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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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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祭(英語:human sacrifice)是一種古代宗教儀式(祭祀),即用人作為祭品來祭祀神靈,與它相似的儀式有動物祭。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文明均出現過以活人作為牲禮的現象,出草獵首是與之密切相關的現象。而在米諾斯阿茲特克莫切文化納斯卡文化等少部分文明中亦會在人祭過程中食人,雖然這在其他文明的人祭中並非常態。[1]

人祭本身屬於原始社會後期遺留下來的習俗,常與族群衝突相關,不能視作奴隸社會的證據。而在鐵器時代,隨着宗教的發展(也就是所謂的「軸心世紀」)在舊世界活人獻祭逐漸減少。到了古典時代,人們已經視活人獻祭為野蠻的風俗;然而在新世界(當時的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歐洲人到達前,活人獻祭的習俗依舊廣泛地存在。

一項對過去一萬年間在全球範圍內曾經存在的四百多個社會的研究指出,當社會總人口超過大約十萬人時,人祭會成為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一項因素。[2]而在社會總人口超過大約一百萬人時,這種導致社會不穩定的效應會變得特別強烈[3],這種習俗便因為文明發展而隨之消失。另外,在人祭被廢除後,人們開始以動物獻祭或使用人偶獻祭來代替活人獻祭,像是漢人社會在戰國秦漢以後以代替活人殉葬也包括人祭等。到了現代社會,即便是動物祭,也已經從許多宗教當中消失,活人獻祭更是除了邪教外極端少見的行為。多數的宗教譴責此習俗,且現代世俗法律將活人獻祭視同謀殺,在譴責活人獻祭的社會中,人們可能會使用「儀式殺人」一詞來描述此種行為。[4][5]

各地人祭的歷史

中國

仰韶文化齊家文化的遺址中,就出土有帶砍斫痕跡的人頭骨,這些有可能是人祭的開始。龍山文化的眾多遺址中,人祭現象已經相當普遍,當時也流行用人牲「奠基」祭祀土地神。人祭所屠殺的用於祭祀神靈的活人供品,叫「人牲」,人牲通常是戰俘、罪犯等。人祭最早出現於原始社會中後期,盛行於商朝西周時期,在春秋戰國逐漸衰落,但即使在以後也有少量殘餘。[6][7]

先商商代早期的人牲比較少見,此後商人受東夷文化的影響逐漸流行人祭[8][9],於武丁時期達到人祭的頂峰,商代晚期又逐漸減少。殷墟王陵遺址中出土的人牲祭祀坑有數百座,殺祭人數的實物總共為兩千多,這些人牲實物基本上均為異族戰俘[10];但根據甲骨文統計,商代後期所殺人牲總數為一萬四千多。武丁時戰爭較集中而難以吸納戰俘,其所殺人牲總數至少為九千多;當時人祭最多的祭祀坑在小屯乙組第7號宮殿址,這裏總共用五百八十五人,甲骨文所記載的一次最多使用的人牲亦為五百多。《甲骨續存》下七四四片則有火焚女戰俘以祭天祈雨卜辭。另外,人祭和人殉是有區別的,人祭大多發生在祭祀坑中,人殉則大多發生在墳墓中。商代的人殉中有一部分是自願的[10],是死者的親屬和親兵自殺而為其殉葬;也有一部分人殉是強制性的,會使用戰俘或家奴;殷人認為人死了以後都會成為鬼神,在天上可能需要陪伴者,便讓死者的親屬、親兵、家奴等的靈魂去陪伴死者,但商代人祭通常而言仍屬於殺敵族戰俘告祭祖先的性質。從殷墟的祭祀坑和甲骨文資料來看,商朝後期晚段的文丁帝乙時期尤其是帝辛時期,人祭和人殉都非常少見了,人祭一般最多僅限於敵族首領並且往往只簡單採用焚燒屍體的方式;[11][12][6]殷末的戰爭仍然很多,戰俘來源是很豐富的,人祭和人殉的減少可能與當時鬼神觀念的淡化有關。[11][12]殷墟中的人牲現象曾被中國大陸的有奴派學者當成商朝奴隸社會的基本證據,但這個說法早就受到了廣泛質疑,許多學者指出商代人牲絕大多數為戰俘,其次主要是罪犯,商代的人祭不能說明當時是奴隸社會。[13][14][15]2013年以來唐際根的團隊對1976年發掘的殷墟祭祀坑重新發掘,結合甲骨卜辭與科技考古,進一步否定了這些羌人是奴隸的說法,科技考古研究表明這些羌人戰俘被俘虜後並沒有在殷墟一帶長期生活和勞動。[16][17][13]商代人祭的主要原因是敵族戰俘難以被吸納以及殺祭死刑犯有威懾效果。[15][14]被用於人祭的北羌戰俘身體強壯而食量大,釋放之則憂其再度擾邊,收留之則供養不起,殺之以祭殉實乃生產力低下時代的不得已之舉[18]。羌人的體質較其他民族更為強壯從而更不易被俘虜,而商代人祭卻反而以羌人戰俘為主,更加證明了商代並不是以抓人為目的發動戰爭。[18]儘管商代的人牲主體並不是奴隸,但學者何駑指出龍山文化石峁遺址中的大量人牲可能是以買賣的奴隸為主。[19][20]

