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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鄧尼茨
Karl Dönitz
鄧尼茨海軍元帥（1943年）
德國總統
任期
1945年4月30日—1945年5月23日
總理
前任阿道夫·希特勒（元首）
繼任特奧多爾·豪斯（西德）
威廉·皮克（東德）
海軍總司令
任期
1943年1月30日—1945年5月1日
前任埃里希·雷德爾
繼任漢斯-格奧爾格·馮·弗里德堡
戰爭部長（英語：List of German defence ministers）
任期
1945年4月30日—1945年5月23日
總理約瑟夫·戈培爾
前任威廉·凱特爾（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部長）
個人資料
出生(1891-09-16)1891年9月16日
德意志帝國普魯士布蘭登堡格呂瑙（英語：Grünau (Berlin)）
逝世1980年12月24日(1980歲—12—24)（89歲）
西德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奧米勒
配偶英格博格·韋伯（1916年結婚）
兒女
列表
    • 彼得·鄧尼茨
    • 克勞斯·鄧尼茨
    • 烏蘇拉·鄧尼茨
內閣戈培爾內閣
弗倫斯堡政府
簽名
軍事背景
效忠
服役
服役時間1910–1918年，1920–1945年
軍階海軍元帥（英語：Grand admiral）
指揮
列表
參戰
列表
軍事獎勵橡葉佩劍騎士十字勳章
經歷年表
  • 1910年4月1日：加入帝國海軍，成為海軍軍校生
  • 1911年4月15日：獲任候補軍官
  • 1913年9月27日：晉升海軍少尉
  • 1916年3月22日：晉升海軍中尉
  • 1921年1月10日：晉升海軍上尉
  • 1928年11月1日：晉升海軍少校
  • 1933年10月1日：晉升海軍中校
  • 1935年10月1日：晉升海軍上校
  • 1939年10月1日：晉升海軍少將
  • 1940年9月1日：晉升海軍中將
  • 1942年3月14日：晉升海軍上將
  • 1943年1月30日：晉升海軍元帥

卡爾·鄧尼茨（德語：Karl Dönitzⓘ，1891年9月16日—1980年12月24日）是一名德國海軍將領，最高軍階為海軍元帥（英語：Grand admiral），曾於1943年初接任海軍總司令，後於1945年5月短暫接替自殺身亡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德國國家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鄧尼茨因為領導德軍潛艦部隊進行大西洋戰役，在二戰海軍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戰後鄧尼茨於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被判犯有破壞和平罪（英語：Crime against peace）與戰爭罪，處以十年有期徒刑，是史上第一位被國際法庭判決有罪的國家元首[1]。

鄧尼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加入了帝國海軍，於1918年指揮UB-68潛艦（英語：SM UB-68）時被英軍俘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鄧尼茨以海軍潛艦部隊總司令（英語：Befehlshaber der U-Boote）的身份領導潛艦戰，1943年1月，鄧尼茨跳過海軍大將軍階，晉升為海軍元帥（英語：Grand admiral），並接替埃里希·雷德爾元帥擔任德國海軍總司令。自1939年至1943年，鄧尼茨的潛艦部隊對打擊盟軍海上交通線頗有成效，直到1943年5月（英語：Black May (1943)）盟軍改進反潛戰術和護航編制後喪失了主動權，德軍潛艦的出航變得損失遽增而成果甚微，但為減緩其他戰線上德軍所受的壓力，鄧尼茨不得不命令潛艦繼續與盟軍作戰[2]。整場二戰中德軍共損失了648艘潛艇，其中429艘沒有乘員倖存，且有215艘還是首次出航即被摧毀[3]，近4萬名潛艦官兵共高達3萬人戰死[3]。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殺，根據其遺囑（英語：Politisches Testament Adolf Hitlers），鄧尼茨被指名繼任德國總統和武裝部隊總司令。鄧尼茨領導「弗倫斯堡政府」組織對東線蘇聯紅軍的抵抗和軍民的撤退行動。5月7日，鄧尼茨命令最高統帥部作戰部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於法國蘭斯簽署無條件投降書[4]。

