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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壽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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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壽枏

楊壽枏(1868年—1948年12月7日),,同「」字。初名寿棫,字味云,晚号苓泉居士江苏省无锡县人,清朝及中华民国政治人物、诗人、实业家。[1]

生平

幕友生涯

清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868年),楊壽枏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从6岁起,杨寿枏开始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12岁随父亲杨宗济在溧阳学署读书,14岁学习制义试帖诗。17岁返回家乡应试,获头名入泮。光绪十七年(1891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此后,他三次应会试,但未中,乃放弃参加科举,专治史学,特别偏重于财政史。他取《九通》所列钱币赋税盐法漕运各方面分别纂录,积累了丰富的分类资料。[1]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伯父杨宗濂署山西按察使,杨寿枏在杨宗濂的幕府中任文案。不久,杨宗濂升任山西布政使,时逢山西巡抚胡蕲生推动新政,同杨宗濂商议后设立了山西武备学堂、商务局、纺织厂等。杨寿枏所拟的奏摺和函牍受到胡蕲生的欣赏,遂被胡蕲生召至山西巡抚署,负责文案。[1]

入京为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杨寿枏回到家乡葬亲。他出钱捐内阁中书,但由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被迫暂不赴北京。其三伯父杨宗瀚当时正在无锡筹建业勤纱厂,杨寿枏佐理厂务。[1]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杨寿枏到北京就任内阁中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入大学士孙家鼐幕府,负责奏章。[1]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杨寿枏应商部考试获得录取,分补保惠司主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调补平均司。同年七月,清政府派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杨寿枏被载泽派为二等参赞随行,于同年十一月初出发,次年六月回到上海,七月回到北京复命。杨寿枏奉命率领译员在法华寺翻译论述东西洋各国政治制度的著作,杨寿枏任总纂,编纂六十多种专书,咨送宪政编查馆,择其精要者分别撰写提要,进呈内廷。九月,清廷令载泽会同各部院尚书及北洋大臣南洋大臣拟订立宪官制,载泽负责,杨寿枏协同编纂。[1]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寿枏改补农工商部工务司主事,兼商律馆纂修。同年十月,他随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南洋群岛抚慰华侨,他们乘坐海圻舰海容舰,先后经过小吕宋暹逻爪哇新加坡等地,翌年春初,回到北京复命,上《考察南洋各岛华侨商务摺》。杨寿枏随即补工务司员外郎兼公司注册局总办、商标局会办。杨寿枏受到农工商部堂官器重,当时清政府推行“奖励工艺”政策时颁订的《奖励公司章程》、《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多为杨寿枏拟定。[1]

宣统元年(1909年),载泽度支部尚书,设立财政清理处,杨寿枏任度支部丞参兼财政清理处总办。任内,杨寿枏派监理官分别驻各省监督财政,并要求各省上呈财政报告以作编制全国预决算的依据,还拟出了六年内清理全国财政办法草案以及分年办理的程序。杨寿枏采用欧美各国办法,并参考中国过去的办法,开创了中国此前从未有过的全国收支预决算制度。他还亲自拟定相关条例。[1]

宣统二年(1910年),杨寿枏派充崇陵监修官兼盐政院参事,旋补度支部左参议。预备立宪期间,杨寿枏主张在改革官制方面效仿日本,设立地方议事会,成立立法机关。他代度支部所提出的说帖成为此后内阁会议制定官制的蓝本。他积极支持采用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制,称“历经欧美各国考察,封建专制已不能适合世界潮流,唯君主立宪犹可系维人心。”他还同劳乃宣吴士鉴等几十人成立了宪政实进会陈宝琛任会长。[1]

宣统年间,庆亲王奕劻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载泽为支持奕劻的“庆党” 忌妒。杨寿枏受载泽赏识提拔,对“庆党”十分不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官员纷纷辞职离开北京,杨寿枏仍留北京继续任职,直到清室逊位才迁居天津。[1]

民国财政官员

1912年7月,北洋政府任命周学熙为财政总长,杨寿枏经杨士琦推荐任盐政处总办。当时,张謇上盐务改革条陈,认为应当废除运商引票制度,撤销定岸引界袁世凯在这一问题上持保守立场,但对张謇提出的建议又觉得难以驳回,便同杨寿枏商议。杨寿枏称张謇言之成理,不应正面驳斥,宜由财政部另拟盐务改革计划,主旨定为清除盐场积弊,降盐价,减盐税,并将该计划同张謇的提议一并提交参议院。结果,财政部拟定的盐务改革计划获得通过,张謇的提议遂取消。[1]

