，教育联盟代表团抵达伦敦，会见首相。代表团成员包括400个分会成员和46个国会议员。在首次会面中，格莱斯顿仅同意在法令二读时，修改部分条文，使纳税人不再控制学校，学校资金由政府提供。自由党其他成员被此举激怒，纷纷投票反对法令，法令在保守党的支持下才得以通过。张伯伦亦反对这个法令（首当其冲的是第25条），发起了运动，因为它允许英格兰、威尔斯的学校董事会要求贫穷学生交纳学费，等于让穷人供养国教会学校。一些反对删去第25条的自由党议员，更遭到了教育联盟成员的挑战，试图把前者逐出国会。1873年，自由党在伯明翰校董会取得了强势地位，其主席由张伯伦出任。最终，国教会和教育联盟达成妥协，前者同意，纳税人的税金只用在补助和教育有关的协会上。

不久后，张伯伦放弃了反对运动，致力于维护工人权益，为他们争取选举权，要求降低土地价格。后来，他在一篇发表在半月评论（Fortnightly Review）的文章中提出了四个F的口号：“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土地自由与劳工自由”。在另一篇题为“自由党及其领袖”的文章中，张伯伦批评了格莱斯顿的领导能力，主张激进派一致向自由党发起挑战。1873年，他已成为了伯明翰一位有魅力的激进派政治家，准备在地方发挥更多政治影响力。

伯明翰市长

1873年11月，张伯伦以自由党人身份参选伯明翰市长选举，受到了保守党人批评他太过激进，称他为“垄断者和独裁者”。他提出了“人民高于教士”的口号，和高级托利主义（High Toryism）相对。张伯伦随后高票当选市长。市长任内，他施行多项政策，科林斯说，他免城市于被种种危险。在张伯伦上台之前，市政府是出了名的拖沓，许多居民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之中。

不少时人认为，伯明翰的供水系统危害了公众健康 - 大约有一半的市民用受过污染的井水。而每周只有两天有自来水供应，剩下的日子只能用井水或推车运来的水。城内两间天然气公司，伯明翰天然气公司（Birmingham Gas Company）和伯明翰及施他佛郡天然气公司（Birmingham and Staffordshire Gas Company）陷入了恶性竞争，不断挖开街道以铺设管道。张伯伦建立了一间天然气公司，要求其余两间天然气公司买下它（价值1,953,050英镑），不然他本人就买下该公司。此举十分成功，这间公司第一年运营，就有34,000英镑盈利。

1876年1月，为应对城内贫民区日渐升高的死亡率，张伯伦买下了伯明翰的供水系统（价值1,350,000英镑），建立了伯明翰供水公司（Birmingham Corporation Water Department），并向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宣称，“我们无意盈利......盈利应用于改善城镇环境，改善市民健康。”尽管他多次作出这种举动，但是他并不相信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主张地方自治。

城内天然气、食水供应都为政府操控之后，张伯伦开始推行其他计划，改善伯明翰生活质素。1875年7月，他提出了一个旨在改善伯明翰市中心卫生的计划。内政大臣理查德·阿什顿·克罗斯（Richard Assheton Cross）在准备1875年手工业者及劳工住所改善法令（Artisan's and Labourers' Dwellings Improvement Act 1875）时，咨询了张伯伦。为开辟新路（公司路，Corporation Rd.），张伯伦计划买下贫民区50英亩土地。此举遭到了地主反对，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官员开始征求意见，张伯伦直接上书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Board）乔治·斯克莱特-布斯（George Sclater-Booth）。上级首肯之后，张伯伦调高了购买价，他的购地计划得以继续（为此，他还私人补贴了市政府10,000英镑）。改善委员会却得出这样的结论：将贫民区改为市政房，成本过高。结果，该幅土地改为商业用途出租，为期75年。贫民区居民唯有移居郊区，整个计划花费政府300,000英镑。计划完成后，该区死亡率显著下降，由1873年的每1,000人中有53人死亡，降低到1875年的每1,000人中有21人死亡。

张伯伦市长任期内，也大力促进文化事业。他运用公帑兴建图书馆、游泳池、学校和公园。伯明翰博物馆及画廊（Birmingham Museum & Art Gallery）亦得到了扩建。张伯伦兴建了议会大楼，而法院则建于公司路。

张伯伦的建树得到了地方，乃至全国赞许，时人亦注意到他的年纪、衣着，“身穿丝绒大衣，头戴新潮眼镜，颈系红色领带，套着一个环”。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人，形成了“伯明翰派”，一直在支持他，直到他的政治生涯结束。

全国政治

国会议员及自由党联盟

在1874年大选期间，张伯伦首次参选下议院议员选举。自由党市内分部锡菲改革协会（Sheffield Reform Association）邀请还是伯明翰市长的他参选议员选举。选举十分激烈，张伯伦被对手称为共和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他发表演说时，愤怒的观众甚至向他投掷死猫。他最终落败选举，得票率第三，此后，张伯伦继续专注于市政工作。1876年5月，代表伯明翰选区的乔治·迪克逊（George Dixon）退休，张伯伦入选下议院的机会再次来临。1876年6月17日，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张伯伦当选伯明翰选区下议院议员。他获得提名后，渡过了一段紧张的时期，期间他痛诉了时任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后者后来说：“他从不说真话，除非发生了意外。”张伯伦随后公开道歉。

嘉内德·沃尔斯利，第一代沃尔斯利子爵

陆军元帅沃尔斯利子爵
KP GCB OM GCMG VD PC
陆军元帅沃尔斯利勋爵
出生1833年6月4日
爱尔兰都柏林金桥
逝世1913年3月25日 （享年79岁）
法国芒通
墓地伦敦圣保罗座堂
效命英国 大英帝国
军种 英国陆军
服役年份1852年 - 1900年
军衔陆军元帅
统率陆军总军需官
陆军副官
爱尔兰陆军总指挥官
陆军总指挥官
皇家爱尔兰步兵团荣誉团长
参与战争第二次英缅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
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
印军哗变
勒克瑙围城战
夺取勒克瑙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芬尼亚突袭
红河叛乱
第三次英阿战争
祖鲁战争
英埃战争
伊斯梅利亚战役
马赫迪战争
尼罗河远征
获得勋章圣派翠克勋章
巴斯勋章
功绩勋章
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
自愿勋章
其他工作黄金海岸总督
纳塔尔及德兰士瓦总督

陆军元帅嘉内德·约瑟夫·沃尔斯利，第一代沃尔斯利子爵，KP，GCB，OM，GCMG，VD，PC（Garnet Joseph Wolseley, 1st Viscount Wolseley，1833年6月4日—1913年3月25日），英国军人。曾在缅甸、克里米亚半岛、印度、中国、非洲等多个地区领兵作战，战绩辉煌。他在1895年获任为英国陆军总指挥官，统辖全英陆军至1900年。沃尔斯利效率极高，令当时的社会出现了一句意为“一切就绪”的短语，“所有事情已经嘉内德爵士了。”

生平

早年

他的父亲是国王直属苏格兰边民团（King's Own Scottish Borderers，第25步兵团）的一名少校，姓名和他一样，都是嘉内德·约瑟夫·沃尔斯利，而他母亲的姓名则是弗朗西丝·安宁·史密斯（Frances Anne Smith）。沃尔斯利在都柏林读完书后，到测量员办公室工作。[1]

1852年3月12日，沃尔斯利获委任为第12步兵团少尉，因为他父亲曾经是军人的关系，他无需为此付出任何金钱[2][1]1852年4月13日，他加入第80步兵团到缅甸作战，参加第二次英缅战争。[3][4]1853年3月19日，沃尔斯利在Donabyu作战时，大腿受伤，受上级表扬，还因此获得了勋章。同年5月16日，沃尔斯利获提拔为中尉，并返国养伤。痊愈后，他先后加入第84轻步兵团、第90步兵团。[5][6][4]1854年12月29日，沃尔斯利再获提拔为上尉。[7]

克里米亚战争

1854年12月，他随部队在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登陆，参与克里米亚战争。沃尔斯利获任为助理工程兵，加入皇家工程兵（Royal Engineers）协助英法联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4]这场战役持续的时间达一年之久，这段时间里，他都没有离开岗位。1855年6月7日，沃尔斯利在进攻采石场时受伤。同年8月30日，他在战壕时受到流弹击中，再次受伤，左眼还因此失明。[4]

英法联军攻陷巴拉克拉瓦后，沃尔斯利到军需官处，帮助军需官清点部队、军需品，协助部队、军需品登船返国。因此，他到了1856年7月才撤离克里米亚。[4]上级两次在汇报中表扬了沃尔斯利，又颁给他勋章。沃尔斯利还获得了五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五等土耳其Order of the Medjidie。[8][9]

加入第90步兵团半年后，他乘船前往中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沃尔斯利所乘坐的船只，中途在邦加海峡沉没，幸运的是，船上士兵全部获救。步兵团在海难中失去了大部分武器与军需品，无法继续行程，唯有到新加坡休整。不久后，部队又启程前往印度加尔各答，镇压哗变印军。[10]

印军哗变

1857年11月，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领兵开入印度北方邦，为坚守该省首府勒克瑙的英军解围。次月，詹姆斯·欧南爵士（Sir James Outram）带领小股部队，在勒克瑙附近的Alambagh阻击敌军，为大部队争取时间，撤离勒克瑙。[1]在两次行动中都沃尔斯利表现杰出。1858年3月，坎贝尔带领人数达31,000人的大军，收复勒克瑙。沃尔斯利也参与了这场战役。

注脚

  1. ^ 1.0 1.1 1.2 Garnet Wolseley, 1st Viscount Wolseley.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26 February 2012]. 
  2. ^ 第21300號憲報. 伦敦宪报. 12 March 1852: 768 [2012-02-25]. 
  3. ^ 第21309號憲報. 伦敦宪报. 13 April 1852: 1058 [2012-02-25]. 
  4. ^ 4.0 4.1 4.2 4.3 4.4 Heathcote, p. 311
  5. ^ 第21515號憲報. 伦敦宪报. 27 January 1854: 232 [2012-02-25]. 
  6. ^ 第21526號憲報. 伦敦宪报. 24 February 1854: 642 [2012-02-25]. 
  7. ^ 第21645號憲報. 伦敦宪报. 29 December 1854: 4259 [2012-02-25]. 
  8. ^ 第21909號憲報. 伦敦宪报. 4 August 1856: 2699 [2012-02-25]. 
  9. ^ 第22107號憲報. 伦敦宪报. 2 March 1858: 1264 [2012-02-25]. 
  10. ^ A Victorian Army Hero. Timmonet. [26 Febr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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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斯卡贝克

克里斯蒂娜·斯卡贝克
File:Krystyna Skarbek.jpg
出生玛利亚·克里斯蒂娜·雅尼娜·斯卡贝克
(1908-05-01)1908年5月1日
波兰
逝世1952年6月15日(1952岁—06—15)（44岁）
英国英格兰伦敦
职业特别行动部队（SOE）间谍

玛利亚·克里斯蒂娜·雅尼娜·斯卡贝克，[1][2]GM，OBE，英勇十字勋章（Maria Krystyna Janina Skarbek，1908年5月1日—1952年6月15日），波兰特别行动部队（SOE）间谍。因大胆收集情报，以及在德占法国、波兰两地，对纳粹德军进行非正规战争（Irregular warfare）而广为人知。

斯卡贝克在SOE组建之前，就已经成为英国间谍，是最长任的英国女间谍之一。她的机智、成功影响了SOE，使它改变政策，招募更多女性为情报人员。[3]

1941年，斯卡贝克开始改用假名“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Christine Granville）。1947年，在归化为英国公民时，她采用了这个假名。[4]

一些人认为，斯卡贝克是伊恩·弗莱明的好友，而且激发了他创作邦德女郎塔蒂亚娜·罗曼诺娃（Tatiana Romanova）与薇丝朋·琳德的灵感。[5]然而，这种说法没有可靠证据支持。[6]

早年

斯卡贝克家纹

斯卡贝克生于波兰华沙一个富裕的、被同化的犹太家庭，[7][8]父亲是天主教徒乔治·斯卡贝克（Jerzy Skarbek）伯爵，[9]母亲是斯特凡·戈德费德（Stefania Goldfeder）。[10]她的父亲在1899年12月末娶戈德费德为妻，婚后用戈德费德的嫁妆偿还自己的债务，继续自己的奢侈生活。[11]

斯卡贝克与不少名人有联系，当中包括：古典音乐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肖邦及其神父弗雷德里克·斯卡贝克（Fryderyk Skarbek），与在美国内战中，指挥联邦军的陆军准将沃齐米日·克日扎诺夫斯基（Włodzimierz Krzyżanowski）。[12][13]

斯卡贝克的长兄“安德鲁”（Andrzej）得到了母亲的遗传，而斯卡贝克本人，则得到了父亲的遗传，很喜欢骑马。她骑马时，并不采用女性常用的骑乘方式，反而采用男性常用的骑乘方式。她在游览波兰南部扎科帕内塔特拉山（Tatra Mountains），练成滑雪高手。斯卡贝克与父亲的关系融洽。[14]

斯卡贝克10岁时，在家中马厩与Andrzej Kowerski初次见面。Kowerski随他的父亲拜访她家，他的父亲让他与斯卡贝克玩耍，自己则与斯卡贝克的父亲讨论农务。[15]

20世纪20年代，斯卡贝克一家陷入困境，被迫放弃庄园，移居华沙。[16]斯卡贝克22岁时，也就是1930年时，她的父亲病逝了。她的母亲的日子过得不太好。斯卡贝克不想为母亲增添负担，开始做菲亚特经销商，但不久后就因为吸入汽车废气而病倒了。医生在看了X光影像后，认为她与她的父亲一样，换上了结核。斯卡贝克因此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职业赔偿金，并依照物理治疗师的指引，尽量呼吸新鲜空气。她回到塔特拉山，如以往一样，滑雪，登山。[17]

斯卡贝克随后嫁给了一个商人，Karol Getlich，但两人并不合拍。这段婚姻很快就结束了，但两人没有怨恨对方。[18]之后，她又爱上了一个年轻人，但这段恋情很快又因为男方家长的反对（他的母亲不能接受一个身无分文的儿媳）而终结了。[19]

有一天斯卡贝克在扎科帕内滑雪时，失去了控制，好在被一个男人救下。这个男人叫 Jerzy Giżycki，才华横溢，喜怒无常，脾气古怪，来自乌克兰一个富裕家庭。他在十四岁时，与父亲发生了争执，离家出走，到美国做牛仔，淘金者。最后，他改行做作家，周游列国，寻找灵感。他很熟悉非洲，希望能再到那里一次。[20]

1938年11月2日，斯卡贝克与Giżycki在华沙归正教会结婚。[20]不久后，Giżycki就接受了波兰驻埃塞俄比亚总领事的职务。[21]斯卡贝克日后回忆道，Giżycki喜欢控制人，认为她离开他的动机是不良好的。[22]

伦敦

介绍斯卡贝克进入秘密情报局的记者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沃格特。

二战爆发后，斯卡贝克与Giżycki乘船前往伦敦，抵岸后，斯卡贝克加入抗击德国的队伍。英国政府对此没有多大兴趣，但最终，在记者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沃格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等人的推动下，还是接受了她的请求，让她进入秘密情报局。[23]

匈牙利及波兰

进入秘密情报局（SIS）后，斯卡贝克到了匈牙利。1939年12月，她说服了奥运滑雪运动员Jan Marusarz护送她翻过塔特拉山进入波兰。回到波兰后，斯卡贝克想说服母亲与她一起，离开德国统治下的波兰。[24]她的母亲拒绝了她的请求，最后在华沙监狱Pawiak中逝世。颇为讽刺的是，这座监狱是由斯卡贝克的曾叔祖父弗雷德里克·斯卡贝克设计的，他是一个监狱改革家，也是古典音乐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肖邦的神父，曾经教授肖邦法文。[25]

1940年2月，在斯卡贝克第一重返波兰时，她遇到了一个意外。在华沙的一间咖啡店里，她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人问她：“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斯卡贝克！你在这里作甚？我们听说你出国了！”斯卡贝克说，你认错人了，那人说她“发誓”，她没有认错人。为了减低可疑度，她在那个熟人离开一段时间后，才离开咖啡店。[26]

