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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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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版画是源于中国版画的刻印,而台湾的版画一直到清代中期后才开始有明显的进展,因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率军来台,赶走当时占领台湾的荷兰人及西班牙人,使汉人在台人数渐多,于移民过程中将民间的传统版画带入台湾,并且逐步发展了三〇年代的木刻版画、五〇年代的现代版画及其后的数位版画等。

发展历史

明郑时期

台湾版画渊源于中国福建广东一带,明末,郑成功开台以后,关系更为密切。

郑成功攻台之役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经营,开启了明郑政权对台湾的统治,经由郑氏的引导,汉人大举移入。郑经继位后,在陈永华的辅佐之下文化发展日趋主导,设立府县、安抚司、颁行军民开垦条款及建立孔庙,又兴办学校,开启汉文化在台之端。1671年,明郑所刊《大明永历二十五年岁次辛亥大统历》历书刊本,是出现在台湾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不仅是在台首次发行的汉文字,也证明台湾官方出版事业的开启,虽然只有单薄的十四页,却是郑经在海角孤岛上藉以生聚教训、励精图治的蓝本。目前大统历存于英国剑桥麦格德伦学院柏贝斯图书馆、大英博物馆,而牛津大学藏有两部。

清治时期

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逐渐自福建广东渡海来台拓垦,而“木版水印”这项民俗巧艺也随着移民的脚步而引入,其风格与用途均与相似。 台湾传统的木刻水印版画造型素朴、丰富多彩,无论公家或民间的刊刻,皆以实用为主,并不刻意求美,大致可分为用于经卷善书的版印图书,以及岁时节庆所使用的民俗版画两大类。

版印图画中,有官方的方志,以及民间刊行的经书善书等。在各类图书中不乏插图,少则见于扉页或卷末,多则散见书中,达数十页。其中,1684年由诸罗知县季麟光所创的《台湾郡志稿》描绘当时的台湾山水风貌,这些志书卷首的版画风景,是明清时期展现台湾风情的重要图像史料,但全文已散佚,未曾刊行。目前所存最早的志书为高拱干康熙年间所修的《台湾府志》,另有周元文的《续修台湾府志》及鲁鼎梅修《台湾县志》、杨浚修《淡水厅志》等。清代出版的志书中,内页插图最具历史价值及精美的为《诸罗县志》,刻画十幅有关台湾原住民生活的插图,包括:乘屋、插秧、获稻、登场、赛戏、会饮、舂米、补鹿、捕鱼、采槟榔等十页,可惜台湾不存其刊本。


而民间版画的印书事业,以道咸年间崛起的“松云轩刻字店”水准最高,是台湾最早的印书店,刊行包括时人著作、学堂用书、经书善书、神像版画寺庙签诗等。

台湾传统版画除了官印方志及民间图书之外,尚有民间广泛流传的“民俗版画”。民俗版画的印刷以纸店及散布各地的庙宇(銮坛)为传布中心,民俗版画的印刷数量不小、品类复杂,印本均缺年代可查。台湾早期的民俗版画雕版印刷以台南为中心,历史较久的百年纸店,大都集中在赤嵌楼附近的米街(今新美术) ,印制春联斗方门神、挂笺等民俗用品。最古老的一家为“王泉盈纸庄”,自福建泉州府晋江石狮来台,但其后雕版多毁于二次大战之中,现存早期泉盈出品的版画印本,有狮子衔剑及门神数种(神荼郁垒秦琼尉迟公加冠晋禄等)等。

台湾民俗版画的另一特色为“即用性”的印刷品,在使用过后会任其逐渐损毁,或者立即烧化,因此保存不易,大致可归纳为四类:一、吉祥版画:包括历史故事画、年画、门楣挂笺、斗方对联等。 二、宗教版画:祭祀用版画(观音妈联)、佛坛及道坛版画(观音菩萨)、庙宇及銮坛印制之版画(神马神符等)、糊纸业用彩纸版画(灯座彩纸)。 三、娱乐用版画:葫芦问升官图四色牌等。 四、其他版画:官方雕印的功牌、执照、银票、契尾,民间的包装纸、信笺及商铺用印记。

同时期也有西方人描绘台湾风土民情的版画。

日治时期

日人来台后,西洋的石版印刷术也开始进入台湾,这种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使得雕版印刷走向式微之路,石版画因为画面线条清晰,色彩均匀艳丽,比水印木版更为细致;同时石版印刷又能大量生产、速度快且价格便宜,取代了水印版画的地位。[1]

公元1883年英国基督场老教会巴克礼牧师(Dr. Thomas Barclay 1849-1935),自英国输入一批印刷器材到台南台湾教会公报社,用来印刷教会公报,坊间印刷厂也有利用铜版印刷民俗版画贩卖。至平版印刷术盛行后,实用性逐渐被现代印刷术取代,石版印刷及铜版印刷便相继没落了。现陈列于台南神学院教会历史资料馆中的四十八块铜版画的原版,是最先传入台湾的铜版画。