1912年9月,杨寿枏任长芦盐运使。任内,他将盐税征实银法改为一条鞭法,改。通过整顿盐场产业,在税率未变化的情况下,使税收年增长200多万元。由于他抵制财政部不正当提款,遭到财政部主管的厌恶。但袁世凯认为杨寿枏筹饷有功,调其任粤海关监督。数月后,改任总统府顾问兼财政委员,专门负责整理旧税事宜。1914年8月,改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任内获得山东将军靳云鹏、山东巡按使蔡儒楷的尊重。杨寿枏还致电财政部,要求缓办杂税,称“民间不苦税则之重,而苦税目之繁。请择税收丰富科目简单者踏实举办。”于是,他在山东省专门办理验契田赋公债,使山东省税收较此前增加了1000余万元,居当时中国全国第一位。[1]

1917年2月,段祺瑞内阁时期,杨寿枏任财政次长,后因财政总长李经羲因病未到任,杨寿枏代理部务。当时,各省各自为政的情况十分严重,税收常不解往国库,国库入不敷出。杨寿枏以量入为出的原则制订了临时预算,并提出开源节流,核定中央政府每月支出700万元。[1]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杨寿枏任度支部左侍郎,不久署理度支部尚书。杨寿枏虽然“心怀旧君”,但因病在家休养,没有参与复辟。事后,他在笔记和杂文中称,“张勋此举磊磊落落,功虽未成,亦足为历史上有名人物。”[1]

1919年,杨寿枏当选国会参议院议员,并任财政理事,负责审核中国全国预算。他还接替周学熙任全国棉业督办,任内为改良棉种而订购了美国棉花种籽,分发各省种植,还办了棉业传习所。1922年秋,江苏省无锡辟为商埠,杨寿枏任无锡商埠局督办。同年冬,内阁改组,刘恩源任财政总长,杨寿枏复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1923年4月,总税务司安格联英国籍)上整理中国内债说帖,企图以华盛顿会议议定的值百抽五所增加的新关税(每年约1000多万两)改充“金融”等六项公债的基金,但实际上该项新关税已被批准为九六公债基金,而安格联企图同时控制新旧关余。杨寿枏坚决反对安格联的提议,并同财政部部员张竞仁撰文,分析安格联提议的荒谬性,遭安格联联络各报纸指控杨寿枏破坏公债。结果,安格联的提议遭到全体内阁会议的反对而未能实行。[1]

当时北洋政府成天靠借债维持,后来债务竟累积到全国财政年收入的十分之四。杨寿枏对此十分忧虑,认为外国发行公债是为了补充财政不足,而中国发行公债则是用国库年收入改充抵押物,实质上是将财政交给银行,政府失去了平衡调节的权力。因对政治失去兴趣,1923年后,杨寿枏离开政界,专心投入实业界。[1]

兴办实业与晚年

1919年,杨寿枏被推为天津华新纱厂经理。此前袁世凯执政时,拟在北方五省官商合办纱厂,但仅建起了华新纱厂这一个厂,而且因为资金不足,很久都未能开工生产。任华新纱厂经理后,杨寿枏推行“包工制”,仅用三个多月便开始生产,纱厂年终盈利150多万元。1920年,杨寿枏一方面派员学习,一方面训练艺徒,逐渐淘汰了原来的包工头。在融资方面,杨寿枏设立大同银号,使金融和产业方面共同盈利,为华新纱厂扩大资本提供了方便。他先后成立了青岛、唐山、卫辉三个纱厂,各厂资本分别独立,但又互相合作,还成立了兴华资团。[1]

1927年华新纱厂改组,杨寿枏退任专董。他经常和僚属作诗唱和,他的骈体文尤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作《秋草》诗四律以抒发愤懑,引起百余人和诗,辑录为《秋草唱和集》。时人乃称其“杨秋草”。[1]

1935年后,杨寿枏闲居天津,和老朋友们结社作诗。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他拒绝了旧日北洋政府同僚们提出的出任亲日政府职务的邀请。晚年,他专心辑录自己所写的古文诗词笔记书札等作品。[1]

1948年12月7日,杨寿枏因肺炎在天津病逝。[1]

家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