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宜会战
枣宜会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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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 |||||||
![]() 枣宜会战中的日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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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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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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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 | |||||||
54个师约380,000人 | 4个师约80,000人 | ||||||
伤亡与损失 | |||||||
阵亡36,983人 负伤50,509人 失踪23,000人 | 根据日军内部一分未完成的统计图表显示,中国派遣军在1940年3月仅确定有3,595人作战受伤,4月枣宜会战策应作战发起飙升至至少8,057人作战受伤,到了5月枣宜会战高峰期至少有23,538人作战受伤,6月则至少有13,416人作战受伤,仅存会战后续战斗的7月则急遽下降至只确定有4,484人作战受伤,8月可确定之作战受伤人数更下降至2,580人,足见5月与6月作战受伤人数绝大多数应负伤于枣宜会战,作战阵亡人数不详[1] |
枣宜会战为1940年5月至6月,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枣阳、宜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日军方面则称为宜昌作战,目标是消灭宜昌周围的第5战区兵力。
背景
宜昌是武汉和重庆间最重要的内河港口,其西即三峡,为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且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枣阳则隔汉水与宜城相望。1939年底,国军主动发动冬季攻势,予日军相当大的冲击;日军为了增强关东军兵力已准备对苏联长期抗战,因此开始设想如何将当时总兵力已膨胀到85万人的中国派遣军转用至其他战场。除了派遣今井武夫执行“桐工作”(与重庆当局进行谈判),并企划实施一场大型攻势来对重庆当局施压,而宜昌除了是交通要道,也是飞机轰炸重庆的良好中继站点。
于是日本大本营在4月10日遂决定对宜昌发动攻势,企图将国军第五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不过因为日军兵力有限,发动作战的决定中并没有将占领宜昌纳入作战计划当中,只打算在达成重大打击目标后撤,这对后来作战期间造成极大影响。
为阻止日军进犯,第五战区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会战分为以枣阳和以宜昌为中心的两个作战阶段。
参战兵力
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 | 日本军队作战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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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兵力:6个集团军、21个军级单位、56个师;约40万人 |
总兵力:49-54个大队(约8万人) |
第一阶段
5月1日至4日为日军攻击发始期,日军由汉水支流唐白河渡河,首阵由第3师团进攻泌阳县、沘源县,第39师团进攻枣阳。至5月10日,日军各单位大致完成渡河。到此日军的展开与1939年随枣会战中对襄东的攻势相同,国军误认日军能力,仍以去年会战为版本制定包围日军的预定战略计划。
为阻敌逃窜,完成围歼日军任务,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5月10日率领5个师自宜城市渡河,试图深赴占领区截断应山至枣阳的日军后勤线,33集团军一开始进军顺利,也确实阻绝了日军后勤线几天。然而日军战力并没有因此出现重大衰退,日军为打开南退之路,集中第13、39师团、池田支队于大洪山附近集结,南下击杀33集团军,北方战线只留下第3师团与31集团军交战。张自忠亲率第74师(师长马贯一)、第9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敌人血战,5月16日,退到宜城市南瓜店,在遭敌包围,伤亡殆尽的情况下,中午,张自忠将军左臂负伤,身中六弹殉国,随他出征的官兵也全部阵亡。
至于日军击杀张自忠的证词则是:11军在作战时偶然截收到33集团军部发送无线电的讯号,要求第39师团对其战区的周遭进行搜索。第39师的步兵231连队第11中队第1小队(队长松本治雄少尉)在高地棱线抄入国军侧翼发动攻击时,偶然在山地的一处凹地发现一群国军高级军官,因此投掷手榴弹后发动突击,将这批军官击杀。在收缴相关文件之后才发现这是33集团军部,而在国军俘虏的证词以及39师团参谋长専田盛寿上校的验尸下确认被击杀的军官中包括集团军长张自忠,不过日军并未将其遗体还给国军,而是就地安葬,并且释放俘虏传递讯息;当天晚上,数百名国军夜袭墓地将张自忠遗体夺回[2][3]。
