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報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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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報》是一份民國時期的上海報紙,由錢芥塵創刊於1919年3月3日。《晶報》是當時上海著名的小報之一,與晚清小報不同,《晶報》首創三日一刊的發行方式,加之創刊日期為三月三日,遂命名為「晶」。1940年5月,《晶報》停刊。
主編餘大雄,對辦好《晶報》制定了三條辦報方針:大報不肯登的《晶報》敢登;大報不便登的《晶報》願登;大報不屑登的《晶報》可登[1]。晶報成功的發展,使得其位列「四小金剛」之首,被譽為「小報之王」。
歷史年表
1919年3月3日,《晶報》在《神州日報》副刊《文藝俱樂部》的基礎上創刊,隨《神州日報》贈送,余大雄任主編。
1922年,《晶報》銷量增長到五萬多份,就小報而言已相當可觀。但實際閱報人數則要大大高於這個數字。
1923年,一篇《晶報》創刊四周年紀念文中稱:「本報每期雖尚未能銷到十萬份,但看本報的,或者不止十萬人也未可知。」
1923年10月6日,《晶報》開始推廣到蘇州,隨上海報紙中在蘇州銷量第一的《新聞報》附送三期,此時《晶報》在上海銷數已佔了第三名的位置。
1933年11月6日,為慶賀《晶報》改三日刊為日刊,上海市市長吳鐵城題詞「小報之王」。[2]
1937年八一三事變發生後,受戰事等因素的影響縮減為半張,只有兩版,第一版為廣告版,第二版為文字版。[3]
1937年12月《晶報》不得不提前休刊,「欲利用這個時期,將內部革新一番」。[4]
1938年1月,《晶報》復刊,朱虛白被聘為主筆。
1940年5月,《晶報》停刊。
主編與前期繁榮
余大雄擺脫傳統小報對於大報的依賴,創造性地將《晶報》從母體分離,同時,他制定了三條辦報方針:登大報所不肯登,登大報所不願登,登大報所不屑登。
與傳統大報不同,《晶報》是一份多元化的綜合性報紙。從《晶報》前幾期的欄目設置就可以發現其內容之豐富,有新聞報道、簡短評論、問題探討、知識介紹、小說筆記、遊戲文字,真是五花八門,包羅廣泛,初步顯現出綜合性的特色,其中又以捧妓捧伶的內容尤多。20 年代初期,《晶報》開始嘗試內容轉向,減少文藝性,增加新聞性,關注的視野從狹窄的娛樂、社會逐漸延展到政治、戰事、文化、經濟、報界等廣闊領域,同時強化獨家新聞,加大時評力度。[5]這樣豐富的內容也被一向喜歡大量內容的上海人所認可,而這種多元化也被主筆張丹翁形象地成為「大雜燴」。
除了迎合受眾廣泛的閱讀興趣,余大雄也十分重視新聞在報紙中的比重。由於不能如大報一般在時效性上佔得先機,余大雄另闢蹊徑,把重心放在獨家新聞和大膽披露上。從政界到商界甚至上海灘三大聞人、大報的報道,敢於筆伐權威成為了《晶報》不同於其他報紙的重要特點,也成為了銷量穩定的來源。
余大雄作為一個報人,能夠主動發掘獨家新聞。袁世凱次子袁克文親身經歷了國家滄桑事,加之其文筆出眾,才華橫溢,余大雄、張丹翁便邀請他撰文揭秘,袁克文應諾寫《辛丙秘苑》10萬字,但其並無按時交稿的習慣。袁克文是癮君子,嗜鴉片如命,終日纏榻臥吸,吞雲吐霧。余大雄為了拉稿子,常混跡其間。袁氏寫字,余為其研磨抻紙,袁氏吸煙,余為其點火奉茶,袁氏聊天,余陪他扯《山海經》,鞍前馬後一如侍僕。袁氏高興時寫幾段,時斷時續。余大雄往往枯坐一兩小時,那坐等取稿之窘,一如捧雞屁股等雞下蛋。一等袁氏在文末畫上句號,余大雄馬上叫黃包車趕回報館發排。[6]
正是憑藉余大雄及其團隊的創新和努力,晶報在發展初期銷量日漸增大,銷量一度與執上海報業牛耳的《申報》分庭抗禮。
後期沒落
《晶報》憑藉內容豐富,寫他人之不敢寫而著稱,在北洋政府時期通過批判北洋政府贏得了廣泛認可,然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出於對和平的渴望,《晶報》收斂了鋒芒,甚至一定程度上維護政府形象,得到了讀者的不滿,經營狀況也江河日下。與此同時,原《立報》主筆朱虛白入主《晶報》,希望能夠採用《立報》的經驗挽救《晶報》。