斯卡贝克参与了协调波兰情报人员的工作，他们会把情报，由华沙送到布达佩斯。她的亲戚Ludwik Popiel则负责把军火由波兰运到匈牙利。他把Wz. 35反坦克步枪的枪管与支架锯短，方便运输。斯卡贝克在布达佩斯的公寓内藏匿了一段时间。盟军从未用过这种步枪，因为步枪设计及规格在二战爆发之时，就已经销毁，盟军也没有时间进行逆向工程，再生产这种步枪。德国军队、意大利军队反而使用过这种武器。[27]

在匈牙利活动期间，斯卡贝克再次遇见了已经是波兰军官的Andrzej Kowerski。Kowerski后来起用假名安德鲁·肯尼迪（Andrew Kennedy）。两人上一次见面，是在扎科帕内，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Kowerski在战前打猎时断了腿，现在负责营救波兰人、盟军士兵，收集情报。

1941年1月，斯卡贝克与Kowerski一起被盖世太保逮捕，她借此显露出自己对机智。她咬伤自己的舌头，使舌头流血，装作结核发作，盖世太保就释放了他们。斯卡贝克与匈牙利摄政霍尔蒂·米克洛什有远亲关系。因为斯卡贝克有一个住在利沃夫的亲戚与米克洛什的亲戚结了婚。[28]斯卡贝克与Kowerski在出狱后，经巴尔干半岛逃离了匈牙利。

开罗

两人抵达开罗SOE办公室后，得到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消息：斯卡贝克，因为与波兰情报机构“火枪手”（Musketeers）联络，引起了波兰流亡政府官员的怀疑。这个组织是由Stefan Witkowski在1939年10月创立的，而Witkowski本人则在1942年10月被刺杀。[29]另一个引起波兰官员怀疑的地方是，他能获得法属叙利亚托管地的过境签证。一些波兰政府的情报官员认为，只有德国间谍才能获得过境签证。[30]

陆军少将科林·格宾斯，自1943年起担任SOE总裁。
陆军少将Stanisław Kopański，波兰西线部队总参谋。

Kowerski也有一些疑点。以下内容，截自SOE总裁陆军少将科林·格宾斯（Maj Gen Colin Gubbins）在1914年6月17日写给陆军少将波兰西线部队总参谋Stanisław Kopański的一封信。

去年有一个波兰公民，名Kowerski，与我们的官员在布达佩斯共事。现时，他身处巴勒斯坦。我从威尔金森少校处得知，Kopański将军对他起了怀疑，因为Kowerski没有向他报道。威尔金森少校向我透露，Kowerski收到了从我们官员处发出的指引，要他不向Kopański将军报道，因为他正从事机密工作，有此必要。由此看来，有关Kowerski的忠诚的问题，只是这些指引引发的。[31]

Kowerski最终消除了与Kopański将军之间的误解，能够继续进行情报工作。同样地，斯卡贝克也解决了类似问题。她身穿皇家空军制服，到访波兰军队指挥部，受到了最高规格的待遇。[32]

与此同时，德国展开了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与“火枪手”的预测一样。[33]“火枪手”的预测，是根据多个渠道，包括Ultra提供的消息，分析得出的。[34]

斯卡贝克的丈夫Jerzy Giżycki得知他与Kowerski一起执行任务后，大为火光，突然辞去了工作。斯卡贝克后来更与他说，她爱上了Kowerski。Giżycki因此离开伦敦，移民加拿大。[35]两人到了战后的1946年8月1日才正式离婚。[36]

斯卡贝克停止执行任务一段时间。Vera Atkins后来评价斯卡贝克为英勇女性，独立特性，但是，是一个孤独的人。[37]

注脚

  1. ^ GLAMOROUS WARTIME SPY WHO LOVED LIFE...AND DASHING MEN. EXPRESS.co.uk. 8 July 2012 [25 October 2012] （English）. 
  2. ^ Larecki, Jan. Krystyna Skarbek: agentka o wielu twarzach. Książka i Wiedza. 2008: 31. ISBN 8305135330. 
  3. ^ Binney, Marcus. The Women Who Lived For Danger. Hodder & Stoughton. 2012. ISBN 1444756435. 
  4. ^ COUNTESS EX-SPY STABBED IN LONDON HOTEL
  5. ^ McCormick, Donald. The Life of Ian Fleming. Peter Owen Publishers. 1993: 151. ISBN 0720608880. 
  6. ^ The spy who loved men: She was Churchill's favourite spy, the inspiration for Bond's lover in Casino Royale, and always had a knife strapped to her thigh. MailOnline. 16 October 2012 [25 October 2012] （English）. 
  7. ^ 关于她的出生地点，有四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她是在华沙Zielna街45号出生的，那里是她外祖父、祖母的居所。Larecki, Krystyna Skarbek, pp. 32 - 34.
  8. ^ [http://what-when-how.com/women-and-war/granville-christine-pseud-krystyna-skarbek-gizycki-resistance-polish/ Granville, Christine, pseud. (Krystyna Skarbek Gizycki) (Resistance, Polish) ]
  9. ^ 有人认为，她父亲的伯爵爵位，并未获得俄国承认。Ronald Nowicki, "Krystyna Skarbek: a Letter", The Polish Review, Vol. 50, 2005, p. 100.
  10. ^ 这个姓氏源自德国，翻译成英文是Goldfeather。
  11.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3.
  12. ^ Michael Robert Patterson. Wladimir B. Krzyzanowski. Arlingtoncemetery.net. [14 February 2010]. 
  13. ^ Jarosław Krawczyk, "Wielkie odkrycia ludzkości. Nr 17", Rzeczpospolita, 12 June 2008.
  14.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7.
  15.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12.
  16.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17.
  17.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p. 20–21.
  18.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22.
  19.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23.
  20. ^ 20.0 20.1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24.
  21.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32.
  22.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104.
  23.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p. 39–40.
  24.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68.
  25. ^ [en.chopin.nifc.pl/chopin/persons/detail/id/2638 Fryderyk Skarbek]
  26. ^ Christopher Kasparek, "Krystyna Skarbek: Re-viewing Britain's Legendary Polish Agent", The Polish Review, vol. XLIX, no. 3 (2004), p. 950.
  27. ^ WW II German Infantry Anti-Tank Weapons
  28. ^ Ronald Nowicki, "Krystyna Skarbek: a Letter", The Polish Review, vol. L, no. 1 (2005), p. 99. Christopher Kasparek,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Polish Review, vol. L, no. 2 (2005), pp. 253–55.
  29. ^ Marcus Binney, The Women Who Lived for Danger, p. 325.
  30.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116.
  31. ^ Marcus Binney, The Women Who Lived for Danger, pp. 71–72.
  32. ^ Christopher Kasparek, "Krystyna Skarbek: Re-viewing Britain's Legendary Polish Agent", The Polish Review, vol. XLIX, no. 3 (2004), p. 949.
  33.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131.
  34. ^ Read, Anthony, and David Fisher, Operation Lucy: Most Secret Spy R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1981, ISBN 0-698-11079-X.
  35.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127.
  36.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xxx.
  37. ^ Madeleine Masson, Christine, p. 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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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茂起义

Mau Mau Uprising
茂茂起义
日期1952年 - 1960年
地点
肯尼亚殖民地
结果 英军与亲英武装胜利
参战方
茂茂武装[1][2][A]

英国 大英帝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德丹·基马蒂
穆萨·美沃里亚马
沃祖·伊头
斯坦利·马森格		 英国 伊夫林·巴灵爵士
英国 乔治·厄斯金爵士
英国 肯内斯·奥康纳爵士
兵力
不详 10,000正规军（包括非裔士兵与英裔士兵）
21,000警察
25,000基库尤本土卫队[3][4]
伤亡与损失

茂茂武装：

死亡：官方数字为12,000人；非官方数字为20,000以上[5]
被俘：2,633人
投降：2,714人		 英军与亲英武装：
死亡：200人
受伤：579人
投降：不适用
茂茂武装伤及的平民：[3][6]
死亡：1,819名非洲人；26名亚洲人；32名欧洲人
受伤：916名非洲人；36名亚洲人；26名欧洲人

茂茂起义（英语：Mau Mau Uprising、Mau Mau Revolt），英国称为肯尼亚危机（Kenya Emergency）、茂茂叛乱（ Mau Mau Rebellion），在英国殖民政府时期，肯尼亚于1956年至1960年间，发生的军事冲突。[B]举事的反殖民主义团体称为茂茂，成员多是基库尤人。与之对抗的是英军与当地亲英武装。[1][7]

举事没有得到肯亚人民广泛的支持，还遭到了英军强力镇压。[8]1956年10月21日，茂茂首领德丹·基马蒂（Dedan Kimathi）被捕，这一事件标志着举事的最终失败，英军在肯尼亚的行动也终告结束。[9]

部分学者认为，这一事件为肯尼亚日后独立打下了基础。[10]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举事不但没有为独立打下基础，还为肯尼亚制造了混乱，推迟了英国赋予当地独立地位的时间。这一事件不但制造了肯尼亚欧裔居民与伦敦当局之间的裂痕，还制造了亲英、反英非裔居民族群的对立局面。[2][5][11]

2013年，英国政府公开为茅茅起义期间的作为，向肯亚人民道歉。

辞源

今人并不清楚“茂茂”一词的来由。根据一些茂茂成员的说法，他们从不会自称为“茂茂”成员，只会自称为“肯尼亚土地及自由军”士兵（Kenya Land and Freedom Army，简称为KLFA）。[12]一些书籍，如弗雷德·马奇德拉尼（Fred Majdalany）的紧急状态：茂茂全史（State of Emergency: The Full Story of Mau Mau）称“茂茂”是“Uma Uma”（意为滚、滚）的变形词，除此之外，这还是一个军事隐语，来自基库尤男童在他们进行割礼时游玩的一个语言游戏。马奇德拉尼进一步指出，英国人在不清楚这一词语的意思的情况下，就为基库尤人贴上“茂茂”的标签。[13]

随着冲突进行，时间推移，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解释：这是“Mzungu Aende Ulaya, Mwafrika Apate Uhuru”（斯瓦希里语，意为让外国人滚回家，让非洲人重新取得独立地位）的反向缩略语（Backronym）。[14]被俘茂茂成员J·M·卡里乌基（J.M. Kariuki）则认为，英国人之所以用“茂茂”称呼他们，而不是用“KLFA”称呼他们，是因为英国人想显示出他们没有国际合法性。[15]卡里乌基又宣称，起义者之所以接受这一称呼，是因为他们想反击“殖民主义宣传”。[14]

起义的性质

当时的殖民主义者认为，茂茂野蛮、暴力，经常进行堕落的部落崇拜，他们起义只是感情的宣泄，而非理性的表达。茂茂是一种“变态的部落文化”，企图将基库尤人带回英国管治肯尼亚之前的“黑暗旧时代”。[16][17]这反映出英国人漠视民情。英国政府对这一起义的解释，并没有包括农业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包括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的意见，甚至不包括长期接触基库尤人的欧裔居民，如路易斯·李奇的意见。相反，官方解释包括能够分析“非洲人心理”的心理学家J·C·卡罗瑟斯（J.C. Carothers）的意见。他的意见对英军在起义中运用的心理战术有很大影响。英军标签茂茂为“不理性的邪恶力量，被冲动的兽性所主宰，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影响”。卡罗瑟斯的意见对日后的科菲尔德报告（Corfield Report）也有很大影响。[18]

心理战对英国人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强调这是一场内战，而不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战争”，希望拉开茂茂与基库尤人，基库尤人与其他居民的距离。这些宣传工作，对拉开茂茂与基库尤人的距离，作用不大。不过，这些工作的确拉开了其他居民与茂茂的距离。[19]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这种传统观点受到了茂茂前成员、领导人挑战。新观点认为，茂茂是非洲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认为，这一运动是现代的、民族主义的，是对不公与压迫的反抗。不过，新观点的提出者，在进行研究时，刻意淡化了茂茂的基库尤性质。[20]

肯尼亚社会目前仍有讨论茂茂的性质、目标、影响，而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团体，也有讨论类似话题。[21][22]不过，这场战争还有一个在肯尼亚罕为人知 - 正如很多基库尤人加入了茂茂一样，不少基库尤人选择为殖民地政府而战。有学者因此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基库尤人的内战。[11][5][22][23]茂茂的成员主要是基库尤人的原因是，殖民主义对他们的负面影响最深。[16][24]

历史学家Wunyabari O. Maloba写道：“毫无疑问，茂茂是非洲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最重要的事件。”[25]但另一位历史学家则认为，Maloba等人的研究“不加筛选地吸收茂茂战争的宣传”，并指出他们的研究与早期对茂茂的“简单”研究的相似之处。[26][26]而这些早期的研究，就是将茂茂战争定义为一场双极性的、“在反殖民主义者与殖民主义者之间爆发”的冲突。[26]卡罗林·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在2005年进行的研究，也有类似言论，批评Maloba等人的研究太过主观。[27][28]

人们常常认为，一场冲突的参与者，会形成两个对立的阵型，一个人不是支持这一方，就是那一方。冲突期间，双方的领袖都会用刚才提到的论点，争取“民众”的积极支持。但事实上，参与冲突的人，通常超过两个，而涉及的阵型，也通常超过两个。宣传与政治化，对于一个成功的抵抗运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29]
“
”
路易丝·皮鲁埃

后续发展

四名当年的幸存者，在英国伦敦法院，对英国政府提起告诉。英国政府主张，此事应由当年的英国殖民政府，与肯尼亚共和国政府负责，现今的英国政府并无责任。而且此事已经超过司法追诉日期。

2011年英国伦敦高等法院宣判，茅茅起义当事人的告诉合法，裁定起诉。英国外交部长宣布，对此事件，英国对肯尼亚人民表示深切遗憾，将对当年受害者赔偿1400万英镑（约2千万美元）。同时也将在肯尼亚首都，兴建纪念碑[30]。

注脚

  1. ^ 1.0 1.1 Anderson (2005).
  2. ^ 2.0 2.1 Maloba (1993).
  3. ^ 3.0 3.1 Page (1996), p. 206.
  4. ^ Anderson (2005), p. 5.
  5. ^ 5.0 5.1 5.2 Anderson (2005), p. 4. "Much of the struggle tore through the African communities themselves, an internecine war waged between rebels and so-called 'loyalists'—Africans who took the side of the government and opposed Mau Mau."
  6. ^ Anderson (2005), p. 84.
  7. ^ Elkins (2005).
  8. ^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1994) p. 346
  9. ^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1994) p. 350
  10. ^ Percox, David A. Kenya: Mau Mau Revolt. Shillington, Kevin (编). Encyclopedia of African History, Volume 1, A–G. New York: Fitzroy Dearborn: 751–752. 2005. ISBN 1-57958-245-1. The Mau Mau revolt force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institu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Kenya 
  11. ^ 11.0 11.1 Branch (2009), p. xii.
  12. ^ Kanogo (1992), pp. 23–5.
  13. ^ Majdalany, Fred. State of Emergency: The Full Story of Mau Mau.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3: 75. 
  14. ^ 14.0 14.1 Kariuki (1960), p. 167.
  15. ^ Kariuki (1960), p. 24.
  16. ^ 16.0 16.1 Füredi (1989), p. 4. 引用错误：带有name属性“füredi1989_4to5”的<ref>标签用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17. ^ Berman (1991), p. 182–3.
  18. ^ McCulloch (1995), pp. 64–76.
  19. ^ Füredi (1998), pp. 119–21.
  20. ^ Berman (1991), p. 183–5.
  21. ^ Clough (1998), p. 4.
  22. ^ 22.0 22.1 Branch (2009), p. 3.
  23. ^ Mau Mau uprising: Bloody history of Kenya conflict. BBC News. 7 April 2011 [12 May 2011]. There was lots of suffering on the other side too. This was a dirty war. It became a civil war—though that idea remains extremely unpopular in Kenya today. 
  24. ^ Berman (1991), p. 196. "The impact of colonial capitalism and the colonial state hit the Kikuyu with greater force and effect than any other of Kenya's peoples, setting off new processe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class formation."
  25. ^ Thomas, Beth. Historian, Kenya native's book on Mau Mau revolt. UpDate. 1993, 13 (13): 7. 
  26. ^ 26.0 26.1 26.2 Anderson (2005), p. 10.
  27. ^ See in particular David Elstein's angry letters: While David Elstein regards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great majority of Kikuyu" to live inside 800 "fortified villages" as "serv[ing] the purpose of protection", Professor David Anderson (amongst others) regards the "compulsory resettlement" of "1,007,500 Kikuyu" inside what, for the "most" part, were "little more than concentration camps" as "punitive . . . to punish Mau Mau sympathisers". See Elstein's "Daniel Goldhagen and Kenya: recycling fantasy" and Anderson (2005), p. 294.
  28. ^ Ogot (2005), p. 502. "There was no reason and no restraint on both sides, although Elkins sees no atrocities on the part of Mau Mau."
  29. ^ Pirouet. Armed Resistance and Counter-Insurgency: Reflections on the Anya Nya and Mau Mau Experiences. Mazrui, Ali A (编). The Warrior Tradition in Modern Africa. 1977: 197. 
  30. ^ 英國政府就鎮壓毛毛起義賠償. BBC中文网. 2013年06月06日 [2013年06月11日] （中文（台湾））. 