虽然在甲午战争一战,清廷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但在台湾已久的汉文化仍传承于人民的生活当中,其与民间信仰关系深厚的小型印刷品,如冥纸佛像之雕刻,保守性特别强,利用木版印刷的技术印制流传,仍零星的保存于台湾各地。

《妈祖》期刊,是由日籍诗人作家西川满担任编辑与发行人,创刊于1934年10月10日,1938年3月3日休刊。刊名来自台湾传统信仰中的海洋女神“妈祖”,并于每册结尾皆附上妈祖小传。[2]聘请当时在台的日本画家,如立石铁臣宫田弥太郎、小林朝治、川上澄生、福井敬一等人,依诗句、散文内容,以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和台湾风物构筑出独特的版画世界,充满个性的作品受到高度评价。

民俗台湾》月刊,是台湾在日治末期出版的民俗杂志,专门介绍台湾的风土民情,主要内容包括神明祭仪、年节岁时、占卜咒术、民间禁忌与生活信俗、生命礼俗、社会惯习、台语与俚谚传说、游戏竞技、民艺戏曲、民俗医疗、民俗文化与民俗学讨论等。[3]1941年7月创刊,1945年1月停刊。日籍画家立石铁臣从创刊号起即参与编务,第二期开始负责封面设计,并推出脍炙人口的“台湾民俗图绘”,总共发表了101幅版画作品。立石铁臣将台湾社会现象、民艺、街头景观、民俗表演及古老建筑等充满乡土气息的风物,以纯朴单纯的刀法,呈现如童画般的稚气,予人印象深刻,为今天的台湾民俗留下珍贵的纪录。

战后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台湾结束了半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三O年代左翼思潮形成的全球性运动,在中国,以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其反帝国、反封建的精神成为中国当时的美术主流。

战后初期,这批作为左翼政治、宣传画为特色的木刻版画,也随着一批活跃于抗日期间国统区文宣队的木刻家们来到台湾,例如:黄荣灿朱鸣冈陈庭诗汪刃锋荒烟等人,他们与台湾当地的文艺家、美术家们共同开展了广泛而活跃的工作,如开书店、办展览、发表文章、创作作品、教学等方式。这批来自中国的木刻家,或惊叹于台湾的迷人风光,或感佩劳苦大众的坚忍求存,作品中充分流露出对台湾土地及人民深厚的情感。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具有左倾色彩的木刻家恐怕国民党的迫害,纷纷返回中国,除黄荣灿陈庭诗留下。两个月后黄荣灿以“力军”为笔名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恐怖的检查》,是当时最早、最快纪录当时二二八历史悲剧的形象,也是二二八事件发生期间唯一留下的美术作品,现存于日本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

1949年,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形势逆转,年底全面返台,除国军部队外,也引进了相当数量的移民及美术人口,方向陈洪甄陈其茂朱啸秋周瑛等木刻家来台。他们早期的创作题材及风格,与抗日期间偏重于政治性考量相同,富有浓厚的政治宣传意味,作品充满战斗性。

插图式的战斗版画,充分表现了反共复国的希望与决心,尤有政策背景的支持,俨然是反共动员时代的当权派。随着台海形势和缓,革命美术渐渐式微,加以抽象绘画崛起为为世界风潮,这些木刻家们也渐渐走向抒情式表现的道路。同时,也有一些青少年时期随军来台或是随父兄迁居台湾的艺术家,作品表现对中国家乡生活的怀念:也有以社会生活和人伦亲情为表现的主题,如吴昊朱为白江汉东秦松李国初等。

1949年5月,当戒严令发布生效,在铲除异己及反左倾的环境下,政府对美术家的迫害与威胁层出不穷,而二二八事件后留下的黄荣灿也在恐共情绪弥漫的白色恐怖时期,不幸成为第一批牺牲者,自此具有社会运动性格的木刻版画表现,在台湾全面式微。五〇年代开始的“白色恐怖”,政治气氛,使得版画在形式及内容方面收到限制。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开启,欧美资讯的进入,国内画坛掀起一股现代艺术运动的风潮,版画家也借着作品半具象,甚至抽象的表现,进行形式和内容的实验。

1958年随着“现代版画会”的成立,版画作为一种创作的形式,取代了过去以传统木刻手法宣传反共、战斗情绪的战斗木刻版画。五〇年代末期为媒材实验的开展期,李仲生的精神感召及旅居海外的萧勤大量引介欧美艺术的影响之下,现代版画会的成员们倾向新媒材的实验,各自寻求拓展印制的手法,大多形成独幅版画,如秦松江汉东陈庭诗李锡奇施骅吴昊等人作品均入选1959年第五届巴西圣保罗国际双年展,其中秦松的木刻版画作品《太阳节》更获得“荣誉奖”的殊荣;次年李锡奇的《中国古城》一作也入选法国巴黎第一届国际青年艺展。他们将传统版画的形式提升到现代艺术的精神领域中,也带动了六〇年代台湾美术现代化的开展。

