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祆教
最早注意到中古时期四川祆教遗痕的是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他于1928年注意到《山堂肆考》卷三九“公主”条引《蜀志》中涉及的祆教讯息,以及夔州乐府中的穆护歌[a],认定唐时蜀地有祆教流行。1978年,饶宗颐在《穆护歌考》中明确指出宋时四川有祆庙。当代有黎国韬、侯会等学者撰文探讨川主二郎神与祆神的关联,以及姚崇新对巴蜀火祆教更为全面的考证[2]。
蜀地胡人
粟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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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在巴蜀至少可以追溯至蜀汉时期,而南梁时期是巴蜀粟特人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可能在今成都市周边形成了粟特聚居地[3]。进入蜀地的粟特人大多是从西域经吐谷浑(今青海省)、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再南下益都(今成都市)。除了来自粟特本土以外,可能还包括于阗、且末、若羌、楼兰、高昌以及河西。也有从中原地区西迁巴蜀的着籍粟特人,但数量很少。由此可见巴蜀粟特人的来源呈现多样性[4]。其中知名的有何妥及其侄子何稠。何家定居郫县,经商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何稠通晓织造,为当时的蜀锦提供诸多中亚、波斯、西域纹样。洛阳出土《唐故蜀王府队正安师墓志》记载粟特人安师曾任蜀王李愔府邸队正,即府兵军官,承袭其先辈历任武职的传统[5]。
唐时成都已有粟特人聚居地,并建有粟特庙。法国学者魏义天考证“巴格苏尔”(Baghshūr)应是成都地区的粟特语名称。该地名意为“盐池”,本是指古时大呼罗珊境内莫夫城附近一地。成都得此名盖因古时四川井盐主要集中在成都府一带[6]。
不过入蜀的粟特人以佛教徒居多,比如释道仙和释明达,原是中亚康国人,于南梁时期入蜀后成为蜀地沙门[7][8];以及唐朝时祖籍石国的释神会,后成为成都保唐禅宗代表人物之一[9]。但应当亦有祆教徒。前、后蜀时期巴蜀有祆神崇拜和祆祠,主要表现在祆教赛神曲穆护歌的流行和灌口祆神庙的存在,且灌口祆祠正好紧邻何氏家族的定居地郫县。不过祆教传入蜀地可能更早。北周时期粟特祆教徒安伽之父安突建曾担任眉州刺史,眉州就是今四川省眉山市[10]。
另有王丁《胡名释例》收录西川牙将花敬定。按以国为姓的作法,花姓表示此人应来自火寻,因花(hwaɨ)有可能是火寻(hwa zim)的省略式异译。但文中并未明确指出花敬定其人是否为粟特人或其他种族的胡人[11]。
波斯人
波斯人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较多见于巴蜀[12]。唐、五代时期,巴蜀地区的波斯人甚为活跃[13]。时有嘉州人苏阴作穆护歌,以此歌学巴人曲。饶宗颐怀疑“苏阴”为钵罗婆文“Sūrēn”的音译,因而苏阴其人可能出自波斯萨珊王朝贵族苏伦家族,且苏阴谙熟穆护歌的情况正好与苏伦家族的祆教背景相符合[14]。来自安息帝国的安朏汗及其子安附国均于公元7世纪出任维州刺史。万州波斯人石处温曾任前蜀利州司马、后蜀奖州刺史[15]。五代宋初巴东地区波斯人穆昭嗣以医术闻名[16]。
其中最知名的波斯人可能是梓州李氏三兄妹李珣、李玹、李舜弦。李珣好辞章,为前蜀皇帝王衍所爱;其妹李舜弦工诗画,被王衍纳入后宫封为昭仪。这个家族的宗教信仰有三种说法:祆教、景教或者道教。李舜弦的一阕词中有描述一种祆神维施帕卡使用的武器。黎国韬认为李氏兄妹信奉祆教,并因此影响前蜀皇帝王衍奉教。鉴于李珣、李玹皆通医术,罗香林认为李氏家族信奉景教,因为大多数景教教士在药材医学方面造诣很高,他们通常一边传教一边行医。不过李珣也留有两阕《女冠子》描绘女道士的节操,并在《海药本草》中记述了很多和道教炼丹术(类似西方炼金术)有关的药材。陈明在学术论文中称他更倾向于罗香林的观点,认为李氏兄妹很可能是受了道教影响的景教徒[17]。
蜀地祆教遗痕
川西蜀地
北周粟特祆教徒安伽墓墓志记载其父安突建曾担任眉州刺史,眉州就是今四川省眉山市。安突建担任的应是西魏的眉州刺史,时间应是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西魏从南梁取得蜀地以后。安突建在眉州时将祆教信仰带入当地是有可能的。荣新江推测眉州可能是粟特人在蜀地的聚居地之一。从这个情况来看,祆教可能至迟在南梁-西魏时期已传入蜀地。祆教在眉州应一直延续至唐朝,但信仰该教的可能主要局限于胡人[18]。明朝时来知德游历峨嵋山作《游峨赋》:“入钩深而仰止兮,卓承学之刑模;羌妖庙之诱民兮,走九坑之芃狐。”明人常将“祆庙”误写作“妖庙”,比如将元明戏曲中常见的“火烧祆庙”误写为“火烧妖庙”,因二字形近致误。由此判断,明朝时峨嵋山上可能还有祆庙遗存。眉州古代为羌人活动地域,而明朝时早已没有西域胡人,因而时人并不了解此庙的文化归属将其误认为羌庙[19]。