[[Category:大英帝國]] [[Category:20世紀衝突]] [[Category:獨立戰爭]] [[Category:抗議]]

维多利亚时代女性

维多利亚时代
1837年－1901年
维多利亚女王
之前乔治王时代
之后爱德华时代
君主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地位，经常被人视为英国国力、财富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显著差异的例证。当时的女性的地位，远教今日低下。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时期，女性并没有选举权，起诉权和财产权。同时间，越来越多女性在工业革命后投入有薪工作。立法机构随着女权主义思想在中产阶级女性中间日渐普遍，废除了一个个歧视性法律，而女性选举权运动也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开始兴起。

婚姻及家庭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至少是中产阶级的女性，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要为丈夫清洁家居，烹煮食物，养育儿女。女性当时的权利相当有限，她们会在结婚时失去薪酬、物质财产（如土地产权）的所有权。[1]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女一旦结婚，女方所有的权利就会合法地转交给她的丈夫。已婚夫妇在法律上是一个实体，丈夫是实体的代表者。因此，丈夫控制了男女双方的所有财产、收入和金钱。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在结婚后不但会失去金钱和财产，还会成为丈夫的财产。丈夫有权要求妻子生育儿女，清洁、整理家居。[2]婚姻因此可以视为一种契约，女方将自己交给男方，任由对方的意欲摆布。[3]人们可以看到奴役和婚姻的联系：妻子要服侍丈夫，满足后者的意欲。[4]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权利极其有限。无论是未婚女性，亦或是已婚女性，都要面对很多困难。女性在经济等各个方面，处于不利。当时的女性在婚姻及社会地位上，和男性相比，差距很大。男性因此在家庭中拥有经济的地位，有控制女性的权力。[5]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而言，婚姻是很难结束的。[6]在女性权利团体争取男女平等的同时间，女性要受到丈夫控制，忍受后者对自己在语言和经济上的各种虐待。[7]女性在丈夫发生婚外情的情况下，也没有权利离婚。离婚在当时是一个社会禁忌。[8]

家里的天使

Pater familias（以丈夫为一家之主）的概念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妻子的职责，如她在结婚时立下的誓言一样，是爱丈夫、给丈夫以荣誉、服从丈夫。妻子在家庭当中的地位，仅次于丈夫，并非不重要的角色。妻子要服侍丈夫，以适当方法养育儿女。她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不符合社会期望的女性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当时的英国有大量有关理想妻子的文学作品，供女性阅读效仿。考文垂·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在1854年发表了一首极其流行的诗，家里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他在诗中描绘了极具耐心、牺牲自我的理想妻子：

Man must be pleased; but him to please
Is woman's pleasure; down the gulf
Of his condoled necessities
She casts her best, she flings her breast [...]

She loves with love that cannot tire;
And when, ah woe, she loves alone,
Through passionate duty love springs higher,

As grass grows taller round a stone.[9]

弗吉尼亚·吴尔夫在1942年向女性服务联盟（Women's Service League）时声称“杀死家中的天使是女作家的职责之一”：

[理想的妻子]极具同情心、非常娇媚、完全无私。她精通复杂的家庭生活艺术。她每日牺牲自己 ... 简而言之，她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欲，只会关心他人，满足他人。她尤其纯洁。纯洁是她的首要美德。[10]

家庭的将军

“家庭的将军”（The Household General）这个词，是伊莎贝拉·比顿（Isabella Beeton）在自己的著作比顿夫人的家居管理手册（Mrs Beeton's 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中提出的。她将家庭的女主人和军队的指挥官、企业的领袖相提并论。为了家庭备受尊敬，拥有幸福、舒适和安宁，她必须明智彻底地履行职责。比如说，她需要组织、委派、教导仆人，这并不是轻松的任务，因为大部分仆人都并不可靠。她的中上阶层读者都会有一群仆人，需要家庭的女主人监管。她建议读者用“家政账簿”追踪支出。她推荐每日记账，每月检查开支。女主人不但要追踪仆人薪酬方面的支出，还要追踪购买食物方面的支出。如果仆人的职责包括记账，她推荐读者定期查阅账薄，确保一切妥当。[11]

比顿制作了一个列出仆人职位、薪酬的表格。仆人的确切数量和明确职责令人清楚认识到，物流方面的知识对女主人有益。比顿指出，只有“富裕贵族”的家庭，才能够雇佣列表中的所有仆人。她建议读者按照自己的预算和仆人经验等等因素，调整仆人人数：[12]

男仆职位 无膳食、制服 有膳食、制服
管家 ₤10-₤80 –
近身仆人 ₤25-₤50 ₤20-₤30
仆役长 ₤25-₤50 –
厨师 ₤20-₤40 –
园丁 ₤20-₤40 –
仆役 ₤20-₤40 ₤15-₤25
助理仆役长 ₤15-₤30 ₤15-₤25
马车夫 – ₤20-₤35
马夫 ₤15-₤30 ₤12-₤20
下级仆役 – ₤2-₤20
小仆役 ₤8-₤18 ₤6-₤14
小马夫 ₤6-₤12 –
女仆职位 无额外茶、糖、酒配给 有额外茶、糖、酒配给
管家 ₤20-₤45 ₤18-₤40
近身仆人 ₤12-₤25 ₤10-₤20
褓姆长 ₤15-₤30 ₤13-₤26
厨师 ₤11-₤30 ₤12-₤26
上级仆役 ₤12-₤20 ₤10-₤17
上级洗衣仆役 ₤12-₤18 ₤10-₤15
杂役仆役 ₤9-₤14 ₤7 10s.-₤11
下级仆役 ₤8-₤12 ₤6 10s.-₤10
酒窖仆役 ₤9-₤14 ₤8-₤13
褓姆 ₤8-₤12 ₤5-₤10
下级洗衣仆役 ₤9-₤11 ₤8-₤12
厨房仆役 ₤9-₤14 ₤8-₤12
洗碟室仆役 ₤5-₤9 ₤4-₤8

当时的市面上面，有很多关于家政的书籍，在中产阶级之间很受欢迎。除了比顿夫人的著作之外，有关家政的书籍还有弗雷德里克·佩德利夫人（Mrs. Frederick Pedley）的婴儿照顾及儿童管理（Infant Nurs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Young Children）和家政实践或家庭主妇职责（Practical Housekeeping; or, the duties of a home-wife），珍·爱伦·潘顿（Jane Ellen Panton）的由厨房到阁楼（From Kitchen to Garret，在十年内发行了十一个版本），雪莉·福斯特·墨菲（ Shirley Forster Murphy，后任伦敦首席医疗官）的如何使我们的家变得健康（Our Homes, and How to Make them Healthy）。[13]

工人阶级家庭生活

工人阶级的家庭生活远远没有中上阶层的舒适。法定最低居住质量对当时的大众来说，是一个新概念。工人阶级主妇的责任是尽量保持家居清洁、温暖和干燥。伦敦工人居住的贫民区有严重的过度拥挤问题。多个家庭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情况并不罕见。90个人住10间房，或者是12个人住一间房（7英尺乘14英尺）是最极端的例子。[14]租金对工人来说，十分之高。百分之85的伦敦工人家庭，用五分之一收入支付房租，百分之50的家庭，用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收入支付房租。社区越贫穷，租金越高昂。伦敦克尼（Hackney）附近的旧尼克尔区（Old Nichol）的每立方尺租金，比伦敦西区的高四至十倍。在贫民区拥有房产的人包括贵族、教士和上流社会的投资者。[15]

对没有仆人的工人家庭女性而言，家务是沉重的负担。废气是祸根：它通过风和雾污染窗户、衣物、家具和地毡。主妇一般一个星期用手在锌制或者铜制洗衣桶里面，洗一次衣服。当时的女性可能会加热洗衣桶里面的水，同时放入一些苏打，将硬水变软。 [16]当时的主妇两个星期就会洗一次窗帘。窗帘要在洗前浸泡盐水，因为它往往被煤烟熏得焦黑。为了保持体面，女性会在每天早上擦洗门阶。[17]

离婚及法律歧视

家庭暴力及虐待

当时的法律只认定男性是人，法律承认女性权利的过程十分缓慢。女性的权利到了20世纪才完全获得认可。女性在结婚后会丧失财产权，权利并不会在离婚后恢复。就法律而言，丈夫掌有支配妻子的收入的权利。女性不能开银行账户。已婚女性不能未经丈夫批准达成协议。各种财产限制为女性结束失败婚姻制造困难和障碍。同时间，这些限制禠夺了女性控制自己的金钱的权利。

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逐渐得到社会改革家的关注。国会在1853年才通过了第一个针对家庭暴力的法例，防止和惩罚针对女性及儿童的暴力的法令（Act for the Better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Aggravated Assaults upon Women and Children），而第一个针对虐待动物的法例，早在1821年，就已经通过。有关立法未能完全杜绝针对女性及儿童的暴力，因为法例的效力有限，处处受到限制。[18]

女性也不愿运用有限的法律追索权，控告殴打自己的丈夫。1843年，一群主张保护动物的、禁止酒精饮品的活动家创立了改善和执行保护女性及儿童的法律的协会（Associate Institute for Improving and Enforcing the Laws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处理这一个问题。协会所雇佣的检查员，会对情况恶劣者提出检控。协会针对的主要是工人阶级女性，因为中上层的家庭都拒绝外人介入处理家庭内部的问题。有时候，礼教虚有其表的假象也会出现裂缝。1860年，伯克郡议员J·沃尔特（J. Walter）在下院声称其他议员如果“了解一下离婚法庭所揭露的事，就可能会担心它揭示了所有家庭的秘密。针对女性的暴力，绝不限于低下阶层。”[19]离婚后的耻辱，阻吓了有意运用法律追索权，或者是结束婚姻的中上阶层女性。

离婚

女性的权益在19世纪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往，父亲在离婚后，总是会得到儿女的抚养权，不过，情况正在改变。1839年，国会通过了儿童抚养权法令（Custody of Infants Act），给予品格无瑕疵的母亲在分居或离婚后取得儿女抚养权的权利。而1890年的婚姻诉讼法令（Matrimonial Causes Act）则给予了女性一定的权利离婚。不过，男性提出离婚只需要证明妻子通奸，而女性提出离婚，则需要证明丈夫犯有通奸以外的罪行，如乱伦、重婚、虐待家人和抛弃配偶。[20]1873年的儿童抚养权法令进一步扩大女性分居或离婚后取得儿女抚养权的权利。1878年，国会修订了婚姻诉讼法令，此后，女性可以以丈夫虐待家人为由，提出分居，并且取得儿女的抚养权。裁判法院甚至可以向受到威胁的女性发放保护令，避免后者受到丈夫伤害。1884年的已婚女性财产法令（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造成了巨大的改变。法令改变了已婚女性是丈夫的动产的观点，承认了其独立地位。1886年的儿童监护人法令（Guardianship of Infants Act）通过后，女性可以在丈夫逝世后成为儿女的单独监护人。女性的权益逐步增加，最终她们可以为了良好目的离开丈夫。与女性权益有关的重要年份有：

  • 1857年：家庭暴力可以作为女性提出离婚的理由
  • 1870年：女性可以保留自己的收入
  • 1878年：女性可以取得儿女的抚养权

生育控制及有关问题

有关女性身体的社会禁忌

骆驼在维多利亚时代引入澳洲。女性骑骆驼亦要和骑马一样，采用横鞍骑乘。（1880年昆士兰）

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女性具有纯洁、贞洁、优雅和端庄的特质。在这一理想背后的是各种礼教。在礼教的拘束下讨论内衣（有时会称为“不可提及的事物”）是不可接受的。时人认为讨论这种话题会令人对人体构造上的细节产生不健康的注意。一位当时的女士说：“我们所说的东西并不存在。实际上，我们甚至不想想那些东西。”[21]有时候，避免面对人体构造，会遇到尴尬的失败。维多利亚女王的侍女埃莉诺·斯坦利阁下（Hon. Eleanor Stanley），在1859年就记载了路易莎·蒙塔古，曼彻斯特公爵夫人（Louisa Montagu, Duchess of Manchester）因为走路太快，被旋转门绊倒裙箍的意外。

虽然，在男女聚会时提及女性内衣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很多男性杂志和杂耍剧场的讽刺剧，都以女士的灯笼裤等衣物为笑料。[22]

马术在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间逐渐流行起来。不少人以这个新市场为目标，出版了骑术礼仪手册。对女性而言，在骑马时保持端庄是极其重要的。女性在骑马时，会在裙下穿着马裤。女性的骑装和男性的骑装都是由同样的裁缝剪裁制作的，所以在制作完成后，女性的骑装要由女助手作出修改。[23]

环球旅行问世后，女性遇到了新的问题：其他地区的马、驴或者是骆驼，往往并未受过训练，不能横鞍骑乘。部分女性在大衣下穿着马裤或者是朱阿夫裤，解决这个问题。另一部分的女性，则穿源自印度的马裤Jodhpurs解决问题。女性因此可以在有需要时横鞍骑马。女性在一战结束之前，都要横鞍骑马。[24]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挑战了这一社会禁忌。她在42岁时接受医生建议，出国旅行。她在夏威夷旅游时下定决心，要好像男人那样骑马，而不是采用“不切实际”的横鞍骑乘，游览全岛。她曾经游览过美国西部、洛基山脉、日本、中国、巴格达、德黑兰和黑海地区。她的游记极受欢迎，畅销不衰。

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担心女性运动会产生危害。加拿大医生就进行了单车是否适合女性的讨论：

1896年，有人在自治领医学月刊和渥太华医学月刊发表了一系列信件。他在信件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女性在单车座椅上面有可能出现突然的性紧张释放。部分医生建议同僚鼓励女性避开踩单车这一种危险的现代运动，继续进行传统的悠闲活动，避免加拿大女性对性的渴求过多。然而，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同这种说法，而有关讨论一直进行到20世纪。[25]

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及有关问题

更多信息：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

当时的社会只容许女性与一个男性，她的丈夫发生身体上的亲密接触。然而，男性拥有多个伴侣是可以接受的。女性往往因为不能离婚，而继续留在与他人发生过接触的丈夫身边。[26]如果女性与其他男性发生了接触，就会被视为“堕落”的女子。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堕落女性付出沉重代价的例子。奸妇在众多小说当中，结局悲惨，比如说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古斯塔夫·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托马斯·哈代也在德伯家的苔丝当中，描写了一个因为被人强奸，失去童贞而备受排挤的女英雄。虽然有部分作家和艺术家在作品中对这种女性表现出同情，但是，仍然有另一部分的人试图在作品中教导女性，不要犯下这种错误。在维多利亚时代，性是不可以公开坦诚讨论的话题。公众谈性色变。当时的人认为，女性对性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对性的冲动困扰。就算女性的欲望并不强烈，太多性的经验仍然会为女性的家庭和她本身带来负面影响。为了限制家庭大小，女性本人，除了满足丈夫欲望的情况下，必须压抑对性的欲望。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性方面的事情在事实上椅子，感情上冷淡”。[27]为了鼓励女性在婚前守贞，国会在1834年修订济贫法加入了女性必须为非婚生子女负起经济责任的条文。[28]对女性而言，性关系不只好像男性的性关系那样简单，只与欲望和感觉有关。女性要避免错误，就要压抑原有的对性的欲望。

