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十三個西安救亡團體

解散十三個西安救亡團體，是指1938年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發表通告解散當時在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西安十三個抗日救亡群眾團體事件。

背景

西安事變後，在周恩來直接指導下，中共陝西省委於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恢復成立。1937年初，國民政府派重兵進駐西安，中共陝西省委機關遷至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地涇陽縣雲陽鎮。

中共陝西省委恢復之後，通過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西安學生救國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或「民先隊」）西安隊部、西北隊部、東北民眾救亡會等群眾團體，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開展和平、民主、抗日的群眾運動。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7月10日中共陝西省委發出《為日軍進攻盧溝橋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書》，號召西北人民團結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奮鬥到底；並要求南京國民政府拋棄對日和平退讓的幻想，盡一切力量抵抗日寇進攻華北；還要求當局即刻開放民眾運動，給人民以抗日救國自由。7月12日，中共陝西省委發出《關於日本進攻平津與黨的任務及工作指示》，要求陝西省各級中共黨組織抓緊開展抗日宣傳鼓動及抗日人民的組織工作，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為發動全民族抗戰而奮鬥。同日，中共陝西省委指示中共西安工委，動員西安的各個救亡團體、學校、各界人民，發起平津抗戰後援會，請願慰勞在平津抗戰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路軍，推動各界救亡運動，宣傳抗戰。7月14日，中共陝西省委對開赴抗戰前線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中共黨組織作出指示稱，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已開始，中共黨員要奮勇殺敵，以模範作用影響並帶動周圍其他人，在各級黨組織同上級組織脫離的環境下，每個中共黨員及支部都要具備獨立工作精神。

隨著中共陝西省委在雲陽鎮發布《為日軍進攻盧溝橋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書》及黨內指示，陝西省國統區群眾抗日救亡運動迅速開展起來。根據不完全統計，到1938年，中共陝西黨組織領導成立的較大的抗日救亡團體共15個，成員近4萬人。抗日救亡團體創辦的和受中共陝西黨組織影響的報刊有《西北戰線》、《學生呼聲》、《老百姓》、《大團結》等20餘種。

1937年6月，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恢復以後，提出組織抗敵後援會，但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救亡群眾團體採取了限制、打擊、取締的方針。1937年10月10日，中共陝西省委致信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稱：「堅持要求省黨部立刻進行自我批評，改變自己過去對民眾運動的種種錯誤政策，立刻開放民眾運動，給民眾救國抗戰的民主自由」，「徹底實現陝西民眾救亡統一路線」。

經過

1938年2月22日，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在西安各報發表通告，以未經「合法登記」為由，要求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安隊部、西北青年救國會、西安文化界協會、西北青年文藝工作者協會、西安編輯人協會、西安市中等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西京世界語學會、西安新文字促進會、新時代歌詠團、西安民眾抗戰劇團、陝西青年抗日決死隊、西安木刻漫畫家協會、西北作家協會共13個抗日救亡團體解散或「自動結束」。

西北青年救國會（簡稱「西青救」）得知消息後，隨即發表宣言稱：「一、西青救向來主張青運統一，需要統一、集中、公開、合法、可由省黨部統一領導；二、明令解散的辦法不能達此目的，而西青救為二十萬青年代表，以民主產生，會員遍及西北各省，在法理人情上均不能解散；三、未登記的可以繼續登記，請予以批准。」這些要求未能實現，但西青救克服困難堅持工作，不斷爭取合法地位。

通告發表後，民先西安隊部同其他被要求解散的抗日救亡團體一道，在中共領導下及各界支持下，一面進行談判，一面公開組織群眾性救亡活動。1938年4月，民先隊總部在西安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訂民先隊章程。到1938年6月，全中國的民先隊員發展到五萬多人。1938年5月間，以柯樂滿為團長的世界學聯代表團到達西安，民先西安隊部同西安其他抗日救亡團體一道，公開參與組織歡迎活動。民先隊員及青年3千餘人，在於志遠、朱平的率領下，打著民先隊的旗幟列隊到機場迎接。在機場上歡迎隊伍還同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特務展開了爭奪民先隊隊旗的鬥爭。隨後，民先與學聯在西安師範學校舉行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座談會，並邀西安各界各團體代表參加。

1938年5月17日，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重申前令，解散民先、西青救等十三個西安救亡團體。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指這些抗日救亡團體是「不法青年團體」。這激起了民先隊員、青年及各界人士的反對。在前後兩次鬥爭中，中共陝西省委機關刊物《西北》周刊於1938年2月22日、6月20日先後兩次發表社論及署名文章，對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解散十三個西安救亡團體表示抗議，指責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解散救國團體、逮捕愛國青年是違犯抗戰建國綱領、破壞抗日團結、分裂抗戰力量，要求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給予各救亡團體合法地位。馮文彬代表西北青救會20餘萬青年在報刊上發表談話提出抗議。西安的鬥爭也引起了中國文化界人士的關注。1938年5月下旬，陝西省當局出動軍警，搜查民先西安隊部的常用活動地點北大街平民坊五號以及民先全國總隊部、西北隊部駐地西安師範學校。1938年7月，先後逮捕民先西安隊部隊長於志遠、西青救西安辦事處的何志誠、新文字促進會員負責人藺克義、民先西北隊部隊長李連壁、西青救辦事處負責人陳宇。此即逮捕「西安五青年」事件。該事件震動了西安，各抗日救亡團體及文化界紛紛表達抗議。在中共領導下，掀起了抗議取締十三救亡團體，營救愛國青年的運動。每天有數百到上千名民先隊員及青年，輪流到監獄探望於志遠等被捕五青年，大學生們在監獄門前抗議示威。中國各地的救亡團體和各界人士也紛紛來函、來電、簽名、發文，聲援西安的運動，慰問被捕的五青年。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親自出面同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交涉，實際指導營救行動。1938年9月初，周恩來路經西安時，親自給西北行營主任程潛打電話，要求程潛釋放「愛國五青年」。1938年9月4日，五青年獲釋。

影響

1938年8月，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陝西省軍政當局開辦了陝西省戰時行政人員訓練班，以實現「全黨特務化」（即中國國民黨特務化）的口號；為了控制青年運動，大量發展中國國民黨青年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根據當時陝西省的形勢變化及中共中央、中共陝西省委的工作部署，陝西省各地的中共黨組織在領導群眾鬥爭中，在群眾中建立廣泛、公開、合法的各類小型組織，例如在學校和學生中成立學生自治會、教師聯合會、讀書會、學術研究會等；在農民中成立夜校、自樂班、冷娃團、孝義會、識字班等。在鬥爭方法上拋棄了過去一些過「左」的方法，注意從群眾關心的問題入手，逐步引導群眾參加政治活動。根據不完全統計，自1939年起，陝西省各地中共黨組織領導的較大的群眾鬥爭共50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