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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1年將西藏納入統治的事件。達賴喇嘛稱為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1][2],西方世界、1979年後的蘇聯東歐各國稱為入侵西藏(Invasion of Tibet)[3]中國入侵西藏(Chinese invasion of Tibet)[4][5]。中華民國政府稱之為西藏抗暴運動[6]

中华人民共和国势力在進入西藏前,與西藏噶厦当局进行了一系列談判軍事行動。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第二野戰軍司令部聯合發出「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7]10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昌都,解放軍擊斃5700餘名西藏官兵[8][9],俘虜了包括多麥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軍官和2600餘名士兵,藏軍於10月21日投降。

1951年2月,西藏当局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谈判。1951年5月23日,代表团在北京签订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共對外宣稱「和平解放西藏」。[10]

西藏噶厦和西藏社會架構在中华人民共和國内保持不變,直至1959年藏區騷亂,西藏噶厦被中央人民政府解散,十四世達賴喇嘛自西藏流亡印度為止。[11]

名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此為「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政府與一些西方學者稱此為「中國入侵西藏」或「入侵西藏」。[12][13][14][15][16][17]

背景

1930年代西藏噶厦控制区與中華民國国民政府控制区。图中标示出了西藏噶厦控制的康区西部同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康区东部由金沙江分隔的状态。图中青海省部分有误,当时噶厦并未控制青海省青海省仍属国民政府以及当地土司控制。同时该图使用了麦克马洪线作为界线,但当时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并未成为英属印度控制区。

大英帝國於1846年將廓尔喀變為自己的半獨立保護國,1853年佔領哲孟雄,1865年入侵不丹,1885年殖民緬甸 。當英國將喜馬拉雅山脈以南地區全部劃進其勢力範圍後,西藏便成為其下一個目標[18]。英國於1903年入侵西藏,並於1904年與西藏簽署條約 ,使西藏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19]清朝於1912年灭亡和驻拉萨的川军噶厦派出藏军击败而于1912年底退出西藏後,衛藏地區便仍旧由西藏噶厦实际管治[20][21]。而剩餘的藏族人口佔多數的地區(安多康区等地)則仍由中華民國或地方土司統治。[22][21]

1913年,召开了所谓中、英、藏三方西姆拉会议,英方企图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遭中方代表驳斥。1914年,英、藏代表签署《西姆拉条约》,将麦克马洪线作为英属印度(包括今印度缅甸)和西藏的分界线。该条约未获中方承认和批准,西藏方面最终也未批准该条约。[23]

1914年,中华民国劃定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區在内)為川邊特別區,受四川省節制。[21]1917年和1920年、1922年,藏军先后数次向驻在康区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占领了原由川军控制的大部分康区,甚至控制了金沙江以东的德格甘孜等地。1931年,藏军又进攻青海玉树地区,遭中華民國青海军队击败,中華民國川军也趁机在康区发动反击,藏军不得不退到金沙江以西。1932年,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同意以金沙江为界停战,等候中央和西藏当局谈判解决。[23]此后,金沙江成为西藏噶厦实际控制区与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区的界线,但双方均未承认金沙江为法定边界,西藏噶厦希望控制全部康区,而中华民国政府则认为康区均不应属于西藏噶厦管辖。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表明不僅要解放中國,還要解放蒙古西藏新疆,強調民族自治自由聯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國。隨後,中國共產黨多次的表達願意協助西藏脫離國民政府的統治,並希望雙方在分裂主義上做密切合,但遭到西藏人的回絕[24][25][26]班禅额尔德尼一直是后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1923年,由于扎什伦布寺方面反对噶厦增派差税,噶厦扎什伦布寺方面发生冲突,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被迫自西藏出逃,经青海甘肃到达北京后藏地区被噶厦接管。[23]

1935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員會雅安成立,次年该委员会遷至康定。當時,该委员会名义上管轄康定地區的20個縣,以及已经被西藏噶厦佔领的13個縣。1938年3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改組西康建省委員會,並在9月1日將原屬四川省的寧(今西昌地區)、雅(今雅安地區,除名山縣以外)兩屬14縣2設治局劃歸西康建省委員會管轄。隨即将西康建省委員會撤销,改組为西康省政府,成立西康省,實行四川西康分治。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會設康定劉文輝任西康省主席。西康省政府实际仅能管辖金沙江以东的康区。[21]西藏噶厦则向金沙江以西的康区派出昌都总管等官员管辖。[27]

