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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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音樂會是1980年9月23日(中秋節)、9月24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市首都體育館舉辦的音樂會,發起單位為《北京晚報》。這次音樂會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流行音樂的誕生。[1]

背景

1961年3月19日開始,《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上出現「燕山夜話」專欄,由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以署名「馬南邨」開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彭真領導的中共北京市委被全盤打倒,5月18日鄧拓自殺身亡,同年7月下旬《北京晚報》停刊。[2]1980年2月15日,已停刊13年的《北京晚報》復刊。[3]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為已故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舉行追悼大會;6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宣布「文革」錯判的幹部一律平反。8月26日,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設經濟特區。在政治上撥亂反正、全國推進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文化領域也涌動著春潮。但政治對音樂領域的新氣象壓力很大,鄧麗君等流行音樂歌手的歌曲被批判為「靡靡之音」。1980年,北京市百貨大樓出售的磚頭式錄音機成為搶手貨,青年人偷偷翻錄並傳唱鄧麗君的所謂「靡靡之音」,街頭的喇叭里卻仍在放「行進式般的歌曲」。《北京晚報》副刊當時組織了一場有關通俗唱法的討論,以「泣聲唱法」而知名的女歌手李谷一,成為遭到批判的典型對象。當時「南朱北李」(朱逢博李谷一)的新唱法頗受一些音樂界人士責難。《北京晚報》則決定站在李谷一等年輕歌手一邊。[1][4]

鐵池是《北京晚報》復刊之後文體組第一批青年記者之一。當時,鐵池在中山音樂堂觀看一場演出時,被新人歌手蘇小明演唱的《軍港之夜》打動。回到《北京晚報》社之後,鐵池找到報社總編輯王紀剛說:「咱們能不能找蘇小明這樣的歌手,辦一場音樂會?」這一提議在當時是非常大膽且危險的。[1]

時任《北京晚報》文體組組長的李士民就此開展了調研。聽說八王墳的印刷一廠禮堂內有一場民間自辦的音樂會,他便和青年記者沙青到該禮堂的後台查看情況。李士民回憶稱,「滿場啊,而且還有站著的觀眾,氣氛非常熱烈。」讓李士民驚訝的是,演唱者竟只是個13歲的小女孩,名叫程琳。此次演出讓李士民深有觸動。他說,當時社會空氣比較沉悶,許多青年人頗有藝術才華,但是音樂受到政治的禁錮,民眾聽不到好歌。李士民表示,「我們報紙不是要起橋梁作用的嗎?我們應該帶頭衝破點兒什麼。」他的話讓文體組的青年人躍躍欲試。不久,聽說蘇小明工人體育館舉辦演出,鐵池又和總編輯王紀剛去看了一場。鐵池當場向王紀剛提出:「就是這種唱法,就是這種音樂,咱們到各地發掘演員去,來這麼一場,怎麼樣?」王紀剛當即拍板同意。[1]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晚報剛剛復刊,人們對我們有一種寄託,希望藉助晚報去反映心聲,希望能夠看到人民群眾真正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當時整個晚報編委會都有這樣一個想法,就是要帶頭衝破一些東西,而我心裡非常明白,這在當時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李士民(1980年時任《北京晚報》文體組組長)[1]

籌辦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報》頭版刊登了舉辦「新星音樂會」的消息,還配發了《推出新人,推出新歌》一文,署名為「本報編輯部」。該文章直接回答了為什麼要舉辦這場音樂會。「為什麼叫《新星音樂會》?新星,就是新的明星。過去,人們忌諱提明星這兩個字,我們認為,為實現四化,各行各業都應該有明星,都應該有自己的尖子。我們報社應當宣傳這些新人,宣傳這些尖子,宣傳這些年輕的新星。這就是我們舉辦《新星音樂會》的主要目的。」該文中還提到,「我們應該有廣大人民群眾愛聽和愛唱的歌曲,舉辦《新星音樂會》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向廣大聽眾推薦新的歌曲。」故所有後來參加這場音樂會的「新星」們必須不僅演唱一首拿手歌曲,還必須演唱一首新歌以推薦給觀眾。[1]

李士民回憶,當時為籌辦此次音樂會,《北京晚報》編輯部曾多次召開會議。一次,總編輯王紀剛表示:「以前文藝界的很多著名演員,都是黨有意培養出來的;現在這個工作因為『文革』中斷了一段時間,我們就應該在黨的領導下,幫助黨培養一撥新人出來,繁榮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1]

《北京晚報》青年記者沙青到中央歌舞團為新星音樂會挑選演員時,偶然結識作曲家谷建芬。此後,谷建芬成為此次音樂會的重要幕後人物。此次音樂會推出的新星中,絕大多數都是她曾經指導過的學生,音樂會上演唱的新歌也多是由她創作。沙青經常坐在床邊或倚靠著鋼琴,聽谷建芬彈唱新近創作的歌曲。[1]

1980年夏季的某個傍晚,谷建芬在北海公園散步時,遇到一群彈吉他的青年,聽見這些青年一通亂唱,心情沉重。谷建芬感到,「沒有適合他們唱的歌。」在回家路上,她開始想寫一首可用吉他彈唱的歌曲。後來,她找到詞作家張枚同發表的一首歌詞,開始譜曲。歌曲寫好之後,她又找來隔壁的一名彈吉他的青年試唱,這位青年當即喜歡上這首歌,這便是歌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在籌備新星音樂會之時,谷建芬已創作了200餘首新歌。沙青和谷建芬經過討論,挑選出了在新星音樂會上演唱的新歌,其中就包括《年輕的朋友來相會》。[1]