  • 弃儿，由理查德·雷德格雷夫绘于1851年。父亲将抱住私生子的女儿赶出家门。
    弃儿，由理查德·雷德格雷夫绘于1851年。父亲将抱住私生子的女儿赶出家门。
  • 良心觉醒，由威廉·霍尔曼·亨特绘于1853年。作品描绘了一个突然看到自己的错误的堕落女子。
    良心觉醒，由威廉·霍尔曼·亨特绘于1853年。作品描绘了一个突然看到自己的错误的堕落女子。
  • 过去与现在，一，由奥古斯都·埃格绘于1858年。一个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和他人通奸的丈夫手上面拿着证明妻子通奸的信件，脚下面踩着奸夫的微型肖像。
    过去与现在，一，由奥古斯都·埃格绘于1858年。一个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和他人通奸的丈夫手上面拿着证明妻子通奸的信件，脚下面踩着奸夫的微型肖像。
  • 朴茨茅斯船坞，由詹姆斯·迪索绘于1877年。根据泰特绘画陈列馆的描述，这幅画在展出的时候引起了牵然大波，因为画中人的道德值得怀疑。作品被人当成是反面教材。[29]
    朴茨茅斯船坞，由詹姆斯·迪索绘于1877年。根据泰特绘画陈列馆的描述，这幅画在展出的时候引起了牵然大波，因为画中人的道德值得怀疑。作品被人当成是反面教材。[29]
  • 溺水身亡，由乔治·弗雷德里克·瓦特绘于约1850年。一个堕落女子为了逃避耻辱，跳河自尽，在滑铁卢桥下面被波浪冲上岸上面。
    溺水身亡，由乔治·弗雷德里克·瓦特绘于约1850年。一个堕落女子为了逃避耻辱，跳河自尽，在滑铁卢桥下面被波浪冲上岸上面。

阻止传染病传播的法令

1864年，国会通过第一个阻止传染病传播的法令，加深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有不洁嫌疑的妓女必须接受强制的生殖器检查。拒绝接受检查可以被判监禁。确诊患有疾病的妓女需要强制入住医院，直到康复为止。

这个法令只对妓女有效，因此受到活动家批评，既没有效，也不公平。[30]有关检查是由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男警察进行的。警察可能会用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作为理由，要求妓女接受检查。法令在经过两次修订后，在1886年被国会废除。约瑟芬娜·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为了游说国会废除这一法令，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

教育

女性并不能自由学习科目。因此，女性更难挣脱束膊，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当时的教育男女有别。女性可以学习经过选的历史、地理和文学，令她们有有趣但没有争议性的话题。部分女性也擅长“男性”的科目，如法律、物理、工程、科学和艺术。这些女性促进了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当时的女性很难入读大学。有人甚至认为，学习是违反女性天性的事情，会导致女性患上各种疾病。女性应该是“社会的装饰品”。

注释

  1. ^ Buckner, Phillip Alfred. Rediscovering the British World.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05. 
  2. ^ Buckner, Phillip Alfred. Rediscovering the British World. Calgary: Calgary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7. 
  3. ^ Baines, Barbara J. ELH http://muse.jhu.edu.cat1.lib.trentu.ca:8080/journals/elh/v065/65.1baines.html. 1998: 69–98 [March 1, 2013].  缺少或|title=为空 (帮助)
  4. ^ Buckner, Phillip Alfred. Rediscovering the British World. Calgary: Calgary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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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Kreps, Barbara Irene. The Paradox of Women: The Legal Position of Early Modern Wives and Thomas Dekker’s The Honest Whore. ELH. Spring 2002, 69 (1): 8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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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Wise, Sarah. The Blackest Streets: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Victorian Slum.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9: 112. ISBN 978-1-84413-331-4. 
  19. ^ Wise, Sarah. The Blackest Streets: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Victorian Slum.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9: 113. ISBN 978-1-84413-331-4. 
  20. ^ Hurvitz, Rachael. Women and Divorce in the Victorian Era. [30 October 2011]. 
  21. ^ Cunnington, C. Willett. English Women's Cloth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omprehensive Guide with 1,117 Illustrations. Dover Publications. 1990: 20. ISBN 978-0-486-26323-6. 
  22. ^ Cunnington, C. Willett. English Women's Cloth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omprehensive Guide with 1,117 Illustrations. Dover Publications. 1990: 22. ISBN 978-0-486-26323-6. 
  23. ^ Berg, Valerie. The Berg Companion to Fashion. Berg Publishers. 2010: 249–50. ISBN 978-1-84788-592-0. 
  24. ^ Berg, Valerie. The Berg Companion to Fashion. Berg Publishers. 2010: 250. ISBN 978-1-84788-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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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Forman, Lisa Cody. The Politics of Illegitimacy in an Age of Reform: Women, Re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England’s New Poor Law of 1834. Women's History. 2000, 11 (4): 131–156. 
  27. ^ Marsh, Jan. Sex & Sexuality in the 19th Century.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arch 4, 2013]. 
  28. ^ Forman, Cody Lisa. The Politics of Illegitimacy in an Age of Reform: Women, Re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England’s New Poor Law of 1834. Women's History. 2000, 11 (4): 131–156. 
  29. ^ Portsmouth Dockyards by James Tissot. Tate Collection. [7 November 2011]. 
  30. ^ McElroy, Wendy. The Contagious Disease Acts. [30 Octo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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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印度

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印度
कंपनी राज （印地语）
কোম্পানি রাজ （孟加拉语）
நிறுவனத்தின் ராஜ் （泰米尔语）
કંપની રાજ （古吉拉特语）
کمپنی راج‬‎ （乌尔都语）
کمپنی واک‎ （普什图语）
1774年—1858年
格言：Auspicio Regis et Senatus Angliae
“奉英国国王及国会之命”
地位东印度公司殖民地
首都加尔各答
常用语言英语及多种其他语言
总督 
• 1774年–1775年
沃伦·黑斯廷斯
• 1857年–1858年
查尔斯·坎宁
历史 
• 英国国王任命第一任总督
1774年10月20日
• 第三次英马战争
1817年–1818年
1857年
• 英国国会通过印度政府法令
1858年8月2日
货币卢比
ISO 3166码IN
前身		 继承
马拉地帝国
锡克帝国
荷属马六甲
杜兰尼帝国
英属印度
海峡殖民地
今属于 印度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历史系列条目
印度历史
History of India
Carved decoration of the gateway torana to the Great Sanchi Stupa, 3rd century BCE.
古代印度
古典印度
中世纪印度
现代印度

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印度（Company rule in India，又称为东印度公司治理时期，Company Raj，[1]Raj是印地语的词汇，意为管治[2]），指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建立的政权。东印度公司的管治始于1773年，以定都加尔各答，任命第一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和确立自身对印度的直接管治为标志。[3]在此之前，东印度公司的部队在布克萨尔战役中击败了孟加拉的军队，获得了在孟加拉和比哈尔征收税款的权利，“Diwani”。[4][5]1857年，印军爆发哗变，导致英国国会在次年引入通过印度政府法令，将东印度公司的领土交由英国政府直接管理，建立英属印度。

领土扩张

莫卧儿帝国皇帝将“Diwani”移交给英国将军。

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建于1600年，起初称为“进行伦敦对东印度贸易的商人的协会”（The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1612年，莫卧儿帝国皇帝贾汉吉尔批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西岸的港口苏拉特建立贸易站。东印度公司因此在印度建立了第一个据点。1640年，南部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的时任皇帝，地华·拉亚二世（Deva Raya II）又批准了东印度公司在东南岸的马德拉斯建立贸易站。葡萄牙公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和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的时候，葡萄牙向英国送出了离苏拉特不远的孟买贸易站，作为公主的嫁妆。东印度公司在1668年租借了这一岛屿。二十年后，东印度公司在东岸也建立了多个据点。最深入内陆的据点位于恒河三角洲的加尔各答。同一时间里，葡萄牙、荷兰、法国、丹麦东印度公司都在印度沿岸设立了类似的据点，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是平平无奇的，时人很难会想象到，这间公司最后会在印度次大陆存在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普拉西战役和布克萨尔战役完结后，东印度公司巩固了自身在印度的地位，迫使莫卧儿帝国皇帝沙·阿拉姆二世将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三地征收税款的权利，“Diwani”，交给东印度公司，使得东印度公司成为了“Diwan”。1773年，东印度公司成为了下恒河平原（Lower Gangetic plain）大片区域的实际统治机构。同时间，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在孟买和马德拉斯附近进行扩张。四场英迈战争（Anglo-Mysore Wars）和三场英马战争完结后，东印度公司又控制了象泉河以南的大片地域。

东印度公司扩张的形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直接吞并印度土邦，并在当地直接进行管治。通过这种方式纳入东印度公司的版图之内的地区包括北方邦、德里、信德、旁遮普、西北边境省，和英锡战争结束后获得的克什米尔。不过，东印度公司在获得克什米尔后不久，就和查谟的多格拉王朝签署了阿姆利则条约（Treaty of Amritsar），出卖了克什米尔，使得此地从此成为了一个土邦。1854年，东印度公司又吞并了拜拉尔（Berar），奥都（Oudh）也在两年后，被东印度公司吞并。[6]

东印度公司公司的第二种扩张形式是通过和当地君主签署条约，来使得后者承认东印度公司的霸权，代价是给予当地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这样做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只是一间商业机构，受到制约，所以，要通过这种手段来获得管治的合法性。[7]在最初的大半个世纪内，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支持者是附属联盟（Subsidiary alliance）的成员。[7]到了19世纪初，大半个印度的地方政权，都是联盟的成员。[7]东印度公司欢迎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土，而加入联盟的当地君主。东印度公司认为这种非直接的管治方式是经济实惠的，因为这种管治方式不会带来直接管治所需的费用，也不会带来政治上的负面效果，还能够得到当地人的支持。[8]同时间，东印度公司承诺“保护附属联盟的成员，尊重他们的传统和荣誉。”[8]在这个制度之下建立的国家称为土邦，印度教君主称为大君（Maharaja），而穆斯林君主则称为太守（Nawab）。重要的土邦包括：科钦（Cochin）、赴斋浦尔（Jaipur）、特拉凡哥尔、海得拉巴（Hyderabad）、迈索尔（Mysore）、萨特莱杰河南诸邦（Cis-Sutlej Hill States）、印度中部诸邦（Central India Agency）、卡奇及古吉拉特盖克瓦德地区（Kutch and Gujarat Gaikwad territories）、拉杰普塔纳（Rajputana）和巴哈瓦尔布尔（Bahawalpur）。[6]

历任总督列表

总督 任期 事件
沃伦·黑斯廷斯 1773年10月20日–1785年2月1日 1770年孟加拉饥荒
罗希拉战争
第一次英马战争
查理西饥荒
第二次英迈战争
查尔斯·康沃利斯 1786年9月12日–1793年10月28日 康沃利斯法规
永久居留法
科钦成为英国的半保护国
第三次英迈战争
道耳巴拉饥荒
分离司法及税收系统
约翰·索尔 1793年10月28日–1798年3月 重组、缩小东印度公司军队
赴斋浦尔、特拉凡哥尔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占领安达曼群岛
占领荷属锡兰沿海地区
理查德·韦尔斯利 1798年5月18日–1805年7月30日 海德拉巴尼萨签署条约，成为附属联盟的第一个成员
第四次英迈战争
奥都太守向东印度公司割让戈勒克布尔、罗希尔坎德两个专区，阿拉哈巴德、法塔赫布尔、埃达沃、迈恩布里、埃达六个县，和部分属于米尔扎布尔和特莱两个地区的领土
马拉地帝国宰相巴吉·拉奥二世签署勃生条约，加入附属联盟
德里战役
第二次英马战争
东印度公司吞并河间和阿格拉
建立割让及征服诸省
查尔斯·康沃利斯 1805年7月30日–1805年10月5日 前任总督发动多场战争，导致东印度公司财政紧张
康沃利斯受命议和，但客死他乡
乔治·希拉里奥·巴洛 （代理） 1805年10月10日–1807年7月31日 韦洛尔叛乱
明托勋爵 1807年7月31日–1813年10月4日 入侵爪哇
占领毛里求斯
黑斯廷斯侯爵 1813年10月4日–1823年1月9日 英尼战争
吞并库毛恩、加瓦尔和东锡金
萨特莱杰河南诸邦
第三次英马战争
拉杰普塔纳诸邦接受英国保护
建立新加坡
卡奇接受英国保护
巴罗达接受英国保护
印度中部诸邦
阿美士德勋爵 1823年8月1日–1828年3月13日 第一次英缅战争
缅甸向东印度公司割让德林达依、阿腊肯和阿萨姆
威廉·本廷克 1828年7月4日–1835年3月20日 引入1829年孟加拉娑提法规，禁止寡妇殉葬
禁止强盗法令，1836年-1848年
迈索尔接受英国保护
巴哈瓦尔接受英国保护
东印度公司吞并古尔格
奥克兰勋爵 1836年3月4日–1842年2月28日 建立西北边境省
建立邮政部
1837年-1838年阿格拉饥荒
东印度公司占领亚丁 [9]
第一次英阿战争
埃尔芬斯通的大军遭到屠杀
艾伦伯度勋爵 1842年1月28日–1844年6月 第一次英阿战争
吞并信德
印度奴隶法令
亨利·哈丁 1844年7月23日–1848年1月12日 第一次英锡战争
锡克签署拉合尔条约，割让杰伊琼杜瓦巴、哈扎拉和克什米尔
查谟的古拉卜·辛格签署阿姆利则条约，购入克什米尔
达尔胡西侯爵 1848年1月12日–1856年2月28日 第二次英锡战争
旁遮普和西北边境省
印度铁路动工
禁止对改宗、改种姓者的法律歧视法令
架设第一条电报线路
第二次英缅战争
吞并下缅甸
恒河运河开通
吞并萨塔拉、斋浦尔、萨姆巴尔普尔、那格浦尔和占西
吞并比哈尔和奥都
首次引入邮票
公共电报开始运作
查尔斯·坎宁 1856年2月28日–1858年11月1日 印度教寡妇再婚法令
创办第一间大学
印军哗变
英国国会通过1858年印度政府法令，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清盘

规章制度

主条目：不列颠东印度公司

在普拉西战役之前，东印度公司的领土，包括管辖区的首府，如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绝大部分都实行自治。自治机构称为“城镇委员会”（Town council），由商人组成。[10]委员会的权力很小，只能管理地方事务，不过，它防止了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滥用职权，犯下严重的错误。[10]普拉西战役之后，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孟加拉“Diwani”的头衔，开始受到英国公众关注。[10]东印度公司的财政管理开始受到质疑 - 东印度公司的一些官员在返国的时候腰钱万贯，但是，东印度公司本身却出现了净亏损。有一些人声称，官员的财富都是通过极力搜刮而得来的。[11]到了1772年，东印度公司已经要向政府借款维持运作。有人开始担心东印度公司贪污受贿的风气会传回英国。[12]英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受到了考验。[13]1773年，英国政府在进行了多次咨询之下，引入了规章法令（Regulating Act），法令的详题说明了它的目的：“以更好地管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欧洲的事务”。[14]

引入法令的英国首相诺斯勋爵起初计划将东印度公司的领土交给政府管理，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不少反对。[13][12]因此，他被迫作出妥协，在法令中加入条文，承认东印度公司有权代表国王行使权利。不过，这也确立了君主对东印度公司领土的最终主权。[15]法令通过后，东印度公司需要接受政府和国会的监管，各个方面的通讯，亦要接受政府审查。[15][16]法令还确立了孟加拉威廉堡管辖区的至高地位。[17]法令通过后，沃伦·黑斯廷斯获提名为总督，另外四人获提名为四人会议（Council of Four，又称加尔各答行政会议）成员，管理监视印度事务。[17]次等管辖区，如马德拉斯圣乔治堡管辖区，和孟买管辖区，未经总督会同孟加拉行政会议（Governor-General of Bengal in Council）批准，不得擅自发动战争或签署条约 - 除非有擅自作出决定的必要。[18]次等管辖区的总督，需要听从威廉堡总督的命令，也需要将一切重要的资讯，传达予威廉堡总督。[14]不过，这一法令的条纹太过含糊，使得印度官员有机会对条文作出各种解释，印度政府因此没有作出改善，各总督、各地方总督、各行政会议成员之间，经常发生争执。[16]法令也有针对贪污风气的条文：禁止东印度公司官员在当地进行自己进行贸易，或者是接受当地人的“礼物”。[14]