周武王姜太公周公仍然實行人牲祭祀制度,並指責商紂王「昏棄厥肆祀,弗答」、「不恭上帝」、「不肯事上帝鬼神」[21][22][23][24],最終聯合殷人守舊派貴族攻滅了帝辛。西周統治者對外征伐頻繁,尤其是攻打漢水流域和東部地區時,他們在周朝的陪都洛邑多次舉行殺俘獻祭儀式。西周前期的洛邑林校祭祀遺址中有幾十例人牲犧牲,該祭祀遺址等級地位較高,可能為吸收了殷遺民文化因素的周室小宗所主持進行。[25]西周時期的小盂鼎記載了周康王(一說周昭王)在宗廟裏殺祭人牲,人牲來自從鬼方獲得的戰俘。虢季子白盤記載了周宣王時期的殺俘獻祭。西周金文中的獻俘禮儀式與甲骨文所見商代獻俘禮沒有本質不同,戰俘如果不被赦免就會被用於祭祀。[26]此外,中國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黃展岳和著名古文字學家丁山先生還指出,《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載西周祭祀儀式極其詳細,不僅「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的血祭是以人血為主,其中的槱燎(求雨)、貍沉(祭河)可能也要用到人牲。[6][27]

西周春秋時期的晉國燕國鄭國吳國等地也都流行着人祭習俗。北趙晉侯墓地的M8、M64和M93三組墓葬的祭祀坑中都發現有少量人牲坑和空坑,例如M64的夫人墓M62之北的兩座祭祀坑各有1具人牲,M93南墓道東側的M97、M98、M135發現有若干人牲等等,而空坑則被考古人員王迅和研究者宋玲平懷疑是血祭坑。[28][29]M8、M64的年代在西周晚期,M93的年代可能已進入春秋初年。[30]此外在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墓地M1(春秋早期的晉文侯墓)中也發現10具人牲(當地祭祀坑非常多,當時涉及到可能為曲沃代翼時期的激戰和破壞,大多數人牲也未必能保存下來)[31][29]。《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和清華簡系年》第七章均記載晉文公「獻楚俘馘」(既進獻戰俘也進獻戰場被殺死的敵人的耳朵[32])。這些實例說明晉國統治者從西周到春秋中期一直都保持着使用人牲祭祀的習俗。西周的祭祀主要在宗廟而並非墓葬進行,「墓祭」僅在重大盟誓等場合採用,因此北趙晉侯墓地的祭祀坑反而集中在有盟誓需求的西周晚期,而三晉地區盟誓過程中使用人牲祭祀的行為一直到戰國早期仍然存在,例如侯馬牛村古城晉國祭祀遺址中就發現有人牲[33]。西周姬姓貴族在重大盟誓儀式和「墓祭」中會使用人牲也證明了《周禮》和西周金文中記載周人在一些祭祀儀式中會用人是屬實的[29][6][26]。除晉國外,琉璃河燕侯墓地M202(西周的一位燕侯墓,已被嚴重盜擾)亦發現有人牲[34],河南新鄭縣唐戶村3號墓中亦有人牲殘骸[35],吳王陵雖未被系統挖掘但已在背山頂墓等地發現人祭實例[36]。西周的寧夏姚河塬遺址的大墓中既有人殉也有人牲,該遺址剛發掘時曾被懷疑是殷遺民墓葬,後來逐漸傾向於這裏的上層大墓為周人墓葬,中小墓可能混雜有殷遺民和戎人,周人作為後進性民族會吸收商人和東夷的葬式、腰坑殉狗、殉牲、葬牲、酒器等習俗。[37][38][39][40][41][42][43][44][45]黎城西關西周墓(周代黎國為姬姓諸侯國[46])中的部分殉人包含兒童等難以判斷是人殉還是墓祭人牲[47][48],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7號墓的人頭骨也難以判斷是人殉還是人牲[49]。周人先祖是否有人牲習俗尚有待考證,但周人作為後進性民族[38],學習並繼承了商人東夷的人祭習俗,《逸周書·世俘》和《小盂鼎》銘文中所記載的人祭儀式就直接搬用商禮,由於殷末已經人牲較少故而西周春秋時期的人祭規模通常不是很大,而類似的殺人祭祀宗廟的行為即使在以後也存在。[6][26][50]西周也有人殉的風俗,由於周王陵至今尚未被發現,而對西周諸侯國已發掘的墓葬樣本量與春秋戰國時期相比仍然要少很多而已發現的西周高等級墓葬大多被嚴重盜掘,目前所挖掘出的西周墓葬中還只發現數百名殉葬者。[6][7]