在成功击溃33集团军、恢复补给后,南下的日军扭转战线北上,参加首波攻势的11军在5月16日于枣阳周边集结,同时间在枣阳的国军则有14-15个师左右。5月19日日军发动总攻击,国军随即战线崩溃往北西溃退,日军有一小部分甚至差点直冲第五战区司令部老河口市。不过追击过程中日军也犯了冒进错误导致不必要的伤亡,39师团的步兵233联队朝白河追击时,于5月20日薄暮派遣侦察部队找寻渡河点,3个军官观察同个渡河点时,因视线阻碍其中2个认为他们所观察到的地形为河对岸,1位认为是河中沙洲,最后联队采多数决认定为对岸,而决定半夜渡河;结果在21日凌晨第一批渡河发射信号弹后才发现这个渡河目的地确实是沙洲,但为时已晚,整批部队遭白河对岸的国军集火射击,此处没有任何掩蔽物,部队无从躲藏,便在集火下当场战死3百多人,233联队长神崎哲次郎上校也在阵亡名单内,这场“白河渡河作战”成为39师团在本次会战中最大的单次作战损失[4]。
5月天气已步入炎夏,经历多日激战的日军大多疲惫不堪,因此日军上层决定将战线转移准备强渡汉水,且让部队实施短暂修整;所以国军被重创的战线并未进一步遭撕裂,得到喘息的机会。此阶段日军评估已击溃15个中国师,并清点遗尸3万3千具、俘虏1,000名;日军的损失在5月31日的清点则是战死850人、战伤3,000人[5],但这数字并不包含战病;而一支激战近月、跋涉上百公里的部队全无病号这点也是不可能存在,但目前也无进一步资料证实当时日军情形。不过根据日军内部一分未完成的伤亡统计图表显示,1940年5月日军至少有23,538人作战受伤,是为其他月份作战受伤人数的好几倍(3月仅确定有3,595人作战受伤,4月因策应作战上升至至少8,057人作战受伤。)虽然该统计表有统计不周全(特别是作战阵亡人数)、阵亡人数与受伤人数比例过分悬殊而不合逻辑(显然因为资料不足导致阵亡人数漏算极多)等缺陷以至于该图表未被完成,但依旧可以看出日军实际伤亡远远多于公开战报数字[1]。
至于是否实施第二阶段作战(进攻宜昌),日军内部当时也经过一番争执。由于补给线已拉长至上百公里,加上确实击溃了相当多的国府军;园部中将与他的主要参谋群、后勤单位认为应见好即收。并主张“部队已疲困,大本营也没有下令攻占宜昌的命令”;但积极派参谋的意见则强调“如果只满足这样的战果,将无法统御11军”。最后由积极派主张获得优势,第二阶段战役继续遂行[6]。
第二阶段
5月31日日军强渡襄河。
6月1日日军攻占襄阳。
6月2日第五战区部队分为左、右兵团,由李宗仁、陈诚分任兵团长,向襄阳反攻。
6月3日国军克复襄阳,日军遂南下进攻宜城。
6月5日日军渡过襄河,直取宜昌,国军第77军及江防军,在荆门西侧至江陵之线竭力抵抗。
6月10日日军对宜昌发起进攻,守军奋勇抵抗,与日军激战至12日终告失守。日军由襄阳南下时,国军第2、第31集团军尾随其后,收复襄阳、宜城,进至当阳、荆门以北。
6月12日宜昌沦陷。
6月16日日军撤离宜昌,国军立即反击。
6月17日国军克复宜昌。日军在撤退途中又接到其大本营确保宜昌的命令,突然回兵。
6月23日宜昌再度沦陷。
之后,日军将兵力配置于宜昌、当阳与襄河附近。国军集结在信阳、钟祥,随县、荆门、宜昌、江陵以北之线,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枣宜会战遂告结束。
根据日军所残留的资料,7月9日当天日本陆军运输单位至少运送2批人数合计为1,614名的补充人员至参与本次会战之第13师团与配属单位,这2批补充人员必然用以补充第13师团与配属单位因本次会战战死产生的缺额,亦可能包括极少数因残废退役者的缺额,轻伤者与经数月住院休养康复之重伤患应不包括在内[7][8],根据日方战后出版的部队史《若松联队回想录》所载,其中一批补充人员于8月12日抵达第13师团驻防地点,之后数月日本陆军又自日本本土运送多批补充人员至第13师团驻地补充本次会战战死者与极少数残废退伍者的缺额[9]。会战结束后的7月15日,日本陆军运输单位则至少运送2批补充人员至参与本次会战的第3师团与该师团之配属部队,而这2批可确认的补充人员共计6,044人[10][11],必然是用以补充第3师团与该师团之配属部队因本次会战战死与伤重致残无法继续服役所产生的大量永久性损失缺额(经短暂治疗即返回岗位的轻伤者与在接下来数个月内陆续康复出院的重伤者应不在补充范围内,由此可见该师团于本次会战之阵亡人数极多,约占该师团本次会战总伤亡人数的近一半),日本陆军铁道运输单位也在7月18日运送180名见习士官至于本会战担任次要角色之第6师团与其配属单位,显然用以补充第6师团与其配属单位于本会战因阵亡所造成的大量军士官缺额(轻伤者应不在补充范围内,重伤患亦可在住院休养数月后康复返回岗位)[12]。另根据日本战后出版的部队史《若松联队回想录》,第13师团下辖之第65步兵联队于本次会战当中仅所能确认之阵亡人数(单指被国军击毙之人数,不包括非战斗死亡),便多达280名,然考量该联队自会战结束后的8月至隔年1月接收补充人员844名,扣除极少数因残废退伍者,该联队于本次会战之实际阵亡人数应为800名左右[13][14]。除此之外,同样参与本次会战的第116师团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也在会战结束后的7月15日至隔年3月15日期间接收补充人员多达1,330名(用以补充本次会战与先前参与桂南会战与之后参与豫南会战等战役所承受之阵亡与伤重致残等永久性损失,可恢复之伤兵应不在补充范围)[15]。