威廉·皮特担任首相后，引入了另一条法令：1784年印度法令（India Act of 1784），在本土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监管东印度公司，阻止股东干预印度事务。[19]该个委员会称为控制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成员包括两名阁员（其中一名是财政大臣）为数六人。[16]当时的国会，也存在一场有关孟加拉地主权利的辩论。国会最后达成了共识，支持孟加拉行政会议菲利普·弗朗西斯，同时也是沃伦·黑斯廷斯的政敌的观点，孟加拉的所有土地应被视为“当地地主和家族的地产和遗产”。[20]法令考虑到东印度公司官员的所作所为，指出有无数人投诉印度各种王公贵族被人不公地剥夺了土地权、司法权和各种权利和特权。[20]同时间，董事会的成员开始支持弗朗西斯的另一个主张：固定孟加拉的土地税率，永不作出改动，为查尔斯·康沃利斯日后推行永久居留法（Permanent Settlement）铺平了道路。[21]印度法令也规定了地方管辖区，要加设一些职位，分管内政和军事事务。[22]法令也扩大了孟加拉管辖区的权利。不过，因为通讯科技落后，印度其他地区仍然由其他人掌控的原因，次等管辖区在19世纪之前都有一定的自治权。[23]1796年，东印度公司任命查尔斯·康沃利斯为新任总督。康沃利斯和前任总督黑斯廷斯相比，不但权力更大，而且还有内政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支持。[24]1784年后，英国政府拥有了任命印度所有重要官员的权力。一个人是否适合担任总督，最重要的是他的政治关系，而不是管理能力。[25]大部分总督都是保守派地方乡绅，只有少部分总督，如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和达尔胡西侯爵（Lord Dalhousie）是自由派的成员。[25]

弹劾沃伦·黑斯廷斯期间所发生的的事情，改变了英国公众对东印度公司的观点。审讯为时极长，前前后后进行了七年。[26]推动这一工作的人，除了埃德蒙·伯克以外，还有一些官员。[26]伯克认为，黑斯廷斯的罪行不单有贪污受贿，还有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无视法律，作出决定，故意对他人造成困扰。辩方则回应道，他的行为是考虑了印度习俗和传统的。[26]虽然，伯克的演讲获得了不少掌声，也为印度带来了不少关注，但是，黑斯廷斯最后都是被判无罪，民族主义复苏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之一。不过，伯克的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英国公众在他的努力之下，对东印度公司的印度领土，有了一种责任感。[26]

进入19世纪后，商界出现了取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呼声。1813年，国会通过了特许状法令（Charter Act），为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续期。不过，法令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以外的商品的权利，而且向投资者和传教士开放了印度。[27]英国君主和国会对东印度公司的监管越来越严密。到了19世纪20年代，英国君主会保护到印度传教或者做生意的英国国民。[27]1833年，国会再度为东印度公司续约的时候，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智能，还将东印度公司的领土并入英国的版图之内，只是保留了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权利。[27]法令也赋予了总督会同行政会议监管全印度民政和军事大权的权力。[23]出于管理新领土的原因，法令创设了一个新的管辖区，阿格拉管辖区（Presidency of Agra），方便进行管理。1856年，管辖区扩大了版图，最终成为阿格拉及奥都联合省。[23]在同一段时间内，有人创设了副总督一职，管理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的事务，令印度总督可以专注于印度事务。[23]

征收税款

1765年之前，孟加拉仍然实行莫卧儿帝国时代的收税制度：地税包收人（Zamindar）以莫卧儿帝国皇帝的名义，在“Diwan”的监督之下征收地税。[28]在这一制度之下，土地没有单一的所有者，农民、包收人、政府都拥有土地的部分产权。[29]包收人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通过经济租获利。[29]在莫卧儿时代，土地的产权属于政府所有，包收人只是代替政府收税。[29]东印度公司获得“Diwani”的头衔之后，因为不熟悉印度事务，而犯下了不少错误，甚至有可能加剧了1770年孟加拉饥荒。[30]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尽力缓解灾情。[31]大饥荒的经济和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孟加拉作家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在一个世纪后就创作了以此为题的小说Anandamath。[30]

沃伦·黑斯廷斯担任总督后，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孟加拉管辖区征收地税。为此，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和巴特那建立了税务委员会（Board of Revenue），还将之前的税收记录，由穆尔斯希达巴德运到加尔各答。[32]奥都割让贝拿勒斯后，此处也开始实行新税收制度。贝拿勒斯的税收由常驻官员（Resident）负责。[32]1774年，东印度公司为了遏制贪污风气，用省委员会取代了“区域税吏”（District Collector）。各区都有印度税吏协助委员会收税。[32]税吏（Collector）这一职衔的名称，反映了“印度政府地税征收的核心：这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它塑造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管理模式。”[33]

东印度公司延续了莫卧儿时期的税收制度。农民在这一税收制度之下，负担极其沉重，有三分之一的作物都要上缴。东印度公司决定以旧制度作自身税务政策的基准。[34]不过，印度各地都有不同的收税方法。因此，东印度公司派出了一个巡回委员会，到孟加拉管辖区的新领土，进行视察，以作出决定。在作出决定前，首先建立一个临时的包税制度。[35]东印度公司制定税收政策的目标是：一，平衡农民和包收人的利益。二，确保税收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府的收入，和稳固政府的管治。[34]东印度公司初期的税收制度，和莫卧儿的相比，较为不正式，不过，为日后的管治立下了基石。[34]

注释

  1. ^ Robb 2004，第116–147页 "Chapter 5: Early Modern India II: Company Raj", Metcalf & Metcalf 2006，第56–91页 "Chapter 3: The East India Company Raj, 1772–1850," Bose & Jalal 2003，第76–87页 "Chapter 7: Company Raj and Indian Society 1757 to 1857, Reinvention and Reform of Tradition."
  2.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 1989: Hindi, rāj, from Skr. rāj: to reign, rule; cognate with |L. rēx, rēg-is, OIr. rī, rīg king (see RICH).
  3. ^ Metcalf & Metcalf 2006，第56页
  4. ^ Bose & Jalal 2003，第76页
  5. ^ Brown 1994，第46页, Peers 2006，第30页
  6. ^ 6.0 6.1 Ludden 2002，第133页
  7. ^ 7.0 7.1 7.2 Brown 1994，第67页
  8. ^ 8.0 8.1 Brown 1994，第68页
  9. ^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captures Aden on January 18, 1839
  10. ^ 10.0 10.1 10.2 Bandyopadhyay 2004，第76页,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vol. IV 1908，第14页
  11. ^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vol. IV 1908，第14页, Peers 2006，第35页, Bandyopadhyay 2004，第76页
  12. ^ 12.0 12.1 Peers 2006，第35页
  13. ^ 13.0 13.1 Marshall 2007，第207页
  14. ^ 14.0 14.1 14.2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vol. IV 2007，第14页
  15. ^ 15.0 15.1 Marshall 2007，第197页
  16. ^ 16.0 16.1 16.2 Bandyopadhyay 2004，第77页
  17. ^ 17.0 17.1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vol. IV 2007，第14页, Bandyopadhyay 2004，第77页
  18. ^ "in Council," i.e. in concert with the advice of the Council.
  19. ^ Travers 2007，第211页
  20. ^ 20.0 20.1 Quoted in Travers 2007，第213页
  21. ^ Guha 1995，第161页
  22. ^ Bandyopadhyay 2004，第78页
  23. ^ 23.0 23.1 23.2 23.3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vol. IV 2007，第15页
  24. ^ Travers 2007，第213页
  25. ^ 25.0 25.1 Peers 2006，第36页
  26. ^ 26.0 26.1 26.2 26.3 Peers 2006，第36–37页
  27. ^ 27.0 27.1 27.2 Ludden 2002，第134页
  28. ^ Metcalf & Metcalf 2006，第20页
  29. ^ 29.0 29.1 29.2 Metcalf & Metcalf 2006，第78页
  30. ^ 30.0 30.1 Peers 2006，第47页, Metcalf & Metcalf 2006，第78页
  31. ^ Peers 2006，第47页
  32. ^ 32.0 32.1 32.2 Robb 2004，第126–129页
  33. ^ Brown 1994，第55页
  34. ^ 34.0 34.1 34.2 Peers 2006，第45–47页
  35. ^ Peers 2006，第45–47页, Robb 2004，第126–129页
黑暗之心
原名Heart of Darkness
作者约瑟夫·康拉德
类型中篇框架小说
语言英文
发行信息
出版机构布莱克伍德杂志
出版时间1899年2月
出版地点英国
媒介印刷连载小说
系列作品
续作吉姆爷（1900年）

黑暗之心

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是约瑟夫·康拉德的一部中篇框架小说，讲述了在刚果河运送象牙的船员马洛的故事。马洛在行程中，对象牙代理库尔兹的兴趣越来越大。这本书探索了人潜在的、固有的黑暗面，涉及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野蛮、文明等多个主题。

这本书在出版后，逐渐变得热门，存在多个版本（包括合集版、平装版、带注解研究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黑暗之心在1998年的现代图书馆百大英文小说排行榜中，位居编辑小组名单第67名。这本书还是西方正典之一。

背景

大约八年半前，康拉德接受了比利时贸易公司任命，到刚果做蒸汽船船长。他在到达贸易站之后，才发现蒸汽船已经损坏，需要维修。康拉德唯有在次日登上了另一船长驶往上游的蒸汽船。第二艘蒸汽船的船长后来患上了疾病，他因此取得了指挥权。康拉德的蒸汽船在上游的公司贸易站接走了代理乔治-安托万·克莱因（Georges-Antoine Klein）。不过，克莱因在蒸汽船驶往下游的过程中死了。而康拉德本人也患上了大病，不得不在合约里面定明的任职时间完结之前，回到欧洲。

出版

这个故事在1899年二月、三月和四月，分为三个部分，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分别推出。1902年出版的青年时期：一个故事，和另外两个故事（Youth: a Narrative, and Two Other Stories）也收录了这一故事。用康拉德的话来说，黑暗之心就是：

“一个记者成为（非洲）内陆贸易站经理，还令自己受到一个部落的野蛮人崇拜的故事。这么说容易令人以为，这是一个幽默的故事，不过实情并非如此。”

1902年出版的版本，集合了青年时期：一个故事、黑暗之心和系链的末端（The End of the Tether）三个故事，大致地讲述了他一生的三个阶段。1917年，康拉德又在这本书的新版中，加入作者笔记（Author's Note），评论了一下前两个故事的叙述者马洛（Marlow）。他也有提到，青年时期是第一个出现马洛的故事。

1902年5月31日，康拉德在写给威廉·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的信中写道：

“I call your own kind self to witness [...] the last pages of Heart of Darkness where the interview of the man and the girl locks in—as it were—the whole 30000 words of narrative description into one suggestive view of a whole phase of life and makes of that story something quite on another plane than an anecdote of a man who went mad in the Centre of Africa.”

情节简介

查尔斯·马洛（Charles Marlow）在登上了停泊在泰晤士河畔格雷夫森德的尼尔森号（Nellie）之后，向其他船员讲述了他被象牙贸易公司任命为内河蒸汽船船长之后遇到的事情。他首先描述了自己乘船经过荒野，航往贸易站的经过。抵达贸易站后，他发现那里的情况十分恶劣，调度混乱，零件散落，经常进行无谓的爆炸工作。贸易站有一些黑人，他们都被人锁链锁了起来，情绪低落，在他看来，这些人可能要做工做到死为止。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白人，穿着制服，拿着一支步枪。他在这里遇到了公司的总会计师，会计师向他介绍了“一流”的代理库尔兹（Kurtz）。

1889年的刚果河比利时贸易站。

马洛和商队一起，离开了贸易站，徒步穿过荒野，向另一个贸易站进发。这个贸易站停泊了他即将指挥的蒸汽船。他到了那里，才知道他的蒸汽船在两日前就已经撞毁了。这个贸易站的经理向他解释了他们在他抵达之前，就擅自开船的原因：库尔兹病了，而他那非常重要的贸易站，也情况危急，所以，他们要提前开船，为那个贸易站运送补给，接走患病的库尔兹。马洛觉得这个贸易站的人，都是些在背后指点别人的人懒惰“朝圣者”，喜欢嫉妒他人，为了利益，竭力争取更高的职位。不过，他们又没有作出实际行动表现自己，只会一直做一些无谓的、低效的事情，只愿等待，不愿冒险。马洛的船在打捞出水后，又用了几个月时间维修，他感到十分不耐烦。他在这几个月里了解到，库尔兹不但不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物，还是一个或多或少，受人憎恨的人物。一是因为他担任要职，二是因为，按照贸易站的人的说法，库尔兹是依靠关系登上高位的。

康拉德指挥的比利时内河蒸汽船比利时人的国王号。

马洛在船修理好了之后，再次向内陆进发，目的地是库尔兹的内陆贸易站，同行的有贸易站经理、三四个“朝圣者”和二十几个请来的“食人族”船员。

入夜后，他们把船停在离内陆贸易站大约八公里的地方休息。次日早上，一股白色浓雾笼罩了他们，岸上面传来了一些声音：首先是非常大声的叫喊，然后是令人不安的喧哗。他们再次起程，航行了几个小时之后，开始搞不清贸易站的方向。就在此时，岸上的土著开始向蒸汽船射箭。船上的“朝圣者”则用温彻斯特步枪还击。掌舵的“食人族”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用马提尼-亨利步枪向岸上的土著开枪。为了避免蒸汽船撞上树桩，马洛接过了舵轮。掌舵的“食人族”很快被长矛刺中，在马洛旁边倒下。岸上的土著在马洛拉了几次汽笛后，就再也没有射箭了。被矛刺中的“食人族”，在马洛和一个“朝圣者”面前死了。他强迫那个“朝圣者”掌舵，好让自己脱下浸满那个“食人族”的血的鞋袜。马洛这时以为库尔兹已经死了，此外，他发现库尔兹为国际消除野蛮习俗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Savage Customs）写了一份雄辩滔滔的报告。报告最后有一个明显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注脚；“消灭所有的畜生！”（后来库尔兹恳求马洛好好保管这份被他称之为“小册子”的报告）马洛觉得，不应该浪费人命来寻找库尔兹。马洛穿了一对拖鞋之后，回到了舵室，继续掌舵。经理来到了他身边，希望他调转船头，回到下游。就在此时，他们见到了内陆贸易站。

马洛见到有个人在岸上面向他们招手，要他们上岸。这个人满身补丁，动作滑稽，令马洛觉得他像个小丑。“朝圣者”全副武装地护送经理上岸接走库尔兹。而那个“小丑”，则上了他们的船。马洛这时才发现，他是一个俄国流浪汉，之前不慎闯入了库尔兹的营地。他还从俄国人处了解到，库尔兹在这一地区是多么的肆意妄为，而土著又是多么的崇拜他，还有他病得多么重。这个俄国人也很崇拜库尔兹，感到他的智慧十分之高，认同他对爱、生命和正义的见解。俄国人还因为他拥有十分大的权力 - 也愿意使用他的权力，而佩服他。马洛觉得库尔兹已经疯了。

马洛在船上，用望远镜观察到，贸易站附近有一些柱子，而每一个柱子上面，都插了一个土著的人头，这令他他大吃一惊。一段时间后，经理和“朝圣者”用简易担架抬着库尔兹回来了。而他们周围有一群虎视眈眈，已经准备好作战，“救回”他们的偶像库尔兹的土著。库尔兹在担架上叫喊了一阵之后，土著回到了树林之中。一个美丽的土著女子，小心翼翼地走到了船旁边，举高了她的双手，然后又回到了树林之中。马洛这时才从俄国人处得悉，袭击蒸汽船的土著，是库尔兹派来的。俄国人又说，听库尔兹吟诵诗歌，是令人“大开眼界”的事情。最后，俄国人说有一艘独木舟和几个土著在等他，所以就此离开了蒸汽船。

