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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式镇墓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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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式镇墓兽系称源于中原,与汉朝文化一脉相承所发展出的镇墓兽。以中国犀牛为原型,是犀牛不断模糊、神话化而来的产物。汉式镇墓兽为两个镇墓兽发展高峰的过渡期,上继楚式镇墓兽,下启隋唐复合式镇墓兽[1][2]

地理分布

主要发现于今渝东地区,从涪陵以东至巫山长江沿线及其周边地区,湖北亦有出现,像是巴东东瀼口襄樊市市区、湖北当阳等地,均有少量出土。[3]魏晋时期镇墓兽的出土以洛阳最集中,山东省诸城山西省边城以及甘肃省酒泉嘉峪关等地亦有少量发现。[2]

造型特征

秦汉时期

西汉早期的镇墓兽多为前肢趴伏,后肢欲蹬的翼兽造型。西汉晚期出现了四肢直立、头长一尖角的镇墓兽,姿态与先前的翼兽大不相同。

东汉早期中原陶制的镇墓兽造型较统一,有尖长独角和尾巴,浑圆矮胖,四蹄踏地,动作结实稳重,似马的身躯。东汉中晚期的镇墓兽造型比例更加低矮,不再强调独角的长度尖利,甚至弯曲了起来。

魏晋时期

三国东吴的镇墓兽虽然样本少,但具有过渡色彩。仍维持著东汉晚期镇墓兽的造型,但也出现新的形式:在脊背和躯干两侧分别平均出现三颗泡饰,这种装饰方法和未来的西晋镇墓兽埋下了伏笔。同时也首次出现仰面的镇墓兽。

西晋的镇墓兽以站立者为多,造型也变得更加灵动。多用泥质灰陶模制而成,细部再用雕刻或泥塑添加修饰,较三国时期的作品精致。西晋中晚期镇墓兽身体比例变为修长,镇墓兽的视线再度向下,背脊顺著线条饰有三到五颗的泡饰,形象似犀牛,故出土时常被称为“陶犀牛”,亦被附会为“穷奇”。

西魏北周时期俯卧式镇墓兽经常可见全身扑满鳞片的造型。南朝镇墓兽又回到了三国以前的迟钝姿态,多为四肢著地,身体浑圆厚重。北魏及十六国的镇墓兽甚少,多为前肢打直的蹲踞姿。

制作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镇墓兽制作方法,都是在模制陶加上捏造或雕刻的细节,并在素坯涂上一层白衣后,加上彩绘为主,只有在细部做工随著时间的推移越趋精细。西晋时出现少数釉陶和瓷陶镇墓兽,但仅有单色,直至盛唐时期三彩技术纯熟,釉陶镇墓兽的纹绘才得以模仿,三彩与彩陶两者并行,纹饰也因三彩釉材料的特性,发展出唐代自成一格的镇墓兽风格。

大小

除了西晋时期镇墓兽尺寸与墓室规模的大小变化有关外,东汉、十六国以及北朝各代的镇墓兽尺寸,与其所在的墓室的大小并无特别的关联。各朝间镇墓兽的大小差异也不大。但可观察出镇墓兽长高比,由东汉至南朝、十六国普遍出现的2:1至3:2,甚至5:1这样差距极大的长高比,演变北朝通行的1:1,反映了镇墓兽由四肢著地的俯冲姿的马匹、长兽型,改为前肢直立的蹲踞姿的狗型兽造型变化。[4]

功能

汉式镇墓兽应予“山神”、“土伯”的功能相近,为地下幽都的守护者。镇墓兽多放置于墓室前半部的一侧,位于墓门通道的交接处,显示其防恶镇邪的镇墓功能。东汉至北朝的镇墓兽,其功用可能较趋“引魂升天”的守护神。[3]