结局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月,日本原先的作战目标获得成功,此役日军会战后号称中国军遗尸63,127人,俘虏4,797人。缴获主要战利品野战炮11门、山炮12门、机关炮2挺、迫击炮53挺;就一支35万人的大部队来说,日军缴获的重装备顶多是1个集团军单位的规模,由此可见第五战区的支援火力一直处于弱势。日军虽然受兵力规模所困无法对第五战区部队进行围歼,但仍成功将其重创直到抗战结束都无法回复有效作战能力;除此之外,国民政府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日军亦得以在宜昌取得前进基地,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进行轰炸,加上欧战的不利形势,枣宜会战后,中国抗战进入最危险的时期[16]。
参考来源
- ^ 1.0 1.1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线上索引资料,《月别彼我人员损害对照表》,档案编号C11110494300。
- ^ ‘支那事変陆军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 199页。
- ^ 森金、61-72页。
- ^ 森金、72-78页。
- ^ ‘支那事変陆军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 199-201页。
- ^ ‘支那事変陆军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 201-202页。
- ^ 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04122247600、陆支密大日记 第26号 1/4 昭和15年(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 ^ “铁道军事输送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04122247800、陆支密大日记 第26号 1/4 昭和15年(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 ^ 星半三郎编,《若松联队回想录》,1977年,会津若松市:若松联队记念事业实行委员会,p177-179。
- ^ 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04122263300、陆支密大日记 第26号 2/4 昭和15年(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 ^ 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04122263500、陆支密大日记 第26号 2/4 昭和15年(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 ^ “铁道军事输送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04122266500、陆支密大日记 第26号 2/4 昭和15年(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 ^ 换个角度看抗战八年起起伏伏. 凤凰网. 2019-03-17 [2019-06-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06).
- ^ 星半三郎编,《若松联队回想录》,1977年,会津若松市:若松联队记念事业实行委员会,p176-179。
- ^ 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その5)/分割3”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12122443800、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その5)(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 ^ ‘支那事変陆军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 214-215页。
- Hsu Long-hsuen and Chang Ming-kai,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2nd Ed. ,1971. Translated by Wen Ha-hsiung , Chung Wu Publishing; 33, 140th Lane, Tung-hwa Street,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Page 334-339, Map 20, 21
- Axis History Forum, Re: Tsaoyang-Yichang Campaign Eary May - Late June 194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Japanese Map of the battle and discussion about Japanese units and leaders involved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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