半夜过后，马洛发现库尔兹独自一人下了船，回到了岸上。马洛也跟着他上了岸，发现他想挣扎着，想重新回到贸易站，还叫来了自己的土著崇拜者。马洛对他说，他不回到船上，必死无疑，但他没有理会。最后，马洛说“不管怎样你在欧洲肯定是成功了”，打动了库尔兹。马洛扶着库尔兹，回到了船上。次日，他们准备好了船只，开始返航，这时 - 土著，包括那个女子，又再出现在岸边，大喊大叫。“朝圣者”拿出了他们的枪支，准备开枪，似乎想要惊吓一下土著。马洛拉了几下汽笛，吓到了土著 - 只有那个女子不为所动，还对着蒸汽船张开双臂。“朝圣者”开了枪之后不久，船就已经往下游开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随着库尔兹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马洛自己也开始生病。蒸汽船坏了，需要维修。库尔兹给了马洛一包文件，一张照片之后就死了。他的遗言是：“可怕啊！可怕啊！”

马洛吹熄了库尔兹房间的蜡烛之后，就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和其他船员一起吃饭。经理的人很快就发现到，库尔兹已经死了，对正在吃饭的人，用一种尖刻轻蔑的语气说：“库尔兹已经死了。”马洛没有留意“朝圣者”的反应，和之后的举动。他的病情也变得更加严重了，差一点就要因此死去。

马洛回到欧洲后，过得并不愉快。他给库尔兹的文件分了类，给了贸易公司的人叫做“消除野蛮习俗”的文件，不过删去了最后的注脚。然后，他给了一个自称是库尔兹堂兄弟的人一些不重要的家信和备忘录。后来，他又给了记者一份报告，让记者看看，如果适宜的话就刊登出来。最后，他见了库尔兹的未婚妻，她就是库尔兹给马洛的那张照片中的女子。两人见面的时候，库尔兹已经死了一年多了，但这名女子仍然身着黑色丧服。女子迫切地询问了库尔兹的情况。最后，女子问马洛，库尔兹的遗言是什么。不幸的是，马洛许了谎，说库尔兹说的，是她的名字。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黑暗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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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lium Trebianum
特雷比亚河战役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一部分

J·威尔斯的著作罗马简要历史插图。在这幅战场地图里，罗马军队驻扎在特雷比亚河左岸。罗马军队受到迦太基军队的努米底亚骑兵骚扰后，渡过特雷比亚河追击努米底亚骑兵。
日期前218年12月冬至
地点
罗马特雷比亚河
结果 迦太基军队取得胜利
参战方
迦太基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汉尼拔 Tiberius Sempronius Longus
兵力
30,000人：
重装步兵20,000人
骑兵10,000人
战象37头		 42,000人：
军团士兵18,000人
意大利盟军20,000人
骑兵4,000人
伤亡与损失
步兵4,000人 - 5,000人
战象若干头		 大约26,000人 - 28,000人，最高32,000人

特雷比亚河战役

特雷比亚河战役（Proelium Trebianum），是以汉尼拔为首的迦太基军队，和以Sempronius为首的罗马军队，在前218年冬至进行的一场战役，也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战役。罗马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承受了大量损失。不过，也有一部分的罗马军队，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凯旋回到皮亚琴察。汉尼拔在战役中，以谨慎、创新的战术，使得迦太基军队取得了胜利。反观他的对手Sempronius Longus，行事鲁莽、目光短浅，未能看出汉尼拔在用计引他进入包围圈，使得罗马军队最终战败。

这场战役在皮亚琴察省特雷比亚河左岸进行，战役就是以这条河流为名。战场的确切位置，今人并不清楚。不过，大部分人都认为，战场是在艾米利亚大道附近的。也有人认为，战役是在罗托夫雷诺进行的。

来源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和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的著作，都有记载这场战役。两人的著作，成为后人研究这场战役的主要来源。两人的著作，在地理细节上有很大出入。而且，两人都把一些关键之处，如罗马军队营地的位置，又或者是罗马军队渡河的方向，写得模棱两可。因此，大部分学者都十分关注两军的战前部署。而战役的结果，在两人的著作中，都是相同的。

史实和后世设想的混淆，引发了一定争议。有人认为，Sempronius正全速赶往另一地点，和西庇阿的军队会合。但证据显示，两人“只召开了很多会议，查明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讨论当时形势。”

而且，这两位执政官所率领的军队，驻扎在两个相距很远的地方。波利比奥斯曾在著作中假设两军在战役发生时，已经会合，也就说，Sempronius指挥了四个军团。他在著作中描述了罗马军队撤往皮亚琴察的过程，但丝毫没有提及，负伤的西庇阿，是怎样撤往皮亚琴察的。不过，李维在著作，描述了西庇阿撤退的过程：他率领军队秘密撤往皮亚琴察后，又再撤往克雷莫纳。所以，在皮亚琴察过冬的只有一支军队。

如果西庇阿完好无损的军队，秘密撤往了皮亚琴察，那么，无论是Sempronius，抑或是西庇阿，都不太可能指挥另一人的军队，也不能协助另一人作战。事实上，并没有证据显示，Sempronius曾经向西庇阿透露，自己准备进攻迦太基军队。Sempronius在战前，只咨询过后者的意见，后者回复他时，建议他不要进攻迦太基军队。很多学者认为，汉尼拔当时是在阻止Sempronius的军队，和西庇阿的军队会合。不过，这一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西庇阿真如这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掌有一支军队，那么，汉尼拔应该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汉尼拔似乎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存在。他没有率军阻止Sempronius的大军，由东面行至西面。而西庇阿和Sempronius，也没有交出自己的部队，给对方指挥。

波利比奥斯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提出，当时西庇阿和Sempronius的确想会师，只是未能成真而已。事实上，罗马军队在特雷比亚河附近，有两个营地。西庇阿的军队驻扎在左岸的山丘上，而Sempronius的军队则驻扎在右岸的平原上。但有些历史学家二者择其一，说在战役开始时，罗马军队在特雷比亚河附近只有一个营地。

汉尼拔感到两军不会会合，制定了相应策略，最后因此取胜。他派人挑衅Sempronius，引诱他渡过特雷比亚河，进入他的包围圈。Sempronius果然中计，率军在雨雪交加的天气下，渡过特雷比亚河，追击汉尼拔派出的诱饵部队。罗马军队渡河后，汉尼拔派出自己精力旺盛、准备充足的士兵，突然袭击罗马军队，罗马军队因此损失了大部分士兵。

前奏

特雷比亚河会战示意图

汉尼拔抵达

主条目：提基努斯河会战

前219年，汉尼拔率军攻打和罗马结盟的城市萨贡托，引发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攻陷萨贡托后，他带兵开往意大利。汉尼拔的军队在越过代表迦太基、罗马两国国界的埃布罗河之前，有士兵102,000人，战象若干头。他的大军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损失了大半人马，剩下士兵26,000人。汉尼拔的军队抵达意大利半岛后，在提契诺河一带，和西庇阿之父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的军队交战，取得了胜利。战后，高卢和迦太基结盟，他的军队加入了不少高卢士兵，人数上升到90,000人。汉尼拔的军队要对付罗马军队，可谓绰绰有馀。而且，他还有山南高卢人助战、支援。

Sempronius Longus抵达

罗马元老院得知迦太基军队大败罗马军队之后，命令驻守西西里的执政官Sempronius Longus增援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但Sempronius并不知道，负伤的西庇阿在提基努斯河会战之后，已经撤往了罗马殖民地皮亚琴察。在提基努斯河会战之后，一直不满罗马人向自己国家殖民的高卢人，在汉尼拔的唆摆之下，加入了迦太基一方，与罗马人作战。汉尼拔驻扎的平原就在西庇阿驻扎的山丘下面。两军都没有完全控制皮亚琴察。

Sempronius接到元老院的命令时，身处西西里利利巴厄姆（Lilybaeum，今马尔萨拉）。他解散了人马，不过要求他们在波河南面的里米尼重新集合。解散人马后，Sempronius独自一人，沿着当时仍未建成的艾米利亚大道，向皮亚琴察前进。12月初，他之前解散的两个军团，在皮亚琴察重新集结。Sempronius并未在城市停留，第一个原因是城市的堡垒，已经被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焚毁，第二个原因是焚毁堡垒的骑兵，此时还在城市南面驻扎。这些骑兵驻扎的位置，和一个多月前汉尼拔大军驻扎的位置十分接近 - 甚至可能和汉尼拔大军之前驻扎的位置相同。很明显，汉尼拔为了追击西庇阿，已经渡过了特雷比亚河，在河流左岸扎营。

占领Clastidium

高卢人的补给，并不够汉尼拔的大军使用。所以，他还要向占领地区的人民征收补给。汉尼拔的行为，无疑为当地人民加上了沉重负担，他所得到的补给，也日渐减少。他因此决定，占领Clastidium（今卡斯泰焦），抢夺罗马人在当地的粮仓。汉尼拔不能重复先前走过的路线。他通过贿赂驻军指挥官Dasius Brundisius，兵不血刃地占领了Clastidium。汉尼拔在占领Clastidium后，按照先前的承诺，善待当地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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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梯也尔

路易·阿道夫·梯也尔
Louis Adolphe Thiers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安道尔大公
任期
1871年8月30日[1]—1873年5月24日
前任路易·儒勒·特罗许（Louis Jules Trochu）（临时）
继任帕特里斯·麦克马洪
第20任法国首相
任期
1840年3月1日—1840年10月29日
君主路易·菲利普一世
前任达尔马提亚公爵
继任达尔马提亚公爵
任期
1836年2月22日—1836年9月6日
君主路易·菲利普一世
前任达尔马提亚公爵
继任路易-马修·莫莱
个人资料
出生(1797-04-15)1797年4月15日
法国马赛
逝世1877年9月3日(1877岁—09—03)（80岁）
法国圣日耳曼昂莱
国籍 法国
政党Orléanist
保守共和党人
宗教信仰心灵主义 （Spiritualism）

马里·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年4月15日—1877年9月3日），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路易·菲利普时期的首相，在第二帝国灭亡后，再度掌权，因镇压巴黎公社而知名。在1871年至1873年间，他首先担任国家首脑，然后担任临时总统。在国民议会发起一次不信任动议后，他提出请辞，被接受，[2]被迫下台。他被达尔马提亚公爵代替，后者担任了前者觊觎的职位，共和国总统。1875年，在一系列立法后，第三共和正式成立。

早年

梯也尔的好友，弗朗索瓦·米涅。

梯也尔的祖母是希腊化的安德烈·舍尼埃之母伊利莎白·桑蒂-洛马卡（Élisabeth Santi-Lomaca）的姊妹。他的家族是“被大革命毁了的布商”，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是一个锁匠。他的母亲是Chéniers人。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首先在马赛读预科，后来在普罗旺斯艾克斯读法律。在艾克斯，他在酒吧结识了弗朗索瓦·米涅，开始了与他的终生友谊。他对法律没有兴趣，却对文学有兴趣；一篇关于沃维纳格侯爵（marquis de Vauvenargues）的文章为他赢得了一个学术奖。在1821年初秋，梯也尔到了巴黎，很快引介为政制（Le Constitutionnel）的编辑。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他将自己的文章集结成书。第一部在1822年的一个沙龙上推出，第二部在往比利牛斯山的旅途中推出。他所需的金钱都由斯图加特知名的出版商、政制所有人之一约翰·弗里德里希·寇塔（Johann Friedrich Cotta）提供，他向梯也尔提供了自己在政制全部或部分股息。

同时，他在自由社会变得非常知名，并开始创作著名的法国革命的历史（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这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也增添了他的政治名声。第一、第二卷在1823年出版，而最后两卷在1827年出版。他的稿费不多，但他变得广为人知。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作过一个知名的评论：“值得享有如此名声”（"as far as possible from meriting its high reputation"）。严格地说，梯也尔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极不史实。但卡莱尔本人承认梯也尔是一个“活泼的人，会告诉你很多东西。”（"a brisk man in his way, and will tell you much if you know nothing."）当时的法国正处于对大革命的反动时期，正在转入另一次反动，所以这本书得到了成功。

七月王朝

年轻的梯也尔。

在金主雅克·拉菲特下台后，他变得温和。在1832年6月的问题后，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部长。他的职位在1833年被安东尼·莫里斯·阿波利奈尔·阿古（Antoine Maurice Apollinaire d'Argout）继任，在1834年，他再次担任内政部长，直到1836年，所以，这个职位，他加起来担任了四年。后来他成为了了议会主席，与实际上的首相。从此，他开始了与基佐的一系列冲突。在1833年后，他的仕途为他的婚姻所加强，他的财务得到了新贵金主的支持。[3]在1836年，梯也尔在辞去内政部长职务后，他改任外交部长，任内，他主张对西班牙展开充满活力的外交政策，却不能实践。

在1838年的争夺议会席位的选战展开前，他在意大利旅游。选战使得他在1840年3月成为议会主席与外交部长。在拿破仑的遗体返国时，他再次担任外交部长。在同年的东方危机（Oriental Crisis of 1840）中，他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外交政策，使得法国险些与其他列强爆发战争。因此，希望和平的菲利普将梯也尔革职。梯也尔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甚少涉足政治，埋头创作他的领事与帝国的历史（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这部书的第一卷在1845年出版。

虽然，他仍然是国会议员，但是，他甚少发言，直到1846年初，他试图成为中间偏左的反对派的领袖。然后，他成为了七月王朝的一个自由主义反对派，并再次写作，继续他的领事与帝国的历史。在二月革命中，路易·菲利普委任他为首相，但遭他拒绝。很快，路易·菲利普与梯也尔都被革命浪潮淹没了。在1848年大选后，他进入立宪会议，是右翼自由主义者的领袖，社会主义者的恶敌。在二月革命后不久，虽然他尽他所能，但是仍然与被国王召见的保皇党左派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爆发了战争。他不能统领团体，所以他辞去首相一职。

第二共和、第二帝国

在第二共和时期，梯也尔加入了保守共和党人，此后，他一直留在党内，但从未取得职位。但他作出的叛党行为，收到了尖锐批评，尤其是在总统选举中投路易·波拿巴。其中一个批评者是尼诺·比克肖（Nino Bixio），后来与梯也尔决斗。比克肖在1850年的Falloux Laws的提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法案让神职人员在教育系统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梯也尔在1851年12月的政变中被拘捕，并被送到马扎卡监狱（Mazas Prison），后来更被流放到国外。但在接下来的夏季里，他被允许回国。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甚少涉足政治，大部分时间在继续领事与帝国的历史。在1863年，他再次涉足政治，在巴黎选区参选立宪会议议员。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他是议会内一小群反帝国主义者的发言人，这群人被认为是帝国最强大的敌人。

第二帝国的灭亡、巴黎公社

国防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se）总统，特罗许。

在1870年的外交危机中，梯也尔是少数反对与普鲁士开战的人。但在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他拒绝和谈并加入决心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国防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在1870年9月末到10月初间，梯也尔为求外国干预，或至少是调停，到访英国、意大利、奥地利与俄国。他的请求并未被各国接纳，就如他试图说服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与国防政府谈判未遂一样。

当法国政府被迫投降时，梯也尔重新踏入政坛。在大选后的1871年2月17日，他成为了临时政府首脑，正式头衔为“chef du pouvoir exécutif de la République en attendant qu'il soit statué sur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法国政体决定前共和国行政首脑）。他让议员相信，和平是必要的，所以，在1871年3月1日，继续保持和平的议案以超过五比一通过。

Le Père Duchêne illustré封面，向巴黎公社冲锋的梯也尔。

同年3月18日，巴黎爆发一场大规模起义，梯也尔随后命令陆军夺去国民卫队的数百支大炮。他将政府、部队撤至凡尔赛。巴黎人在3月26日选出了一个激进的共和、社会主义市政府，定名为巴黎公社。

四月初，政府军与社员间爆发了战斗。双方无意和谈，战斗持续至五月，在巴黎城郊战斗。在五月二十一日，政府军突破城防，持续一个星期的巷战开始了，被称为“la Semaine Sanglante”（血腥周）。成千巴黎市民在战斗中丧生，或被军事法庭草率地处决。梯也尔常被批评为这场屠杀的命令者，但他回应道屠杀是军队开展的，并非由他命令的，而且认为这样对待叛乱者并无错处。超过一万二千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审批，其中二十三人被处决，超过四千人被流放至新喀里多尼亚。梯也尔在法国与政治左派的印象蒙上了阴影。

第三共和

1871年8月20日，梯也尔成为了未宣布的共和国总统。他担任这个职位超过两年。梯也尔是法国唯一一个在十八世纪出生的总统。前后两位总统，路易·波拿巴与麦克马洪都在十九世纪出生（波拿巴和麦克马洪在1808年出生）。

他强烈的主见与深思熟虑的性格对战后法国的重建有很大作用；他是一个保护主义者，而帝国时期的法国因为自由贸易思想，得到了巨大进步。1873年5月24日，梯也尔辞职，退出法国政治圈。

晚年

注脚

  1. ^ 自1871年2月17日起为行政局局长（Chief of Executive Power），直至1871年8月30日。
  2. ^ 他以为会遭拒。
  3. ^ 作为交换，梯也尔向金主提供官职与地位。

来源

进阶阅读

  • François J. Le Goff, The life of Louis Adolphe Thiers, 1879.
  • Paul de Rémusat, Thiers, 1889.