東周以來的文獻中,《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公欲焚巫兀。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兀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說明魯國原本有用巫師和仰面朝天的殘疾人作為人牲祭祀的傳統,魯僖公本來想延續這種做法但被諫止,春秋中期以後人祭開始被批判和摒棄。《左傳》還記載春秋晚期魯國季平子「用人於亳社」[51],其孫季康子則「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52],魯國的亳社與周社的性質和政治地位並無殊異,亳社和周社相併而列、都用來祭祀土地神,魯國統治者祭祀亳社是「周承殷制」的產物。[53][54]《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晉文公「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清華簡系年》第七章則記載晉文公「獻楚俘馘,盟諸侯於踐土」,《左傳·襄公十年》則記載「晉侯有間,以逼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這些都是晉國統治者沿用殷周的獻俘禮和盟誓儀式,與考古發現晉國長期存在人牲現象互為印證。[29][33]《左傳·僖公十九年》記載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這裏的人祭沿用東夷習俗,讓東夷諸侯邾文公在夷人的「次睢之社」執行,主要是為了取媚於東夷(商朝人雖受東夷文化影響,但和東夷並不是同一民族[55][8])以謀求東夷各國的支持。《左傳·昭公十一年》記載楚靈王「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史記·秦本紀》:「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秦穆公由於晉惠公忘恩負義,要將其殺死祭祀天帝。秦國的人牲習俗雖與東夷有關,但祭祀天帝恰恰是周代神道設教下的傳統,商代只祭祀自然神和祖先神、只貞問「帝」而從不祭祀天帝。[56][57][58][59][60][61]春秋晚期的秦景公墓中亦發現166具殉人和20個人牲。

春秋戰國開始,人祭和人殉都受到了諸子百家的嚴厲抨擊。西門豹嚴懲進行人祭的巫師[62]秦獻公下令禁止人殉[63]西漢以來多位皇帝包括漢高祖劉邦漢宣帝劉詢等都禁止人殉。但是,人祭和人殉之事仍史不絕書。《史記·陳涉世家》:「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可見秦朝末年仍然有人祭。《北史》記載西南少數民族「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64]時期的內地也偶有人祭現象發生,例如1983年在陝西鳳翔發掘了314座墓, 其中49座墓的墓坑填土中發現有人牲遺骸,共發現112具。其中每墓至少1人, 最多12人。這批人牲或被肢解,或被砍頭,或被削足,或被斷手;有的還帶鐐銬,有的屍體扭成一團,顯系活埋,他們被分層置於墓坑填土中。這些人牲大約是唐朝中期的戰亂中殺俘祭祀亡靈以泄憤。[65][66][6]五代十國時期,後唐莊宗李存勖「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也同樣類似於商周時期殺敵族戰俘祭祀祖先告捷的行為。[67]秦漢以後人祭的主要形式包括殺戰俘祭祀宗廟、戰場出征之前殺人祭旗、同態復仇和血親復仇下用敵人首級告慰祖先等,但總體上比較罕見,儘管有些時期出現反複,但隨着社會進步,人祭和人殉都逐漸被摒棄。[6][7]

印度

古印度吠陀時代婆羅門教有活人祭祀的傳統[68],在印度列國時代這種做法受到佛教耆那教沙門的反對。但即使到了後世,印度教性力派的少數派別仍有以人體、人人頭為祭品,奉獻給時母難近母等女神的習俗。 卡利卡往世書(Kalika Purana)[69]的第67~78章單獨成為《Rudhiradhyaya》一書,內容提到信徒可以為了取悅女神進行活人獻祭,但必須在戰爭或緊急危難的情況下,且在進行前必須得到王子的同意。除了人祭以外,《Rudhiradhyaya》還探討了峇厘島的動物祭左道性力派的儀式。

現代印度仍然有少數人祭案件發生,雖然這在英國殖民統治期就已經被政府禁止。印度的國家犯罪記錄局(NCRB)直到2014年才開始收集關於人祭的資料,根據他們的資料庫,2014年至2016年間共發生51起人祭案件,遍佈14個邦。[69]