在意識形態上，鄧尼茨是希特勒個人以及納粹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同時也是一名反猶主義者。戰後，鄧尼茨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控以三項戰爭罪行：密謀罪（英語：Conspiracy (criminal)）、破壞和平罪與戰爭罪，最終反人類罪無罪，但另外兩項罪名皆被判為有罪，處以十年有期徒刑。1956年，鄧尼茨在施潘道監獄（英語：Spandau Prison）的服刑刑滿獲釋，之後移居至奧米勒，於1980年因心臟病去世。

早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U-39號（英語：SM U-39）」潛艦上擔任值更軍官的鄧尼茨中尉。

鄧尼茨於1891年9月16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國普魯士布蘭登堡柏林近郊小鎮格呂瑙（英語：Grünau (Berlin)），是家中的次子，其祖籍可追溯至西發里亞，原先為農民，直到19世紀家族才開始跨及學校、教堂、商業與軍隊等職業[5]，鄧尼茨的父親埃米爾·鄧尼茨（Emil Dönitz）是耶拿卡爾·蔡司的光學工程師，母親為安娜·拜爾（Anna Beyer）於1895年鄧尼茨四歲時即逝世[6]，因此鄧尼茨和大他兩歲的兄長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由父親獨力養大。埃米爾從小便向鄧尼茨灌輸愛國主義精神，且認為兒子前途發展關鍵在教育，因此鄧尼茨先後被送至采爾布斯特的文理中學、耶拿和威瑪（德語：Friedrich-Schiller-Gymnasium Weimar）的實科中學（英語：Realschule）就讀[6]。

在完成中學畢業考試後，鄧尼茨於1910年4月1日加入帝國海軍，進入建於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弗倫斯堡海邊的米爾維克海軍學院（德語：Marineschule Mürwik）就讀，成為一名海軍軍校生（Seekadett）[7]，與他一同入學的是出生1890年至1892年間的203名學員，這期被稱作「1910期學員」（1910 Crew）[8]。鄧尼茨是一名勤奮、寡言、內向和嚴肅的學生，他的成績在班上並不出眾，但還是通過了培訓課程[6]。5月12日，在完成基礎的步兵訓練後，鄧尼茨至「赫塔號」大巡洋艦上實習。1911年4月11日，鄧尼茨調至海軍學院開始受軍官訓練，4月15日獲任候補軍官（Fähnrich zur See）[7]。1912年夏，鄧尼茨於第2海軍步兵營接受步兵科訓練，後又於「符騰堡號（英語：SMS Württemberg (1878)）」鐵甲艦上受魚雷科訓練、於海軍艦砲學校完成炮兵科訓練。1912年10月1日，完成所有培訓課程的鄧尼茨以值更軍官（德語：Wachoffizier）的身份（這個職務很少由候補軍官出任）被發配到「布雷斯勞號」小巡洋艦上服役。1913年9月27日，鄧尼茨獲得海軍少尉（Leutnant zur See）的正式任官[7]。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布雷斯勞號」上服役的鄧尼茨跟著該艦受英軍地中海艦隊追擊，逃至鄂圖曼帝國轉籍為鄂圖曼帝國海軍，更名為「米迪利號」[9]。不久，「米迪利號」被派往黑海與俄國艦隊作戰，鄧尼茨在1914年的海戰中多次受到表彰[9]。1915年8月，「米迪利號」進廠維修，鄧尼茨以一個飛行營機場指揮員身份被派至達達尼爾海峽前線，隨後作為偵查軍官被調至聖斯特凡諾（英語：San Stefano）接受飛行訓練[9]。1916年3月22日，鄧尼茨晉升中尉，並主動申請移籍至正在籌建中的潛艦部隊。9月15日，鄧尼茨加入了海軍水下部隊處（U-Abteilung）[9]。10月，又再被派去「符騰堡號」鐵甲艦再受一次魚雷培訓[9]。1916年12月至1917年1月16日期間，鄧尼茨在潛艦學校受訓[10]。1月17日，他以值更軍官的身份被發配至「U-39號（英語：SM U-39）」潛艦上服役[9]，從此時至同年12月17日，「U-39號」共執行了五次的戰鬥巡航任務[9]。