外部链接

古腾堡计划收录的梯也尔的著作。

官衔
前任：
Marthe Camille Bachasson, comte de Montalivet 		内政部部长
1832年 – 1832年 		继任：
Antoine, comte d'Argout
前任：
Antoine, comte d'Argout 		内政部部长
1834年 		继任：
Hugues Bernard Maret, duc de Bassano
前任：
beforeHugues Bernard Maret, duc de Bassano

内政部部长
1834年 – 1836年 		继任：
Marthe Camille Bachasson, comte de Montalivet
前任：
维克托·德布罗伊 		法国首相
1836年 		继任：
路易-马修·莫莱
前任者：
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达尔马提亚公爵 		外交部部长
1840年 		继任者：
弗朗索瓦·基佐
前任：
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达尔马提亚公爵 		法国首相
1840年 		继任：
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达尔马提亚公爵
前任：
路易-马修·莫莱 		法国首相
1848年 		继任：
无
前任：
Louis Jules Trochu 		法国总统
1871年 – 1873年 		继任：
帕特里斯·麦克马洪
统治者头衔
前任：
拿破仑三世
与Josep Caixal i Estradé 		安道尔大公
1871年 – 1873年
与Josep Caixal i Estradé 		继任：
帕特里斯·麦克马洪
与Josep Caixal i Estradé
文化职务
前任：
François Andrieux 		座位号38
法兰西学术院
1833年 – 1877年 		继任：
Henri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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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尼诗 (香港总督)

  此用户页的主题是前香港总督。关于与“轩尼诗”同名的其他主题，请见“轩尼诗”。
His Excellency Sir John Pope Hennessy
轩尼诗督宪阁下
第8任香港总督
任期
1877年4月22日—1883年3月30日
前任坚尼地爵士
继任宝云爵士
个人资料
出生1834年4月5日
爱尔兰科克郡
逝世1891年10月7日
爱尔兰科克郡
国籍英籍
配偶轩尼诗爵士夫人凯瑟琳

轩尼诗爵士，KCMG（Sir John Pope Hennessy，1834年4月5日 - 1891年10月7日），英国政治家、殖民地官员。

生平

早年生涯

轩尼诗，1834年8月8日生于爱尔兰科克郡，他的父亲是兽皮商人，名约翰·轩尼诗，而他的母亲，则是牛油商人之女，名伊丽莎白·凯西，夫妇二人都是信仰罗马天主教、反对英国统治的人士。轩尼诗的父亲称自己为当地乡绅的后代，自号凯里郡巴利轩尼诗的轩尼诗（Hennessy of Ballyhennessy, co. Kerry）。轩尼诗年幼时体弱多病，患有慢性支气管炎（Chronic bronchitis），不能上学，只能在家中随私人教师学习。他遵从家人意愿，在爱尔兰女皇大学（Queen's College, Cork）修读医科，深造五年后，以一级荣誉毕业。1855年5月，轩尼诗离开爱尔兰，前往英格兰，到伦敦查灵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继续学医，次年却弃医从政，到枢密院办公室任职员。后来，他入读内殿律师学院，修读法律。

国会生涯

在修读期间，轩尼诗以保守党人身份，在国王郡（King's County）选区参选国会议员。他不加入自由党的原因是，自由党党魁威廉·格莱斯顿任相时推行了多项反天主教徒政策。轩尼诗尤其敬仰保守党贸易保护主义一派领军人物本杰明·迪斯雷利，在竞选演说中表示自己对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有信心。但是，他对迪斯雷利的爱尔兰政策有所保留。轩尼诗最后在没有财雄势大的人支持的情况下，成功当选议员，成为首位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保守党籍下议院议员。

轩尼诗主张修改爱尔兰土地法，填海造地安置移民，改革教育制度。担任议员期间，他作出了一些贡献，推动了国会修订济贫法（Poor law）、监狱法（Prison Ministers Act）、采矿守则法（Mines Regulation Acts）。1861年11月，轩尼诗终于取得律师资格。不过，他在同年大选中以七票之差落败。轩尼诗落选的原因是马车车夫不愿为他运载选民到票站，为他投票。马车车夫之所以不愿这样做，是因为他还未偿还在上次大选中欠下的车费。

在此期间，轩尼诗参与了投机活动，又收A·M·科宁厄姆（A. M. Conyngham）为情妇，育有两名私生子女。1866年，他借得2,000英镑，企图与姓坎宁（Canning）的富家女结婚，挖尽对方家财，遭到失败。同年，保守党在大选中击败自由党，上台执政，在新政府中担任财政大臣的迪斯雷利安排正在乡间避债的轩尼诗为纳闽总督。

早年殖民地生涯

1867年，轩尼诗正式出任纳闽总督。纳闽贫穷，落后，遍布沼泽，他在当地难有作为。轩尼诗担任总督期间，改善了囚犯待遇，提高了税率，不过，他与其他官员发生了冲突，更因此受到殖民地部批评。1868年2月4日，他在当地迎娶欧亚混血女子凯瑟琳·伊丽莎白（Katherine Elizabeth）为妻。凯瑟琳家境并不富裕，在英国、瑞士两地接受教育，父亲是殖民地官员休·洛（Hugh Low），母亲是有著苏格兰人与马来人血统的混血儿凯瑟琳。小凯瑟琳是夫妇二人的独女，在两人的子女中，排行第二。轩尼诗与凯瑟琳的婚姻生活并不愉快，但两人仍然育有三名子女，其中一男理查德（Richard）的长子，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Sir John Pope-Hennessy）为美术史学家，曾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1871年，政府选定轩尼诗为下一任巴哈马总督，他在同年9月离开纳闽，启程返国。

1872年2月，殖民地部派遣轩尼诗前往塞拉利昂自由城，出任署理西非殖民地总督，管辖塞拉利昂、甘比亚、黄金海岸与拉哥斯四地。他不顾殖民地部建议，坚持携带三岁长子约翰到自由城，结果约翰很快因染上当地流行的痢疾而病逝。轩尼诗上任后，任命当地人为高级官员，批评前来传教的新教教士，称赞信仰穆斯林教的当地人，支持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在当地建立大学。他在自由城推行卫生改革，又在塞拉利昂取消直接税，还取消了木材税。轩尼诗改变税率，法国商人从中得益最多。自由城的非裔居民对他的评价相当高，后来更设立了“轩尼诗日”以纪念他。离任时，轩尼诗称政府有5,000英镑收入。结果，核数师发现他没有把整整一个月的开支计算在内。海关的收入也未如理想，收入不但没有增加，还减少了不少。1872年，英荷双方签订条约，规定荷方将黄金海岸东部的要塞交予英方。此后，英国政府任命轩尼诗为黄金海岸总督。他同时获英女皇颁发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章（CMG）。当地城市埃尔米纳（Elmina）的居民在得知此事后，发起暴动，在事件中有人身亡。

担任香港总督

轩尼诗于1877年4月2日就任港督，在任期间，意识到华人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时在港的华人被分为次等公民，有见及此，轩尼诗废除了禁止华人在中环购买土地、建造楼宇及经营业务的法令，使得中环地区开始急剧发展、一如以往他在外地当首长的做法,把笞刑刑具九尾鞭的死结解除。此外，轩尼诗准许香港华人归化英籍，成为英国公民，并于1880年委任伍廷芳出任定例局(立法局、立法会的前身)首位华人议员并打破自1842年以来华人不准参政的局面。由于任内大大提升华人的地位和开明，使英人不满，更被英商向伦敦反映，最后连他命名的道路也要离任后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出现。

除了华人在香港的地位提高之外，轩尼诗在筹组保护良家女的保良局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他还对香港的刑罚制度作出改革，包括减少笞刑，不过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部大臣卡纳芬伯爵认为，如果对中国某些阶级的罪犯停止笞刑，将吸引广东的犯罪分子纷纷前来香港。

在教育政策上，轩尼诗主张英语教学，包括把当时的中央书院原来各四小时的中英文教学制度，改为五小时英文教学、二小时半中文教学，同时又把英语列为必修课。在1895年起，规定新设立的学校若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便不能获得政府资助。

以其命名的事物

轩尼诗道

注释


前任：
坚尼地爵士 		第8任香港总督
1877-1883 		继任：
宝云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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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石油

标准石油
公司类型克利夫兰俄亥俄州有限公司（1870-1882）
托拉斯（1882-1892）
新泽西控股公司（1899-1911）
后继机构参见后继公司
成立1870
结束1911
代表人物创办者约翰·洛克菲勒
高级行政员亨利·弗拉格勒
高级行政员亨利·罗杰斯
总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1870-1885）
纽约州纽约市（1885-1911）[1]
产业石油
产品石化产品
员工人数60,000（1909）

标准石油（英语：Standard Oil）是美国历史中一间强大的、综合石油生产、提炼、运输与营销的公司。于1870年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在俄亥俄州成立，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商[2]。在1911年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垄断之后，这家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跨国公司的争议史才得以结束。

标准石油最初通过横向整合炼油行业主宰成品油市场，后来改用垂直整合。该公司是商业托拉斯发展的创新者。标准石油托拉斯精简生产与物流，从而降低了成本并削弱竞争对手。竞争法批评人士指责标准石油使用激进价格摧毁竞争对手，形成威胁消费者权益垄断。

约翰·洛克菲勒是它的创办人、主席与大股东，虽然它使得洛克菲勒成为近代历史中最富有的人，但因为它呈成倍的成长速度，又采用虽然合法但是排挤许多小商企的策略，标准石油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批评。其他标准石油的著名主要人物包括：弗罗里达东岸铁路（英语：Florida East Coast Railway）、度假村的建造者亨利·弗拉格勒（英语：Henry Flager）与维吉尼亚铁路（英语：Virginian Railway）的建造者亨利·罗杰斯。

早期历史

约翰·洛克菲勒，摄于1872年创建标准石油后不久
亨利·弗拉格勒，摄于1923年前

在1870年，俄亥俄州，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亨利·弗拉格勒（Henry Flagler）、化学家塞缪尔·安德鲁（Samuel Andrews），匿名合伙人史提芬·哈里斯（Stephen Harkness），与威廉的姐夫奥利弗·詹宁斯（Oliver Jennings）合伙建立了标准石油。在开始的10,000股中，洛克菲勒分得2,667股；威廉、亨利与塞缪尔各分得1,333股；史提芬分得1,334股；奥利弗分得1,000股；而洛克菲勒、安德鲁与弗拉格勒公司（Rockefeller, Andrews & Flagler）分得1,000股[3]。通过后来受到广泛批评的高效战术，它在1872年的两个月内吞并或者摧毁了它在克里夫兰的大部分竞争者，在后来更是席卷美国东北部。

在早年，因为洛克菲勒是塑造新石油工业的唯一的、重要的人物，所以他统治着团队[4]。权利集中在公司在克利夫兰的总部，但是总部的决策都以合作方式作出[5]。

州政府作出反应，试图通过立法限制公司规模。洛克菲勒和他的联营者发展出新方法去组织他们快速成长的企业。在1882年，他们将各州公司整合在一群委托人（Trustees）下[6]。根据秘密合约，旧时的37个股东将他们的股份“委托”予9个委托人：威廉·洛克菲勒与他的长兄，约翰·洛克菲勒、奥利弗·佩恩（Oliver H. Payne）、查尔斯·普拉特（Charles Pratt）、亨利·弗拉格勒，约翰·阿奇博尔德（John Archbold）、威廉·沃登（William Warden）、雅比斯·博斯特威克（Jabez Bostwick）与本杰明·巴斯特（Benjamin Brewster）[7]。这种组织形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所以，在后来，其它的巨型企业都采用了这种“托拉斯”形式。

俄亥俄克利夫兰标准石油1号炼油厂。

公司的成长，除通过增加销售，还通过收购竞争对手。在购入竞争对手的公司后，洛克菲勒关闭他认为是低效的公司而保留其它的公司。在1868年一个精彩的交易中，纽约中央铁路旗下的湖滨铁路（Lake Shore Railroad）招标，只要一间公司每日输送60加仑石油，并自行装卸，该公司就能以原价的71%运输石油，即每加仑一分，每桶42分。小公司都谴责这次招标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的能力为折扣而产出足够的石油。

在1872年，洛克菲勒加入南方促进公司（South Improvement Company），这使得他在运输时能够得到回扣，让竞争对手露出弱点。但是此举被揭发，竞争对手要求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撤回南方促进公司的契约。

标准石油的行动与秘密运输合约使得其煤油价格由1865年的56分跌至1870年的26分。

在1885年，俄亥俄标准石油将总部由克利夫兰迁到纽约市百老汇26号（26 Broadway）。同时，俄亥俄标准石油注册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因为新泽西州的公司股份所有权法比较宽松。

同样地，在1890年，国会通过了美国所有反垄断法的始祖 -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尽管“抑制贸易”的定义充满争议，它禁止抑制贸易的一切合约、计划、交易、阴谋。标准石油集团很快地引起了俄亥俄总检察长大卫·沃森（David Watson）的注意。

从1881年到1906年，标准石油以65.4%的股息548,436,000美金。就如普通的策略一样，部分盈利重新投入到商务中，而非作股息。1882年到1906年间，净盈利为838,783,800美金，股息为290,347,800美金。

鼎盛时期

File:STNDOIL2.GIF
标准石油股息
标准石油资产、盈利与股息

在1897年，洛克菲勒从集团的控股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引退，但是保留了在公司的股份。副主席约翰·阿奇博德（John Archbold）主持公司的大部分运作。同时间，政府试图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公司的发展。

标准石油因为高效率与负责任建立最初的市场地位。在当时，大部分公司将汽油倒入河流，但是标准石油将它们用作自家机器的燃料。在当时，大部分公司的炼油厂的废料堆积如山，但是洛克菲勒找到卖掉它们的方法。

例如，标准石油在1908年购入发明矿脂的切斯伯勒制造公司（Chesebrough Manufacturing Company）。

记者、作家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父亲是被洛克菲勒击败的油商，是第一批“耙粪记者”之一。她与同情她的标准石油高级行政人员亨利·罗杰斯（Henry Rogers）作了广泛的采访，她的调查助长了公众对标准石油与一切垄断者的攻击。

在1902年11月开始，麦克卢尔（McClure's）杂志开始连载她的研究，连载在1904年10月结束，分为19部分。在1904年，集合成书标准石油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标准石油托拉斯的控制权在一小群家族手上。在1910年，洛克菲勒说：“我认为在标准石油由创办至现今的历史中，大部分股权都为普拉特家族（Pratt Family）、佩恩-惠特尼家族（Payne-Whitney Family）、哈里斯-弗拉格勒家族（Harkness-Flagler Family）与洛克菲勒家族所控制。”[8]

这些家族将大部分股息重新投资于其他产业，尤其是铁路业。他们也大量投资天然气与电力照明产业（包括巨型的纽约市综合天然气公司（Consolidated Gas Company of New York City））。他们大量购入美国钢铁（US Steel）、混合铜业（Amalgamated Copper）甚至是玉米产品提炼公司（Corn Products Refining Company）的股份。

标准石油在中国

标准石油的产量增长得非常快，以至于美国市场很快饱和，所以公司开始展望海外市场。在1890年代末，公司开始向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售卖煤油，用作油灯的燃料。[9]标准石油中文商标采用了“美孚”，意为美丽与可靠。[10][11]它也在生产的锡灯上使用“美孚”商标，这些锡灯价格低，以鼓励中国百姓放弃使用菜油灯，使用煤油灯。此举获得了积极反应，中国成为标准石油在亚洲的最大市场。标准石油与真空石油公司合并后成立施丹维克（Stanvac (Standard-Vacuum)）是美国在投资珍珠港之前在东南亚的唯一投资。[12]