1913年至1933年間,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曾經在西藏進行軍隊擴張及現代化改革,但因西藏的貴族和僧侶反對而終告失敗。[28][29] 西藏噶厦也很少涉足外交事務,除了同印度英國美國等国的联系之外。[29] [30]而西藏也給予英國對其稅收、外交等事務的控制權。[31]

西藏噶厦的準備

1949年7月,為防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軍有借口佔領西藏,西藏噶厦驅逐了中華民國政府拉萨的代表处,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史称“驱汉事件”。[32]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1月,西藏向美國、英國和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信,表示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侵入行動作出毫無保留的抵抗。[33]

為了預防中国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重開其軍事現代化計劃[34] [35][36],但為時已晚,西藏不可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內便建成一支現代化的軍隊。[37] 雖然印度提供了少量軍備及軍事訓練[38],但成效仍然不大。相對藏军而言,中国人民解放軍的兵力佔絕對優勢,其訓練素質、領導才能、裝備、經驗等都比藏軍高。[39][40][41]

1950年昌都战役结束前, 时年15岁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尚未亲政,實權為摄政达扎·阿旺松绕擁有。[42] [43] [31]

班禅额尔德尼方面的活动

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了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但因噶厦方面反对,直到1949年6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才“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举行了坐床典礼。但噶厦一直不承认其地位,声称其“是一个候补灵童”。噶厦方面自己认定了一位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令其住在拉萨,并宣布其经过了“西藏独立国”的批准,为合法的班禅额尔德尼。[4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青海省省会西宁后,正在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于8月26日派人赴西宁探听消息。9月10日,两名派赴西宁的喇嘛回到香日德,汇报了中国共产党有关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及寺庙的政策,并且携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以及若干文件。9月11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宣布:“现在代表祖国的是共产党,我们应该投靠共产党。”9月12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计晋美西宁表示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并表达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希望返回西藏的愿望。随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率属下回到西宁,受到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的欢迎。这也是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首次同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会面。[44]

此后,署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日)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贺电于9月30日发出。班禅额尔德尼盼望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所以我认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的复电,不只是礼节性的,而是包含着新中国人民政府承认我是合法的第十世班禅这样一层重大的政治意义。”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额尔德尼认为该复电“表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承认我作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合法地位”,所以十分高兴。1950年1月,噶厦预备派出“亲善团”赴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寻求各国支持“西藏独立”,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乃于1月31日再次致电毛泽东、朱德,谴责噶厦这一行为“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并且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宣布“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44]

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进攻昌都的準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皆宣稱西藏為其領土的一部分[41] ,但毛澤東於1931年主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表示:「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45]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想讓西藏繼續其改革,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亦有意統一西藏[46][47]。1949年9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举行了一次有关和平統一西藏、台灣海南島澎湖的會議。[48][49] [50] 但基於西藏不願意被統一,因此毛澤東於1949年12月命令中国人民解放軍在东西部康区(当时也是西康省,但该省实际只能控制金沙江以东区域,即康区东部)之间的金沙江东岸进行準備,隨時进攻西藏噶厦实际控制下的西部康区[50]

中國政府與西藏噶厦的談判及昌都战役

西藏的傳統地區劃分,紅色部份為西藏噶厦控制部份,綠色部份則為康區

西藏噶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態度不同,西藏噶厦決意保持獨立状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卻希望统一西藏。因此,西藏噶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要求全部拒絕。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於1950年10月7日命令解放軍進攻康區西部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当时属西康省,但实际处在西藏噶厦的控制下)的城關鎮[51]昌都战役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此次战役中殲滅了藏軍的主力部隊,迫使西藏噶厦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合作。[52]

戰後談判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左)与阿沛·阿旺晋美(右)在庆祝协议签订的宴会上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0年11月8日,昌都战役结束,藏军惨败。西藏噶厦内的改革派力量支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摄政达扎·阿旺松绕被迫辞职,后来于1951年逝世。[53]