1918年2月16日，鄧尼茨獲得任命，成為「UC-25號（英語：SM UC-25）」潛艦的艦長，期間曾單艦闖入義大利西西里島基地奧古斯塔港，擊毀了一艘5,000噸義大利加煤船，由於誤認為是英國的維修船「獨眼巨人」（Cyclops），向上提報後鄧尼茨因這次大膽的突擊行動而於6月10日獲頒騎士級「霍亨佐倫皇家勳章（英語：House Order of Hohenzollern）」[11][12][13]。1918年7月2日，鄧尼茨任「UB-68號（英語：SM UB-68）」潛艦艦長，這艘潛艦雖較以往噸位更大，但船上缺乏熟練的水兵。一日，鄧尼茨計劃與「UB-48號（英語：SM UB-48）」潛艦共同襲擊協約軍船團，但因為未能即時抵達會合地點，最後只能獨自執行攻擊任務。1918年10月4日，鄧尼茨於馬耳他以東150英里（240公里）擊沉3,883噸的英國輪船「湖北紅茶號」（Oopack），但隨即因機械故障、船員操作不當而無法潛航，鄧尼茨只得下令自沉投降，艦上29名官兵和鄧尼茨被英軍俘虜，另有三人因自沉過程中來不及逃生而溺斃[14][15]。鄧尼茨被轉送至英國本土雪菲爾的「荒原營（英語：Lodge Moor camp）」，在這裡待了六週，還學了西班牙語[9]，之後他假裝精神錯亂騙過守衛，被轉至維文索爾醫院（英語：Wythenshawe Hospital）就診至戰爭結束[16]。1919年7月，鄧尼茨返回德國，是最早一批獲釋的戰俘[17][15]。

戰間期

鄧尼茨回到德國後立即加入新成立的「臨時國家海軍」（後改名為「國家海軍」），於基爾的波羅的海軍區司令部（德語：Marinestation der Ostsee）擔任參謀，雖然鄧尼茨的第一志願是重回潛艦部隊，但如今德國因《凡爾賽條約》禁止擁有潛艦，而鄧尼茨相信條約總有一天會被修改[15]。1920年3月14日至4月19日，鄧尼茨任「V5號（英語：SMS V5 (1913)）」大魚雷艇（德語：Großes Torpedoboot）艇長、1920年4月20日至1923年3月14日又出任「T-157號」、「G8號」艇長[10]。1921年1月10日，鄧尼茨晉升上尉。1923年3月20日至1924年11月2日，鄧尼茨回到基爾擔任魚雷、水雷與情報監察處的技術官[18]，從事新式深水炸彈的研製工作[19]。1924年秋，鄧尼茨參加了時任海軍教育事務監察長埃里希·雷德爾主持的短期參謀軍官培訓課程[19]，之後調進柏林海軍指揮部（實質的海軍總司令部），期間鄧尼茨的一項工作是編寫有關新的服役規定和新的軍事刑法，同時還要防堵左翼激進團體在海軍內部的顛覆活動，這些業務屬政治事務，迫使原本不問政事的鄧尼茨必須經常與國會保持聯繫，加深其對政黨政治的惡感[19]。1924年11月3日，鄧尼茨出任海軍防衛處處長，並於兩年後調至「寧芙號」小巡洋艦上擔任航海長，並受了航海學、氣象學課程培訓[9]。1928年11月1日，鄧尼茨晉升少校，同時出任第4魚雷艇分隊隊長[20]。1930年至1934年，鄧尼茨被調至威廉港的北海軍區司令部（德語：Marinestation der Nordsee）任第一參謀（1. Admiralstabsoffizier）[21]，且業務涉及保安工作，特別是鎮壓共產主義者[20]。1933年初，上級頒給鄧尼茨一份特別津貼，使其用於周遊海外、擴大視野，他走訪荷屬東印度、馬爾他、紅海、印度南部、錫蘭、新加坡等地，於1933年6月回國，並於10月晉升中校[20]。1934年9月29日，鄧尼茨出任輕巡洋艦「埃姆登號」艦長，執行了長達一年的全球巡洋訓練[22]。