标准石油在中国各大城市修建储油罐、仓库与办事处（将油轮上的散装油以每罐5加仑重新储存）。在内陆，它使用油罐车、火车与船只运输石油。[13]施丹维克华北分部，以上海为基地，拥有上百艘河流船只，包括趸船、蒸汽船、小轮、拖轮以及油轮。[14]超过13艘公司的油轮在长江上航行，其中最大的几艘美平（Mei Ping）（1,118吨）、美夏（Mei Hsia）（1,048吨）与美安（Mei An）（934吨）。[15]他们都在帕奈号事件（USS Panay incident）中沉没。[16]美安在1901年服役，是船队的第一艘船。船队的其他船只包括：美川（Mei Chuen）、美孚（Mei Foo）、美红（Mei Hung）、美江（Mei Kiang）、美路（Mei Lu）、美谭（Mei Tan）、美苏（Mei Su）、美英（Mei Ying）、与美云（Mei Yun）。美夏，是一艘特别设计在江河航行的油轮，由上海的最新造船技术建造。在1912年，使用同样技术建造的美孚服役。在1926年服役的美夏能够在3个储油罐中装载350吨散装油，她长206英尺，宽32英尺，在海外设计，在上海建造。她的石油燃料燃烧器进口自美国，而水管锅炉进口自英国。[17]

垄断指控与反托拉斯诉讼

主条目：en: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v. United States
在卡通中被描述为章鱼的标准石油。

在1890年，标准石油控制了美国80%的石油。俄亥俄州起诉标准石油成功，托拉斯在1892年被迫解散。但是，标准石油只是将俄亥俄标准石油分离而继续控制它。后来，新泽西州修改了它的注册公司法，允许一间公司持有全美任何的公司的股份。所以，在1899年，以纽约市百老汇26号为基地的标准石油托拉斯，合法地重组为一间控股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它持有41间公司的股份，而这些公司又控制了更多的公司，实际上只改变了控制公司的方法。公众认为由一群被选董事控制的标准石油集团是无孔不入的。[18]

在1904年，91%的产油与85%的石油的最终销售都为标准石油控制。它的产出大多数是煤油，其中55%出口到世界各地。在1900年后，它不再使用价格战排挤竞争对手。[19]联邦商业机构专员（Commissioner of Corporations）研究了标准石油在1904到1906年间的运作，称“毫无疑问......标准石油在石油提炼产业中的统治地位是通过不公战术取得的；操纵输油管与铁路，与通过削减石化产品的价格，用不公方法竞争。”[20]在竞争对手的逐渐蚕食下，在1906年，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只剩下了70%。同年，对标准石油的反托拉斯控诉失败了。在1911年，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下跌到64%，而且至少有147个竞争对手，包括海湾（Gulf）、德士古（Texaco）和壳牌（Shell）。[21][22]公司并未试图垄断石油的勘探与抽取。（在1911年，美国石油的勘探与抽取的11%为标准石油控制。）

在1909年，美国司法部以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依据起诉标准石油垄断及抑制州际商业：[23][24]

在铁路公司偏向的组合的回扣、偏向与其他歧视性策略；通过控制输油管抑制竞争对手、达到垄断，对竞争对手拥有的输油管的不公策略；与竞争对手签署妨碍贸易的合约；不公的竞争方法，比如在必要打压对手的时候削减地方价格；派遣间谍到竞争对手处出收集情报，运营虚假独立公司，以相同的意图在石油上的付款中取得回扣。

在最后四年中，双方不断在庭上争论标准石油的垄断策略：[25]

“调查的总体结果揭示许多以标准石油公司与其附属公司名义进行的，在铁路上的公然歧视。除加利福尼亚州的几所大型公司外，标准石油是以如此歧视方式销售获利。在国内的每一个地区，公司都享受着对竞争对手的一些不公优势，而其中一些歧视影响范围广阔。”

后继公司

标准石油部分继承公司
解散时名字 现状
新泽西标准石油 埃克森，现为埃克森美孚的一部分。
纽约标准石油 美孚，现为埃克森美孚的一部分。
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 现为雪佛龙的一部分。
印第安纳标准石油 现为BP的一部分。
肯塔基标准石油 现为雪佛龙的一部分。
大陆石油公司（Continental Oil Company） 现为康菲公司的一部分。
俄亥俄标准石油 现为BP的一部分。
俄亥俄石油公司 现名马拉松石油（Marathon Oil）。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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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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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ones, Eliot, The Trust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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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

在经济学中，生产要素（或生产输入(Productive inputs)，资源(Resources)）指所有用于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资源。生产要素亦在主要要素（所有存货，包括土地，劳动与用于生产的资本）中被特别提及。主要要素促进生产，但非生产的一部分，也不会被生产过程明显地变化。“土地”不只包括生产用地，亦包括上面的自然资源与下面的土壤。最近使用中，已将人力资本从劳动中抽离。管理能力(Entrepreneurship)，国家科技有时亦被认为是生产要素之一。 [1] 生产要素的数量与定义取决于目的，重点与学派。 [2]

最大分歧是哪一个要素最重要。例如，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观点经常与新古典经济学派与其它“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同）主要因素是与其它因素结合的，决定到产出商品与服务的企业家。但其它经济学家认为“管理才能”并不存在，只是劳动或人力资本中的一类，不应被分开。马克思学派则认为，主要生产因素是劳动（总体的，包括“管理能力”），因为它生产资本与运用自然馈赠。但这次争论更多地关于经济学理论基础（要素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而非生产要素。

历史中的学派与要素

在现时占主导的，由新古典经济学家发展的古典经济学中，“要素”一词未在古典时期前出现，不能在任何该时期的论文中被发现。 [3]

重农学派

在亚当斯密以前欧洲的主要经济学派，重农学派将生产过程解释为人口中参与阶级间的互动。这些阶级在重农学派中是：资本，管理能力，土地与劳动。

  • 农民在土地上劳作以生产食物，纤维等。
  • 工匠制作重要的工艺品供经济中其他角色使用。
  • 地主只消费者而不生产。
  • 商人为出口食物而劳动。

古典经济学派

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与他们的追随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物理资源上以定义他们的生产要素，讨论这些要素的分布花费与价值。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将使用中的价格喻为“零部件价格”：

  • 土地或自然资源 - 为生产产品而采集的自然产物如水，空气，土，矿物，植物与动物。地主所得是租金。
  • 劳动 - 人类在生产中使用，包括技术与专长。劳动工资，劳动收入是收入(Wage)。劳动亦可分为物质与非物质劳动（如脑力工作）。
  • 资本 - 人类制成的用以生产其他商品的商品。包括机械，工具与建筑。

古典经济学家为提及资金，亦使用“资本”一词。资金不被认为是生产要素中资本部分的一部分，因为他不被直接运用去生产任何商品。借出资金与借出资本是利息，资本所有者的回报是盈利。

马克思学派

新古典经济学派

进一步区分

第四要素

管理能力

人力资本

智慧资本

社会资本

自然要素

参考

  1. ^ Arthur O' Sullivan. Economics: Principles in Ac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3. ISBN 0130630853. 
  2. ^ Milton Friedman. Price Theory. 1962. ISBN 0202060748. 
  3. ^ David Ricardo.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ISBN 039535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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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地理

主条目：英国地理
英国地形图

英国总面积约243,610平方千米（94,060平方英里）。它占有不列颠群岛大部分地方，当中包括整个不列颠岛、爱尔兰岛东北（面积占整个爱尔兰岛1/6）和一些围绕不列颠群岛的小岛屿。[1]该国坐落在北大西洋和北海之间，东南海岸朝向法国，距离法国北部海岸35千米（22英里），中间被英吉利海峡分隔。[2]根据一个1993年的调查，英国10％的国土是森林，其中46％用作畜牧业用途，另有25％用作农业用途。[3]伦敦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是本初子午线的起点。

英国国土最北端的横坐标是北纬61°，最南端的横坐标是北纬49°，而最西端的纵坐标是西经9°，最东端的纵坐标是东经2°。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的边界长达360-千米（224-英里）。[2]不列颠海岸线长达17,820千米（11,073英里）。[4]不列颠岛以海峡隧道连接欧洲大陆，总长度达50千米（31英里）（水底部分长达38千米（24英里）），是当前世界上最长的水底隧道。[5]

英格兰占了联合王国总面积的一半，达130,395平方千米（50,350平方英里）。[6]大部分是低地，[3]在过了Tees-Exe线后，西北有一些山脉；其中包括有湖区，Peak区、Exmoor区和达特穆尔的奔宁山脉和一些石灰岩山脉。英格兰最高的山峰是湖区斯科费尔峰（高达978米（3,209英尺））。主要河流、入海口有泰晤士河、塞文河和Humber河。[3]

苏格兰占英国总面积的1/3，面积达78,772平方千米（30,410平方英里）。[7]当中有近八百个岛屿，[8]大部分分布在苏格兰岛的西部、北部；分别称为赫布里底群岛、奥克尼群岛和设德兰群岛。苏格兰的地形是Highland Boundary Fault造成的，这个断层，西至Isle of Arran，东至Stonehaven。[9]断层造成两个不同的区域；西北部的苏格兰高地和东南部的苏格兰低地。苏格兰大部分山地都在高低区域，其中有不列颠岛最高的本尼维斯山（高达1,343米（4,406英尺））[10]在低地区域的福斯湾和Firth of Clyde之间的狭窄被称作Central Lowlands，这个地带里坐落着拥有最多人口的格拉斯哥和首府、政治中心爱丁堡。

威尔士占全英面积不到1/10，约20,779平方千米（8,020平方英里）。[11]威尔士在全英来说，是最多山地的，只有南威尔士山地较少。海滨城市加的夫、斯旺西和纽波特都坐落在南威尔士。在这三个城市的北部，有South Wales Valleys。Snowdonia和斯诺登山（高达1,085米（3,560英尺），是威尔士最高的山）是威尔士最高的两座山。威尔士14座超过914米（3000尺）的山一起被称为Welsh 3000s。威尔士的海岸线长达1200公路（750里）。威尔士也有几个岛，当中最大的是西北部的Anglesey。

北爱尔兰面积只有14,160平方千米（5,470平方英里），大部分都是山地。北爱有不列颠群岛最大的湖，内湖，面积达388平方千米（150平方英里）。[12]北爱的高峰是Mourne Mountains的Slieve Donard（高达852米（2,795英尺））。[3]

气候

主条目：英国气候

英国地处中纬，常年受西风带控制，北大西洋暖流流经，全年温和多雨，为温带海洋性气候。四季气温甚少低于-11C°，高于35C°。[13]风多从西北吹来，带来大西洋的潮湿天气，[2]东部位于西风的背风地带，所以东部较西部干燥。夏季最温暖的是英格兰南部，因为她纬度较低且城市热岛效应较强，而较寒冷的是纬度较高的苏格兰北部。冬季和高地的早春多大雪。[14]

行政区划

主条目：英国行政区划
英国行政区划

联合王国每一个组成国家都有自己的、源自联合王国组成前的管理制度、行政区划。所以英国并无“全国通用的行政系统”。[15]直到19世纪，行政系统才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并无为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带来一个统一的管理系统，即使在未来，管理系统也不太可能统一。

英格兰地区政府的制度是多元的，随地方而变。英格兰法令由联合王国议会、联合王国政府制定，因为英格兰并无议会。英格兰有9个大区。[16]其中一个区域，大伦敦，自2000年起开始，选出市议会、市长（因为1998年大伦敦政府公投）。[17]其他区域也有权选出他们的区域议会（Regional assembly），唯独东北英格兰没有议会（因2004年东北英格兰权力下放公投）。[18]在第二层行政区划之下，有郡议会和区议会（District council，或单一管理区），而伦敦则划分为32个伦敦自治市。在单一席位的选区，使用多数制，而在多个席位的选区，使用全票制。[19]

注释

  1.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British Isles: a geographical term for the islands comprising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with all their offshore islands including the Isle of Man and the Channel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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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Ninth UN Conference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UN Statistics Division. 2007 [21 October 2008].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1 December 2009）.  已忽略未知参数|month=（建议使用|date=） (帮助)
  16. ^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site of the Government Office Network. Government Offices. [3 July 2008]. （原始内容存档于15 June 2009）. 
  17. ^ A short history of London government.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4 October 20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1 April 2008）. 
  18. ^ Sherman, Jill; Norfolk, Andrew. Prescott's dream in tatters as North East rejects assembly. The Times (London). 5 November 2004 [15 February 2008]. The Government is now expected to tear up its twelve-year-old plan to create eight or nine regional assemblies in England to mirror devolution in Scotland and Wales. 
  19. ^ Local Authority Elections.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3 October 2008]. 

玛丽·安托瓦内特

玛丽·安托瓦内特
法国和那瓦尔王后
安葬1815年1月21日
法国圣德尼圣殿
配偶路易十六
子嗣玛丽-泰瑞丝，阿图瓦公爵夫人
路易-约瑟夫，法国王太子
路易十七
苏菲公主
王朝哈布斯堡王朝
父亲弗朗茨一世
母亲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
宗教信仰罗马天主教
签名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签名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发音： /məˈriː æntwəˈnɛt/或/æntwɑːˈnɛt/；法语发音：[maʁi ɑ̃twanɛt]； 原名玛丽亚·安东妮亚·约瑟芬·约翰娜，Maria Antonia Josepha Johanna；[1]1755年11月2日—1793年10月16日），早年为奥地利女大公，后为法国王后。她是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一世与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第十五个子女，在所有子女中排行倒数第二。

1766年，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法国王室正式向11岁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公主求婚。奥地利宫廷欣然同意。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场婚礼被拖了数年。直到1770年，玛丽·安托瓦内特14岁时1770年4月，法国王太子路易-奥古斯特迎娶安托瓦内特，安托瓦内特随之成为太子妃。1774年5月，路易十五驾崩，安托瓦内特的丈夫即位为路易十六。结婚七年后，安托瓦内特生下一个女儿，名玛丽-泰瑞丝，是夫妇的第一个子女。

法国人民虽然倾倒于安托瓦内特的人格与美貌，但是因为她挥金如土、热衷于舞会、时装、玩乐和庆宴，修饰花园，奢侈无度、同情外敌（其母国奥地利首当其冲）而不被法国民众喜爱，并称其为“L'Autre-chienne”（谐音，意为“外国泼妇”，与“奥地利女人”的法文Autrichienne相近）。[2][3]1785年项链事件公之于众后，安托瓦内特的民望滑入谷底。虽然她在这次事件中是完全清白的，但她仍被称为“赤字夫人”（Madame Déficit）。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王室出逃未成，其懦弱行为，令不少原本支持王室的民众大感失望，但她的行为，体现出了一位王后的骄傲与尊严，表现得比路易十六更有主见，更为坚定。1792年9月21日，路易十六被废，法国宣布废除君主制。王室遭拘于圣殿塔内。安托瓦内特被控犯有叛国罪，于处决路易十六九个月后，亦即1793年10月16日，被交付给革命法庭审判，判处死刑，魂断断头台，得年38岁。

安托瓦内特至今仍在流行文化与历史中占了一个重要席位，[4]她成为了几部书籍、电影的主角。部分学者认为，她轻浮肤浅，法国大革命因她而起。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她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实际上，她远比传闻中有同情心。[5][6][7]

注释

  1. ^ Lever 2006，第1页
  2. ^ C. f. "it is both impolitic and immoral for palaces to belong to a Queen of France" (part of a speech by a councilor in the Parlement de Paris, early 1785, after Louis XVI bought St Cloud chateau for the personal use of Marie Antoinette), quoted in Castelot 1957，第233页
  3. ^ C.f. the following quote: "she (Marie Antoinette) thus obtained promises from Louis XVI which were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Council's (of Louis XVI's ministers) decisions", quoted in Castelot 1957，第186页
  4. ^ Marie Antoinette Biography. Chevroncars.com. [2011-07-17]. 
  5. ^ A Reputation in Shreds - Marie Antoinette Online. Marie-antoinette.org. [201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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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ser:Gz_deleted/沙盒3&oldid=76726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