《隋书》卷四五〈文四子·庶人秀传〉记载隋文帝杨坚第四子杨秀封益州刺史、蜀王,但被其兄晋王杨广构陷致使杨坚下诏数其罪:“横生京师妖异,以证父兄之灾,妄造蜀地征祥,以符己身之箓……辙造白玉之珽,又为白羽之箭……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神,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饶宗颐最早揭示出这则讯息背后的祆教因素,他指出“九亿万”是祆教所习用之数目,从而推知隋朝时蜀地诸州有萨保及祆教徒穆护往来。杨秀虽然信仰佛教,但在行厌胜术时,似乎突破自身宗教信仰,祆教、道教都可为其所用[20]。
《山堂肆考》卷三九〈帝属·公主〉“幸祆庙”条引《蜀志》载:“昔蜀帝生公主,诏乳母陈氏乳养,陈氏携幼子与公主居禁中,约十余年。后以宫禁出外六载,其子以思公主,疾亟,陈氏入宫有忧色。公主询其故,阴以实对。公主遂托幸祆庙为名,期与子会。公主入庙,子睡沉,公主遂解幼时所弄玉环,附子怀而去,子醒见之,怨气成火而庙焚也。按祆庙,胡神庙也。”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最早从这则讯息注意到蜀地曾流行祆教,另有学者认为这是前、后蜀时期的事,成为后来元杂剧《火烧祆庙》的故事蓝本。据此可断定前、后蜀时期成都建有祆庙。姚崇新认为“前、后蜀紧接唐朝,推测这座祆庙可能唐代已有”。从这点上可以看出前、后蜀时期祆教在成都及周边地区颇为流行[21]。
黎国韬将当时蜀地祆教与波斯人李珣家族联系起来,又因李家与前蜀皇室关系密切而推测前蜀皇室信奉祆教[23]。姚崇新认为并无确凿证据证明李氏家族为祆教徒,前蜀皇室信奉祆教的可能性也不大[24]。不过蜀人对祆教并不陌生。《十国春秋》有一段对前蜀皇帝王衍的记载:“[乾德二年]秋八月戊辰,帝发成都,以同平章事王锴判六军诸卫事,帝披金甲,冠珠帽,持弓矢而行。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祆神。”由此可见蜀人对祆教的熟悉程度。这条资料也证实了当时在灌口有祆神庙及祆神像,可能唐代就已存在,下限当延续至宋代。也可由此推测当时在灌口也许存在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聚居地。资料中提到的灌口祆神形象,与粟特祆神维施帕卡正相一致。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于阗祆神木版画上为三头六臂,戴冠,一手执弓,一手执戈戟(见右图编号a)。东曹国(乌什鲁萨那)卡莱·喀喀罕一号(Kalai Kahkaha I)宫殿遗址出土壁画维施帕卡乘马像为身着铠甲,戴头盔,侧身反顾,双手拈弓搭箭作欲射状(见右图编号f)。中亚古城片治肯特出土壁画中维施帕卡是三头六臂,身穿铠甲,戴头盔,一手执三叉戟,其余手执物因壁画残缺而无法判定(见右图编号g)。后来流行的二郎神,或称川主,其基本形象与维施帕卡有多处吻合[25]。不过侯会则认为二郎神崇拜“产生于具有祆教文化背景的川蜀地区,二郎神的种种神性又与祆教雨神(得悉神,又作蒂什塔尔)特征相吻合,由此推测,二郎信仰源头应为祆教雨神崇拜[26]。”
川东巴地
今重庆市一带的祆教遗痕主要在峡江地区,因该地是当时粟特人、波斯人的活动中心。峡江地区是穆护歌的流行区域,这种祆教赛神曲在当时民间颇为流行[27]。
清朝宣鼎所著《夜雨秋灯录》记载说五代时,江北有僧人收养了一名由鹿所生之女,称为鹿女。僧人怕外人见疑,一直将女孩养于暗室,直至她十六岁时的一次浴佛节,鹿女从暗室破门而出,令众人惊愕。人群中有无赖之辈起哄道:“和尚房中藏娇娃,为散花人耶?为摩登女耶?幸神佛显灵,遣自败露,不然巫山祆庙火毋延烧邻舍耶?”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却暗示了五代时巫山有祆庙存在。此祆庙可能在清时尚存,因清人有以巫山祆庙入诗者。张埙《竹叶庵文集》卷十六〈诗十六·秘阁集一〉载有一首《偶拟闺情》:“炉香谁礼紫霞君,古井铜瓶恨未分。祆庙那知人是鬼,巫山可惜雨连云。”[28]
巫山老屋场墓地8号墓出土了一具北宋时期的房屋形陶棺,外壁上饰有忍冬纹,与当地传统丧葬习俗风格迥异。屋形棺一般为祆教纳骨器,多见于粟特人墓葬,且忍冬纹曾反复出现在祆教丧葬器物上[29]。据艺术史学家巫鸿的研究,房屋形石棺源自汉朝时期的四川,是一种具有种族倾向的墓葬形式。因这种葬式并不见于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土生汉人,但多见于粟特、鲜卑,以及其他由西部地区迁徙到北方定居的汉人或非汉人后裔[30]。清朝《归州地舆志·卷一》引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唐会昌三年(843年)敕以归降回鹘五十六人置营于此,回鹘营在州西二里”。依考古推测,中唐至南宋期间,巫山、奉节一带可能存在一个“回鹘营”,他们信仰祆教,使用屋形棺下葬[29]。
结论
由此可见祆教在中古时期的巴蜀分布比较广泛,从川西地域成都平原的西北部到川东重庆峡江地区。有穆护歌流行的区域也隐约可见祆庙的踪迹[31]。
相关条目
注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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