東南亞

東南亞從古代到近代,南島民族獵首廣泛存在,包含部分臺灣原住民出草含有祭祖的意味,這些地區要到二戰之後人祭才逐漸消失。

緬甸古代興建大型建築物時,會以生人活埋地基之下,作為守護神,這種風俗緬人稱為「苗賽」(Myosade),即打生樁[70]

地中海沿岸

古代蘇美爾巴比倫地區都出現了人祭。古代閃米特人有人牲祭神的習慣,例如燒死孩子祭祀摩洛(Moloch)。《創世記》中有考驗亞伯拉罕是否願意殺獨生子獻祭耶和華(Jehovah)的故事。

在歐洲古代,人祭至少在5000年前的農業社會已經存在。米諾斯文明邁錫尼文明都有人祭習俗,其中米諾斯文明的人祭甚至涉及到食人[71][72]。到了古典時代古希臘古羅馬仍然殺人祭神,羅馬共和國執政官克拉蘇 (Publi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 於西元前97年禁止人殉,但人祭並不等於人殉且歷史習俗會有其延續性,直至羅馬帝國時期人祭在一些宗教信仰中仍是重要內容,例如用活人祭祀希臘植物神阿多尼斯、羅馬冥後神普羅塞耳皮娜等曾十分盛行,死亡和復活成為這些信仰的重要特徵。而在羅馬帝國時代的社會上有傳迦太基宗教信徒、德魯伊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用嬰兒祭祀[73][74],使得教徒受到歧視與迫害[74]。近代各個歐洲國家的人祭行為全部消失,最遲立法禁止人祭行為的歐洲國家是黑山,於公元1870年代被黑山親王尼古拉一世立令禁止人祭。

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獻還提到凱爾特人腓尼基迦太基也流行人祭。凱爾特人有火燒戰俘和罪犯祭祀祖先的做法,類似於中國商周兩代的燎祭,而儀式化斬首則是凱爾特人的宗教文化習俗,在考古發掘中得到大量支持。[75][76][77][78]愛爾蘭的一些沼澤和高盧人的祭祀聖地中發現了一些人頭骨和無頭屍體,其中有的是被殺祭的戰俘,還有的則是作物嚴重欠收等自然災害後,凱爾特國王觸犯眾怒而被族人殺死用於獻祭,國王在死前飽食了最後一餐。[79][80][81][82]腓尼基國王有讓王子替代自己被獻祭的風俗。考古發現腓尼基迦太基的人祭規模很大,而且祭品專門以嬰兒為主,說明並不是戰爭中正好擄掠俘獲的孩童,不過儘管迦太基的遺址中發現了許多嬰兒的骨頭,但他們的死因仍然存在爭議。[83]迦太基的一個被命名為「Tophet」的兒童墓地中,估計可能有兩萬多嬰兒被用於獻祭。[84]迦太基被羅馬摧毀之前的200年時間裏,經常焚燒自己的孩童祭祀神靈,以祈求豐收。[85][86]

美洲

阿茲特克活人獻祭儀式。

瑪雅人印加人托爾特克人薩波特克人也都有人祭習俗。阿茲特克人的人祭間接地繼承自瑪雅,但是其規模遠比瑪雅盛大,例如,1486年,特諾奇蒂特蘭大金字塔落成時,阿茲特克統治者一次就下令把兩萬多名俘虜抬到祭壇上,挖出心臟祭祀太陽神,接着把心臟丟入一尊石頭神像所持容器中,再把屍體拋下寺廟的台階。在印加帝國建立之前,南美洲地區的莫切文化納斯卡文化也盛行人牲祭祀,人祭被視為權力的來源,據考古調查納斯卡文化後期大約有十分之一的人口被獻祭。[87][88][89][90][91]

撒哈拉以南非洲

在西非,人祭在19世紀前仍十分普遍,國王或王后去世後,奴隸、囚犯和俘虜經常會被獻祭。最有名的是約魯巴人的人祭和達荷美王國的年度祭,年度祭中成百上千的囚犯被殺害(也影響了海地巫毒教活人獻祭)。

參見

參考文獻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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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書籍
  • 王平; (德)顧彬. 《甲骨文与殷商人祭》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human sacrifice during the Yinshang period].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7: 269. ISBN 9787534748486 (中文(中國大陸)). 
  • 《緬甸史》,戈·埃·哈威 著,姚梓良 譯,商務印書館,1973年6月出版
文章
  • "The Practice of Human Sacrifice", Mike Parker-Pea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