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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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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英语:Universal value),又称普世伦理[1]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此后对普世价值的一种阐述是:“普遍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法治正义平等和不歧视的世界;一个尊重种族族裔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一个公正公平宽容、开放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弱势群体的需求得到满足。”[2][3][4][5][6]国际人权法》亦将《世界人权宣言》和普世价值作为基础[7]。还有观点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源于西方的价值观与伦理主张[8][9][10]亚洲各地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不一,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对普世价值持抵制态度[11][12][13][14]中国大陆也曾爆发“普世价值论争[9][15][16][17],而中华民国政府及部分台湾政党则支持普世价值[18][19][20][21]

定义

即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有益的事物就有价值,对人类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也叫普适价值。普世价值涉及到两重含义。

第一,为大家所“发现”的普世价值。以赛亚·柏林的定义是“普世价值……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绝大多数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实际上共同认可的、无论是否在他们的行为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价值……”。[22]

第二,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普世价值。阿马蒂亚·森认为当莫罕达斯·甘地认为“非暴力”是普世价值时,他主张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价值,并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价值。[23]许多不同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普世价值,例如对快乐的追求[24]民主[25]等。

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如果存在的话什么是普世价值的问题,跨越了包括心理学政治学哲学在内的一些领域。

各领域的观点

哲学

哲学上对普世价值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价值论价值观上,但在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伦理学

归结主义(英语:Consequentialism)认为只有产生具普世价值结果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26]功利主义认为,快乐痛苦是唯一具有普遍意义上内在价值的事物。

心理学

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与一些心理学同事们对普世价值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哪些。施瓦茨定义的“价值”是那些“影响人们选择行为和评价事件方式的令人向往的观念”。[27]他假说的普遍价值将涉及到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类的需要:生理需求,社会统筹的需要,以及与福利和群体生存相关的需求。包括在44个国家对不同文化的超过25000人问卷在内的一系列的研究,施瓦茨的结果是,存在着十种不同类型的56种具体的普遍价值:[28]

  • 安全:强壮的肉体以避免疾病和天敌的伤害以及更高效地获取物质、繁殖后代。清洁,家庭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的稳定,报恩,健康,归属感。
  • 享乐:拥有生存必需的物质,如食物和财富,作为快乐享受生活的保障。
  • 权力:权威,领导地位,主导地位。
  • 成就:成功,能力,雄心,影响力,智慧,自尊。
  • 刺激:大胆刺激的行为,多样的生活,精彩的生活。
  • 自主:创造力,自由,独立,好奇心,选择自己的目标。
  • 普世性(道德):博大胸怀,才智,社会公正,平等,和平,美丽,与自然的融和,对环境的保护,内心的和谐。
  • 慈善:乐于助人,诚实,宽容,忠诚,责任,友谊。
  • 传统:生活中的自我定位,谦让,虔诚,尊重传统,平和。
  • 社会整合:自律,服从。

施瓦茨还测试了“灵性”这个类型,也就是“生命的意义”,但发现并不具有普世性。[29]

政治学和法学

政治学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规则(英语: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规则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30]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规则是通过法治法治国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可分为狭义法治和实质法治;狭义的(英语:formal)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英语:substantive)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实质性权利。[31]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尽管在学术界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但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上,宪政国家的宪法普遍包括了人权法案,因而实质法治得到事实上的广泛的确认。 宪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理念和政治实践。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并成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基础,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32]

争议与批判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类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其中以道德普遍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之争具代表性,而第二类争议是哪些该算作普世价值[8][9][10]

中国大陆

2013年6月13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李世默说:“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把大把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33]

2013年8月,香港明镜月刊》第43期刊出了据说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的全文,内文宣称“在西方国家经济、军事、科技长期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些论调(宣扬普世价值)具有较强的迷惑性、欺骗性,目的在于混淆西方价值观与我们宣导的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最终用西方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4]

2014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说,普世价值是“在历史上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更不会有”的事物,提出普世价值来论证改革必要性的人“先设定一个‘普世价值’的框子,然后按照这个框子来设计改革方案”,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设置一个诱导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陷阱”[35]

2016年2月,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辛旗西方文明“以成功者自居,审视和批判其他文明,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贬损、冲击其他非西方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人们所看到的,不是不同文明的交汇、共荣,而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压制和征服,全球化成了‘美国化’、‘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这种狭隘的理念和偏执的做法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类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受到极大伤害。”[36]

201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在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发表文章称,自由主义民主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基督教文明体系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世价值,是20世纪末西方国家基于历史终结论炮制的一种说辞,与19世纪西方建立殖民体系时提出的白人优越论是同一个性质;而历史终结论的实质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终结其他文明,还是白人优越论式的“文明的傲慢”[37]

201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发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一文,提到,有人在热炒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同时,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凡是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好的,凡是不符合的就起劲地妖魔化。这种被政治利用的“普世价值”等为错误思潮,是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38]

2022年6月,《求是》杂志刊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习近平指出“西方国家宣传普世人权、人权高于主权,陷入政党恶斗、政府失信、社会失序、疫情失控的困境,导致政治极化、贫富分化、族群对立不断加剧,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大行其道,人权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说明中国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推动自己的人权事业发展[39]

日本

2011年1月19日,日本立命馆大学法学部名誉教授徐胜(Sung Suh)说,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权和日本亚洲主义的虚伪意识,彻底清理日本对东亚民众侵略殖民的历史并追究其责任,才能完成东亚民众去殖民的课题,实现东亚民众共同的和平未来,实现有普遍意义的东亚人权[40]。徐胜指普世价值为“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法,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合理化对外侵略所提出的论调,“美国一口说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在这些地区蹂躏人权”;他主张:“我们必须重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价值”[41]

新加坡

2015年12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并在世界各地酿成灾难后无法收拾[42]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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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