1960年代是台湾现代绘画运动的高峰期,由1957年成立的“五月画会”、“东方画会”及1958年创立的“现代版画会”的启动,形成台湾美术史上罕见的“画会时期”。其中,现代版画会成员的创作多以抽象的造型作为表现,学校的版画教学则以传统木刻版画为主,也由于国外版画艺术资讯的取得不易,所以对木刻以外的版种乃显陌生。六〇年代末,一群热爱版画的艺术工作者方向周瑛朱啸秋陈其茂李锡奇李国初韩明哲等人,为“团结版画界人士,从事版画创作,研究版画理论,发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艺术文化之交流,加强反共宣传”,乃聚合同好五十二人(包括老、中、青三代)于1970年3月在台北组织“[[中华民国版画学会”以共同推动版画艺术。自学会成立后,举办研究展览,提高艺术水准,编印版画书刊,扩大社会影响,联系国际版画家,促进文化交流,对我国版画艺术之推广与发展具实质的影响。

七○年代初,台湾由于一连串外交失利,接连钓鱼台运动、退出联合国及中美断交等冲击,致许多国际性艺术活动被迫停止,艺术创作活动陷入低潮,加上许多会员出国,1972年现代版画会宣布解散。

1973年春,旅居美国的国际知名版画家廖修平回国传授现代版画,他除了在国立台湾师大中国文化学院国立艺专等校开设版画课程及在台北设立版画工作室外,并到处讲习示范,同时携带幻灯片及外国版画原作给国内展示,且指导一些爱好版画的艺术家从事版画制作的表现,如此逐渐唤起社会大众之注目;加上全省美展设置版画部、大专院校开设版画课程、版画展览亦趋于频繁,短短数年,版画制作成为热门,坊间也出现专供艺术家制作绢印的工作室,加以报章杂志不断的报导,现代版画就在国内生根茁壮起来。

1974年,由廖修平直接或间接指导过的爱好版画的年轻艺术家钟有辉林雪卿董振平等十人组织“十青版画会”,利用各种版种技法和照相并用技法尝试了不少新的素材,开拓了版画的表现领域。其中会员如董振平钟有辉杨明迭杨成愿龚智明等皆曾于国际版画中获得优异奖项,并且由于版画观念的扩张及创作的启发,很多会员也都是复合创作型艺术家,有制作油画水墨雕塑摄影及混合媒材表现者,于七○年代可说是台湾复合媒体艺术创作的先趋团体,并且确立版画家创作的新方向。这一个在台湾成长的第二代现代版画团体组织,将现代版画艺术带入另一个空前蓬勃发展的阶段。由于现代版画观念与技法之推动,自1973年以后多数画家兼有各种版种并用的习惯,除廖修平精于铜版画之外,1967年自日本留学回国的陈景容中国文化学院担任铜版画课程,由于对版画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研究,而被聘参与国立编译馆国中教科书之编写,曾二度在中华民国版画学会年会中示范凹版技法及倡导铜版画;而李焜培陈国展等人亦擅长于铜版画创作。此外,另有一批中坚画家如林智信吴昊潘元石倪朝龙邱忠均等则仍坚持木刻版画创作,题材的立足本土,使这些版画形成了明显的地方特色与乡土情怀。

到了八○年代初,政府除了致力于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外,更积极地进行艺术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工作,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本着“传统与创新”的原则,致力于文化艺术的推展工作,鉴于国内对于参与大型国际美展的需求逐日升高,并且台湾以自身可观的经济长力,而版画由于邮寄方便,成为最便捷的国际文化交流尖兵,自1983年起开始办理“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举办以来,吸引世界数十个国家,数以千计的艺术家参与。此展的积极意义不只是可以让更多的国际知名艺术家到我国来展出,扩展国人的审美视野,提升我国文化形象,更能刺激国内的版画家拓宽艺术领域,丰富表现技法等形成实质的影响,在国际版画中大放异彩。

1987年的政治解严,提供给国内艺术家几乎毫无限制的创作空间。九○年代版画的面貌多元,只要合于间接式复数的定义,可用单刷,可用电脑,可用影印,可用照像显影,可以翻模,可以印后再拼贴,可以是平面,也可以是立体,表现领域宽广自由。

参考资料

脚注

  1. ^ 陈树升编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湾版画的发展与变迁.2001-01-06[2018-01-18]。
  2. ^ 张文薰、詹惠文编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湾文学期刊目录数据库[2018-01-18]。
  3. ^ 戴文锋编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湾文学期刊目录数据库[2018-01-18]。

其他

  • 《台湾传统版画源流特展》,行政院文建会策划编辑,台北市:行政院文建会,民国74年,ISBN 9788011711030
  • 《版“话”台湾》,陈树升编著,台中市:国立台湾美术馆,民国92年,ISBN 957-01-5994-4
  • 《版画创作艺术》,张家瑀编著,台北市: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2001年,ISBN 9799570279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