摆放位置

汉代镇墓兽多放置于墓室前半部的一侧,位于墓门通道的交接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镇墓兽出土的位置并未统一。大致是有下列几种较常见的情形:只出土镇墓兽的墓,不论早晚,皆居中放置,一般置于墓室前端中央,近俑道或通道内。镇墓兽俑同出的墓,一般在墓室前部近勇道或俑道内左右置镇墓兽俑,俑左而兽右。西晋中期兽俑前后,西晋晚期为兽俑并列。[2][3]

外来元素与文化意涵

楚式镇墓兽与先秦的中原翼兽分属不同信仰体系。前者为长江以南的楚巫信仰,后者为中原北方的升仙信仰。两者在其造型在西汉的中原进行统合,成为影响东汉与东吴镇墓兽的元素之一。楚式镇墓兽则在四川地区独自发展,于东汉末随著楚巫信仰逐渐消失,但其造型却影响了东吴的镇墓兽,是北朝镇墓兽人面造型传统的雏型来源之一。江苏省出土之汉代画像石中的镇墓兽,取代了升仙图中牛、马车的位置,足以证明西晋时期镇墓兽“引魂升天”的功能应大于“镇墓威吓”的意涵。

东汉到西晋,反映了政治和民族迁徙的混乱,镇墓兽揉杂各地风格,极难清楚分析哪种风格孰先孰后,亦或哪种风格影响较大些。但可确知,此时期至少有新疆、中原、四川三股文化的造型风格存在。例如东汉末与西晋时期的中原马型镇墓兽的造型发源于新疆;东汉至西晋的马型特征和翘尾是受塞外影响而非本土造型。

虽然镇墓兽造型是多种文化交流的结果,但至北魏以前,以文化族群的分布范围来看,使用镇墓兽式汉地的习俗。而北魏使用镇墓兽的原因应为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吸收汉人葬俗礼制的结果,即为北魏胡人贵族在进行汉化过程中的一环。因此此时期的镇墓兽加入了胡人、粟特人造型元素。宗教方面,北朝佛教盛行,而佛教、祆教对镇墓兽的影响,可能主要是在使用型式与造型方面。例如佛教中佛说法,双师立于佛座下的图像在北魏流传普遍,而石窟中这些蹲踞于佛座辆旁的小狮,身形姿势与镇墓兽相似。因此此时期镇墓兽“引导死者升天”的功用外,应多少带有护法般“护镇”的作用。随著佛教在中原昌盛,加强镇墓兽造型与佛教元素的关系,盛唐时镇墓兽的拟人造型被扩大,甚至出现类似由武士俑演变而成的天王塑像,显示佛教元素在唐朝时逐渐压过北朝的游牧文化,北朝信仰在唐代被佛教文化影响,并重新诠释的现象。[4]

与楚式镇墓兽的关系

与楚式镇墓兽复杂的型态与演变相较,汉式镇墓兽的造型相对固定统一。且两者在形态上仅有皆有“口吐长”的相似处,很难看出两者间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

但是,随葬镇墓兽的葬俗与口吐长舌的意象,仅出现在渝东地区,可以说是东汉中晚期极具地域特色的现象。而秦汉以来,汉式镇墓兽出土最多的渝东地区虽不断有汉族移民移入,仍有大量的楚人后裔聚居,显示楚文化在此地的影响力。

因此,楚文化“信巫鬼而好祠”、“吐舌神”的崇拜,对于渝东地区丧葬习俗与镇墓兽的意象之影响是不能被忽略的。可以说,在本质上吸收了楚地部分的鬼神传说与信仰。[3]

参考文献

  1. ^ 王诗涵. 從長沙地區戰國早,中期帶鎮墓獸楚墓看葬俗的傳播與轉換. 早期中国史研究: 89-117. 
  2. ^ 2.0 2.1 2.2 张成. 魏晉鎮墓獸俑分期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务论文. 2010年5月: 1-78. 
  3. ^ 3.0 3.1 3.2 3.3 曾繁模. 三峽地區漢代鎮墓俑、獸考辨. 
  4. ^ 4.0 4.1 陈怡安. 北朝鎮墓獸研究. 国立师范大学美术学研究所1001 中国美术史组硕士论文. 

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