解放軍將昌都战役中投降的噶厦派出的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晉美釋放回拉萨,以要求西藏噶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主權。而中央人民政府也答應會保持西藏現狀。[54]

最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双方确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意“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西藏的涉外事宜,并恢复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固有地位,协议还同意中央对西藏的政治制度以及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均不变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而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实行改革,但中央不加强迫[55][56]。随后,達賴喇嘛決定暫不離開西藏,並於1951年10月正式同意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7] [58]

後續發展

1951年10月26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

中共統治西藏後,西藏噶厦在起初的幾年與中国共產黨方面和平共存,而且除了昌都城關鎮一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外,其餘的土地仍在西藏噶厦管轄之下[59]。1950年昌都战役后,原西康省西部暨康区金沙江以西区域(原由西藏噶厦实际控制)作为昌都地区设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昌都地区从此被划在西康省之外。[27]此外,1952年4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来到拉萨,此后经西藏噶厦同班禅堪布会议厅谈判,双方就如何恢复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达成协议。此后,班禅额尔德尼于6月9日离开拉萨,6月23日回到了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60]。在這段時期,中国共產黨方面給予西藏噶厦高度自治,並且能維持原本的社會體制,惟需不得違抗中共的命令[61]。1955年,西康省被撤销,原西康省暨康区金沙江以东区域划归四川省[62]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西藏自治区开始筹备设立,西藏噶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均改归其领导,此后西藏噶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仍然均在运转,昌都地区也改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控制,从而正式归属西藏。[27]

因为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的藏区(即安多康区等地)既不是西藏噶厦的传统统治范围,同时也不包括在《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均未受到协议中西藏改革需噶厦自动进行这一条款的影响,由于中共当局推行的措施过于急进,造成这些地区的藏族民众同中共当局的严重对立,这些藏区发生了许多骚乱,并形成了大规模武装冲突。1955年12月,四川省凉山地区共黨入鄉即将展开时,当地爆发了部分彝族和藏族人抗拒的大规模武装骚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属于金沙江以东的東部康區)内大部分地区卷入骚乱,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展開激戰。此后,四省藏区纷纷发生骚乱[63][64][65]。后来,當戰火於1959年蔓延到西藏拉薩時,達賴喇嘛自西藏逃往印度。其後,噶厦方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均认为《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不再有效,中央人民政府亦解散了西藏噶厦(西藏地方政府)[11]。事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接管了西藏噶厦原来的政務,而噶厦大部分官员流亡印度,并在印度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也开始实行民主改革[66]

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01年7月18日奠基,是為了紀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67]

批評與借鑑

2009年西藏喇嘛臺灣人臺北為爭自由西藏而祈禱
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長拜訪臺灣立法院

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於2008年藏區衝突發生之際表示「西藏與中國雖然簽署了和平協議,但協議隨時可能變成廢紙,」「仍無法避免1959年的血腥鎮壓,1989年也再度爆發血腥鎮壓,當時下令鎮壓的就是當時擔任西藏黨委書記的胡錦濤,19年後,胡錦濤成為國家主席,仍再度發生這件令人遺憾的事件。」[68]

曾任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暨秘書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顧問、中華民國美國副代表、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駐俄羅斯代表等職的陳榮傑表示「1951年,西藏在砲火下,簽署《和平解放西藏協議》,其後,中共動輒鎮壓,所謂和平協議不如廢紙一張。國共打打談談,和談只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69]

臺灣的民主進步黨在質疑總統馬英九所提依「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先經公民投票同意)、國會監督」等前提條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和平協議時舉西藏與北京簽署和平協議的歷史案例表示,西藏與中國和談失敗的經驗在國際上是研究中國外交談判的重要案例,中國不是可以輕易信賴的談判對象,和平協議若缺乏第三者的監督與保證,對台灣根本沒有保障。台灣的圖博之友會強調,當年西藏同北京簽署協議時是用政府名義簽的。台灣團結聯盟黨主席黃昆輝則警告:中國在簽完此協議之後就大舉進軍(派共軍佔領)西藏,殷鑑不遠。[70][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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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