復刊之初,《晶報》就設置了言論專欄《晶語》,宣傳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張,但這個專欄只存在了四個月就夭折了。1937年11月27日,日軍強佔了國民黨設在上海租界的上海新聞檢查所。12月13日,日軍又以上海新聞檢查所的名義命令各報將稿件小樣送該所檢查,否則,不得刊載。當時宣傳抗日的《立報》、《申報》、《大公報》等報紙拒絕檢查。但留存下來的《晶報》面對強大的外來政治軍事勢力,選擇了妥協。1938年4月,《晶報》向公共租界當局履行了登記手續,之後《晶語》專欄被撤銷。[7]
此時的《晶報》銷量大不如前,為了維持經營,花稿在《晶報》中的比重漸漸增加,雖然銷量比起之前有所回升,但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晶報》經營模式的無力,經過幾年掙扎後,《晶報》於1940年5月正式停刊。
營銷策略
《晶報》贏得市場除了內容符合市場需求外,營銷手段也是重要原因。
初期造勢
與一般報紙發刊不同,《晶報》利用報紙為自己做廣告。《晶報》分別於1919年2月23日、 25日、27日和3月1日在《民國日報》和《神州日報》的第一版刊載《<晶報>出版預告》。在出版的前一天即3月2日又在《神州日報》的第一版預告「《晶報》明日出版」。出版當日即3日,在《神州日報》同一版面告知「琳琅滿目之《晶報》今日出版」,零售每份洋二分。代派處:上海望平街神州日報館。出版之後,《晶報》對於自己的推銷並沒有停歇,5日再次在《申報》第一版推出《<晶報>出版》廣告,向讀者介紹自己的辦報宗旨、名家陣容、欄目設置、出版周期和售價等,以加深讀者對《晶報》的了解和記憶。[8]
紀念刊-名人效應
《晶報》藉由紀念刊方式擴大影響。每逢周年紀念,《晶報》都會以此為由與名家約稿,是公關的典範。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晶報》本身也擁有一批具有影響力的作者,同時,通過主編餘大雄的遊說能力,吸引了更多名家寫稿。首先,他向撰稿人們承諾:《晶報》對稿件的內容無所限制,做到最大限度的寬容;其次,一旦這些文字肇禍,《晶報》和余大雄一律承擔,決不殃及作者;第三,對於已經去世的作者,《晶報》也不會人走茶涼,反而經常中斷發稿計劃,以大量篇幅發表悼念文字。[9]通過這一系列有人情味的舉措,《晶報》在不支付稿酬的情況下吸引大量名人撰稿。
經營策略
那時,滬上但凡訂報人家,不外乎以《申報》、《新聞報》這兩張。而這兩份報紙的訂費為每月9角。而《晶報》是三日一張的小報,每月報價為1角。那些報販在上門收《申報》、《新聞報》報費時,就竭力向這兩種大報的訂戶宣傳《晶報》好看,報費又便宜。他們在收下訂戶的1塊錢後,那1角的零頭就不找回給訂戶,用這1角錢再幫訂戶訂一份《晶報》。那些訂戶也不在乎這1角錢,況且可以多看一份報紙,何樂而不為呢?另外,由於報紙的撰稿人知名度都很大,在讀者中極有人緣。日子一長大家就願意訂這份報紙。[10]
軼事舉例
就在徐志摩逝世後的兩三個月里,關於陸小曼的謠言便在上海灘風聲四起。造謠者肆意地搬弄陸小曼與其前夫王賡之間的是非,傳說兩人在徐志摩離世後又偷偷恢復了往來。丈夫新逝,無中生有的謠言又不請自來,陸小曼開始感到寂寞淒涼,痛苦無助。萬般無奈下,只好寫信向丈夫生前熟悉的報社朋友求助,希圖藉助媒體的力量恢復自己的清白與寧靜。余大雄按照自己一貫的經營原則刊載了這篇求助信,自陸小曼的求助信刊登以後,謠言也便隨之慢慢平息了下來,大抵這不得不歸功《晶報》的影響力。[11]
參考文獻
- ^ 《漫話小報<晶報>》戴廣德,《世紀》2002年02期
- ^ 《近代上海小報的話語策略與自我定位——以1920年代上海<晶報>為個案》季宵瑤, 《新聞大學》 2006年01期
- ^ 《<晶報>對<立報>的模仿及其敗因探究》李時新,《閱江學刊》2011年2月第一期144
- ^ 《休刊贅語》神獅,《晶報》1937年12月25日第二版
- ^ 《「大報小辦」與「小報大辦」-近代上海報業發展的兩種取向》李時新,《湖北大學學報》2010年5月第37卷第3期
- ^ 《余大雄:舊上海小報之王》張昌華,《文史博覽》2010年08期
- ^ 《<晶報>對<立報>的模仿及其敗因探究》李時新,《閱江學刊》2011年2月第一期146-147
- ^ 《上海小報<晶報>的市場溝通策略》李時新,《新聞愛好者》2010年22期
- ^ 《淺析<晶報>的生存環境與生存策略》凌霄,唐睿,《新聞世界》2012年10期
- ^ 《報業「四大金剛」與「四小金剛」》胡根喜,《傳媒》2002年03期
- ^ 《陸小曼的一封求助信》徐志東,《山西文學》2007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