1935年6月，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宣佈單方面廢止《凡爾賽條約》，並將「國家海軍」改名為「戰爭海軍」。同一時期，英德兩國簽署《英德海軍協定》，儘管德國海軍總噸位被限制於英國海軍的35%，但德國再度被允許發展和保有潛艦，其規模則限制於英國海軍的45％，若雙方同意還能提昇至100％[23]。1935年9月27日，鄧尼茨擔任德國第一支潛艦艦隊——第1潛艦艦隊（英語：1st U-boat Flotilla）（韋迪根艦隊）司令，下轄「U-7號、「U-8號」、「U-9號」三艘潛艦[18]。同年10月1日，鄧尼茨晉升海軍上校。1936年1月1日，升任為潛艦部隊司令。起初鄧尼茨跟當時眾多的海軍官員一樣，認為在《英德海軍協定》簽署的背景下德國不會與英國發生戰爭，其假想敵為法國和蘇聯，隨著海軍逐漸將英國作為假想敵，鄧尼茨意識到需要更多潛艦以應付戰爭，他公然反對現任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建設大型水面艦隊的「Z計畫」，主張應建造如VII級潛艇這類潛艦，而不是大型的巡航潛艦，前者有相當的可靠性、航程達6,200英里（改進型達8,700英里），而後者不利於生產、操作性和戰術應用。

鄧尼茨在潛艦部隊司令職務上的一大重要決策即採用「狼群戰術」（德文正式名稱為「集結戰術」），即將潛艦編作數支「狼群」、共同襲擊商船隊。「狼群戰術」並非鄧尼茨的發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曾為潛艦部隊司令的德國海軍將領赫爾曼·鮑爾（英語：Hermann Bauer）便曾試圖採用，但因為當時無線電技術不發達而無法實現，而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戰間期，德國已開發出超高頻無線電波發射裝置，加上具高度保密性的恩尼格瑪密碼機問世，解決了長期困擾的通信障礙。

第二次世界大戰

潛艦部隊司令

情報戰

對美作戰

海軍總司令

1944年4月26日，參加漢斯-瓦倫丁·胡貝葬禮的鄧尼茨，手上握著元帥杖。

1942年12月31日，德國海軍在挪威北部的巴倫支海海戰中失利，佔有數量優勢的德軍水面艦隊錯失殲滅盟軍船團的機會，希特勒因此對水面艦隊的表現極其惱火，將其與鄧尼茨的潛艦相比，對雷德爾大肆抨擊海軍的無能，並宣佈將要拆毀僅存的所有水面艦艇，將艦砲改裝為岸防砲，艦艇兵全部送去受訓後轉到快艇、潛艦或是作為步兵之用。雷德爾對此無法接受，提出辭呈，希特勒接受，並要其提出後繼人選，雷德爾提出鄧尼茨與自己的副手洛爾夫·卡爾斯（英語：Rolf Carls）大將兩位候選者，並特別推薦後者，稱其同樣在一戰擔任潛艦艦長、熟悉多種類型的船艦，且其任命將不會造成階級問題帶來的「摩擦」（鄧尼茨僅為上將，但海軍中仍有數名大將）[24]。

希特勒最終選擇鄧尼茨，於1943年1月30日納粹黨掌權十週年紀念時任命其為海軍總司令，且跳過海軍大將軍階，直接將其晉升為海軍元帥，還額外給予30萬馬克的個人津貼。鄧尼茨上任後第一個動作即是肅清海軍原屬「雷德爾派」的將領，包括卡爾斯（曾在1930年代為鄧尼茨最堅定的支持者）在內共至少23名海軍將領被迫退役，而鄧尼茨的友人或是他認為忠於職責者則被其晉升，替補上各個重要職位，這些人的經歷大多（並非全部）都與潛艦有某種聯繫，如海軍軍備局魚雷處處長奧托·拜肯克勞勒爾（英語：Otto Backenkoehler）中將晉升為上將，出任軍備局局長、潛艦副司令漢斯-格奧爾格·馮·弗里德堡中將晉升上將、出任潛艦部隊總司令、潛艦司令部作戰處長埃伯哈德·戈德（英語：Eberhard Godt）上校以及卡爾·霍夫曼（Karl Hoffmann）和恩斯特·克拉岑堡（Ernst Kratzenberg）兩位鄧尼茨的參謀都晉升為少將[25]。

繼任德國總統

弗倫斯堡政府

紐倫堡審判

根據艾倫斯巴赫研究所（英語：Allensbach Institute）於1952年9月的調查，有63％的西德人認為對鄧尼茨的審判並不公正，而持反面意見者僅7％[26]。檢方詢問鄧尼茨有關海軍上將奧托·馮·舒拉特（英語：Otto von Schrader）對英國突擊隊員俘虜槍決一事是否知情，而鄧尼茨一概否認[27]。

服刑與晚年

鄧尼茨於奧米勒的墓。

1956年10月1日，鄧尼茨刑滿獲釋，移居至漢堡附近的奧米勒低調生活，僅偶爾與海軍歷史學者會面。由於西德政府認為鄧尼茨上校以上的晉升都是因為希特勒對其的偏好，而非軍功，故只提供上校職等的退休金，此事使鄧尼茨極為憤恨，他向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抱怨當年他承擔了結束戰爭的艱困任務，而如今政府全部能給他妻子的就只有自己那份上校職等的退休金[28]，鄧尼茨後來打贏了官司，西德必須支付獲得海軍元帥（另有海軍上將、海軍少將[29]兩種說法）位階的退休金直到其去世[30]。

1980年12月24日，鄧尼茨因心臟病於奧米勒自宅去世，享壽89歲，是最後一位去世的德國海軍元帥。由於鄧尼茨身份的特殊性，西德國防部拒絕派遣代表、亦禁止軍人著制服參加其葬禮，但因鄧尼茨受到國內外海軍軍官的尊敬，在1981年1月6日的葬禮上仍有高達2500至4000名參加者[31][32]，包括二戰老兵、聯邦國防軍海軍退役軍官愛德華·韋格納（德語：Edward Wegener）[31]、霍斯特·尼邁克（德語：Horst Niemack）[31]、英國皇家海軍代表[33]、民間人士哈里·波瑞（德語：Harry Poley）（戰時難民代表）[32]，也有兩名西德軍人違反禁令穿著制服出席[32]。

個人

形象與迷思

鄧尼茨在意識形態和對希特勒的支持受到強烈的抨擊，但其組織潛艦戰的能力受到許多盟軍海軍將領的正面評價，美國海軍四星上將約瑟夫·詹姆士·克拉克（英語：Joseph J. Clark）評論鄧尼茨為「傑出的戰爭領袖」、曾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的威廉·普瑞特則稱其為「精通戰爭的技術人員」[34]、曾為潛艦艦長的雷蒙德·巴斯稱「鄧尼茨是一位偉大的海軍軍官；我們的一大遺憾是他沒有站在我軍這邊。他與數千名潛艦官兵對海上交通線的截斷作戰幾乎要將盟軍打敗」[35]、澳大利亞海軍歷史學會（英語：Naval Histor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則評論鄧尼茨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偉大的海軍戰術家和戰略家之一」[35]。英國海軍元帥安德魯·康寧漢則稱其為「自德·魯伊特後英國所面對的最危險的敵人」[36]。

史學研究

與希特勒的關係和政治觀點

鄧尼茨（背對者）帶領眾多海軍軍官行「納粹禮」的。
在「霍斯特·威塞爾號」訓練艦上接見「希特勒海事青年團（德語：Marine-HJ）」的鄧尼茨。

鄧尼茨是納粹主義的支持者，同時也是希特勒的崇拜者[37]，戰後鄧尼茨一度試圖掩蓋這點[38]，而律師瓦爾特·哈森克萊弗（Walter Hasenclever）認為在紐倫堡審判後，鄧尼茨是少數明顯仍在捍衛納粹主義的軍事領導人[39]。鄧尼茨與鮮少主動嚮往希特勒報告戰情的前任海軍總司令雷德爾不同，他抓住每一個機會和場合去接近希特勒，以其專業能力分析戰況，並提出相對樂觀的改進處置，希特勒對其非常信任，還稱鄧尼茨為「海上的隆美爾」[40]。1944年2月1日，鄧尼茨正式加入納粹黨，為第9,664,999名黨員[41]，並在同年因為「對黨的忠誠」而被獲頒金質納粹黨章（英語：Golden Party Badge）[42]，而他也被其同僚認為深受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的影響[38]，雷德爾稱鄧尼茨曾對希特勒青年團做出「不適當」的演講，並因此有了個「希特勒男孩鄧尼茨」（Hitlerbube Dönitz）的綽號[38]。鄧尼茨曾公開讚揚希特勒的「人性」[38]、表示「與元首相比我們都只是些小人物」、「任何自認為能作的比元首好的人都是愚蠢的」[38]，他也在軍中暢談其政治觀點，曾在1944年2月對一些海軍高級軍官訓話時稱：「從一開始就必須教育所有軍官自覺地為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共同承擔責任。軍官是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擁護者。有人主張軍官非政治化，純屬胡說。」受鄧尼茨的政治觀點影響，海軍並未參與「7月20日密謀案」[42]。鄧尼茨對希特勒的忠誠影響到他的一些決策，如戰爭末期希特勒下令對德國本土進行焦土作戰命令時，原軍備部長斯佩爾曾試圖聯合鄧尼茨阻止該命令，但受到後者嚴詞拒絕[38]。

隨著戰爭發展，鄧尼茨對希特勒的影響力日漸增大，有時他會向後者提出毫無戰略意義、甚至是不可行的建議，例如在戰爭後期德軍在全部戰線皆處於防禦態勢時，鄧尼茨曾向希特勒建議佔領西班牙、奪取直布羅陀，以便為潛艦提供更安全和效率的作戰基地，而希特勒拒絕此一提議，表示在1940年西班牙獨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還準備合作的條件具有可行性，但如今德軍已缺乏執行這類作戰必備的一流師，且西班牙的游擊隊勢必會對德國的交通構成威脅[43]。至戰爭後期，鄧尼茨也會擁護希特勒對明顯守不住的地區進行死守而不將部隊撤出的決定，如克里米亞半島[43]、突尼斯、西西里島、庫爾蘭半島等[43]。

鄧尼茨被認為是一名反共主義者和反猶太主義者[44]，有多名證人作證鄧尼茨曾多次發表反猶內容的發言，如認為德國應與「猶太毒素」進行鬥爭[45]、1944年8月也曾說過：「我寧願吃穢物，也不要看到我的孫輩在猶太人存在的骯髒環境下成長」[38]、在當瑞典關閉通往德國的公海水域時，鄧尼茨將該國的決定歸咎於對「國際猶太人資金」的恐懼和依賴[38]。1944年3月12日，在德國「英雄節」的演講上，鄧尼茲表示「若沒有阿道夫·希特勒，德國將深受「猶太毒素」所害，國家也將因缺乏國家社會主義的『絕不妥協的意識形態』而被毀滅」、「若不是『元首』將我們團結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今天國家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將按照黨派劃分、廣受到猶太人傳播的毒藥所困擾、因缺乏『絕不妥協的意識形態』的保護而變得極其脆弱，如此我們便會及早屈服於戰爭的壓力，並把自己交給無情地摧毀我們的敵人。[45]」後來在紐倫堡審判中，鄧尼茨解釋所謂「猶太毒素」指的是在國內存在猶太人時，日耳曼人民的傳統堅強忍耐力將會難以保持[46][47]。

關於納粹大屠殺，鄧尼茨於紐倫堡接受美國精神科醫生里昂·戈登申（英語：Leon Goldensohn）的採訪中表示對大屠殺一無所知：「我從不知道當時猶太人正在經歷的事情。希特勒說每個人只需要處理好自己的事務即可，而我的職責是潛艦部隊和海軍」、「我沒有做愧疚的事情，也沒有參與虐待或犯罪行為，為了祖國我雖然準備幫助希特勒，但因此就批判我協助滅絕猶太人是很可笑的，也是完全無中生有的。[48]」，他也表示自己對猶太人沒有偏見，並舉例說1934年他遠航停泊於西班牙港口時曾不顧德國領事的反對，邀請在西班牙北部擁有銅礦的猶太人參加艦上的午餐會，他還曾拒絕希特勒對海軍軍官學校猶太裔軍官的撤職要求[49]，擁有四分之一猶太人血統的海軍軍官貝爾哈德·羅格也在其庇護下得救[50]。不過歷史學家找到若干證據足以推翻鄧尼茨對大屠殺無知的說法，如1943年10月親衛隊領袖希姆萊曾主持旨在討論如何屠殺猶太人的「波森演講（英語：Posen speeches）」，而鄧尼茨曾出席該場合[46]。

關於集中營，鄧尼茨承認知道其存在，並認為有必要性，他在戈登申的訪談稱「若希特勒於1933年不把共產黨人關進集中營，德國就會爆發內戰、釀成流血慘劇。就算通過合法選出的政府，共產黨一樣會掀起叛亂」、「1932年的德國已經面臨了最嚴重的內亂危機，當時我們已經被迫選擇要共產主義還是國家社會主義，興登堡等保守派選擇了希特勒，我也是一樣」、「就算還有一次選擇機會，我依舊會選擇國家社會主義」、「把這些有著有害想法的人關進集中營就可以避免德國流血，難道打內戰會比較好？[51]」此外他也毫不掩飾對俄國的厭惡，稱「俄羅斯是世界上最爛的犯罪國家、共產主義是最邪惡的思想，那些人告發我加害他們根本是荒謬至極。俄羅斯人不都是在策劃新的陰謀嗎？在跟我們打仗之前，俄羅斯人還說想要丹麥和部份的波蘭，我現在就告發他們有這樣的政治陰謀。[52]」

家庭

1916年5月27日，鄧尼茨與於總領事館醫院結識的21歲護士——英格博格·韋伯（Ingeborg Weber）結婚，後者是步兵上將埃里希·韋伯（德語：Erich Weber (General)）的女兒，這對鄧尼茨的仕途有某種程度的助益[53]。鄧尼茨與韋伯兩人育有三名子女，分別是女兒烏蘇拉（Ursula，1917–1990）和兒子克勞斯（Klaus，1920–1944）和彼得（Peter，1922-1943），而兩個兒子均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韋伯於1962年去世。次子彼得在「U-954號（英語：German submarine U-954）」潛艦上擔任值更軍官，該艦於1943年5月19日被盟軍以刺蝟砲擊沉。對此希特勒發布命令，如鄧尼茨等高級軍官若有兒子陣亡，同時還有兒子服役於他處，後者便可解除徵召、返回平民生活。因此長子克勞斯便被嚴令禁止參加戰鬥，並離開當前的戰鬥職務，去學習當一名海軍醫生。然而1944年5月13日，適逢24歲生日的克勞斯仍坐上「S-141號（英語：S-141）」快艇攻擊英格蘭沿海的「塞爾希號」（HMS Selsey），但被法軍驅逐艦「戰士號（英語：French destroyer La Combattante）」擊毀，艦上7個除克勞斯陣亡外另外6人皆存活。鄧尼茨的獨生女烏蘇拉則嫁給了潛艇艦長、騎士鐵十字勳章獲得者君特·海斯勒（英語：Günther Hessler），後者於1968年4月4日去世，享年58歲。烏蘇拉與海斯勒生了彼得、克勞斯兩名兒子和女兒尤特（Ute）[30]。

戰果

  • 1918年3月18日：義大利「馬賽號」（Massilia）霍克艦，排水量5026噸，擊沉
  • 1918年4月4日：義大利「阿卡提娜號」（Agatina）帆船，排水量201噸，擊沉
  • 1918年4月4日：義大利

榮譽

相關條目

註解

註腳

  1. ^ Foley（2017年），第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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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ゴールデンソーン（2005年），第236-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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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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