新星音樂會所要推出的「新星」,均為《北京晚報》的年輕記者們從北京各演出團體及大小音樂會中發掘出來。《北京晚報》文體組的記者們承擔了演出籌備工作,除了日常新聞報導外,每天還擠出時間采寫新人專訪。最終此次音樂會確定了8位青年歌手參加演出。其中7位都是女歌手,只有一位男歌手吳國松,且因未找到適合的男聲原創歌曲,經谷建芬建議,吳國松唱了一首由日本歌曲編譯而成的《男子漢宣言日語関白宣言》(原唱為佐田雅志)。為避免招致非議,在挑選歌手時,記者們不僅請了通俗唱法的歌手,還請了美聲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歌手。[1]

一些演員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參加這次音樂會。當時僅13歲的程琳和歌手李默都是海政歌舞團演員,程琳憑歌曲《小螺號》已在民間小有名氣。李默入選新星音樂會之後,曾經主動向鐵池推薦程琳:「我們團有個拉二胡的女孩唱得不錯,要不要一塊兒試試?」鐵池說:「夠嗆,我們現在就頂著雷呢,再弄個才13歲的小孩上去,這我們不敢。」因此程琳未能參加演出。另一位未能參加演出的歌手,便是當時陷入爭議中的李谷一。按照新星音樂會起初的設想,準備請李谷一進行壓軸演出,但李谷一因嗓子充血而無法參演。在新星音樂會結束後的次日,李谷一便給正在《北京晚報》社的沙青打來電話稱:「你們的演出太好了,我激動得一晚上沒睡著覺。」[1]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報》第四版右下角刊登了一則新星音樂會的廣告,其中寫有售票信息:「19日上午9時起在首都體育館、北海體育場、宣武區體育場、新街口南大街清華體育用品商店、王府井大街利生體育用品商店海淀區體育場售票。」第二天《北京晚報》第四版同樣的位置刊登著相同的廣告,但售票信息已改為一行黑體字:「票已全部售完。」實際上,在9月19日凌晨5點來鍾,距離正式售票尚有3個多小時的時候,首都體育館售票現場排隊的人流已經排到了北京動物園外。正式售票後一兩個小時,兩場演出的3萬多張票便被搶購一空。音樂會背面觀眾席票價5角,兩側觀眾席票價6角,正面觀眾席票價8角。這一票價在當時並不便宜。[1]

在新星音樂會籌備之前,《北京晚報》副刊組織了對老電影《孤島天堂》的討論。這部以抗日為題材的愛國電影中,有一首插曲《何日君再來》,是中華民國時期的著名流行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首歌被打成「反動歌曲」,作曲家劉雪庵也因此被扣上「漢奸」帽子,長期遭受迫害。晚報副刊的這次討論,對電影及歌曲起到了平反作用。當時在《北京晚報》副刊任職的鄧壯將見報的討論文章送到位於廣安門外的劉雪庵家中,這是一間僅有十餘平方米的簡陋小平房。當時劉雪庵已因腦血栓而偏癱,無法講話,但看到這些為他平反的文章後,一直不停流淚。經《北京晚報》總編輯王紀剛安排,新星音樂會演出當晚,鄧壯將劉雪庵請至首都體育館的演出現場。劉雪庵乘坐輪椅,被從貴賓通道推入主席台。在觀看演出時,劉雪庵的手自始至終都在顫抖,熱淚盈眶。[1]

演出

參加演出的8位「新星」分別為:

此次演出的報幕員為:

以下列出此次音樂會的節目單,以及中國唱片錄製的此次音樂會的節目選。此次演出的演唱曲目和節目單中並不完全一致。

影響

在新星音樂會演出之前,我們大家沒想到會有什麼壓力,但是事情發生以後,卻遭到了強烈反對,那個時候把通俗歌曲妖魔化了。現在想起來,那時候北京晚報的領導是思想非常活躍的,沒有他們的力主,這場音樂會恐怕也辦不起來。
——呂會民(原北京晚報文體組記者)[1]

新星音樂會舉辦之後,受到了來自政治方面的空前壓力。演出結束不久,在西苑飯店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新星音樂會成了大批判的矛頭。[1]

但是,新星音樂會激起了廣大觀眾極其熱烈的反響。演出結束後當晚,《北京晚報》文體組的記者們隨即趕回報社。當夜報社接到的電話持續不斷,熱情的人們爭相給報社打來電話,訴說觀看演出後的激動心情。[1]

新星音樂會首演次日,中國中央電視台向北京地區轉播了演出實況。一周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當天,中國中央電視台又向全國播出了新星音樂會的實況錄影。此外,中國唱片社出版了新星音樂會的塑料薄膜唱片。當時,中國唱片社因受到新興的磁帶衝擊,已經陷入虧損,但該唱片使中國唱片社一舉扭虧為盈。八一電影製片廠還為新星音樂會拍攝了電影膠片,但後來遺失。[1]

新星音樂會名義上只是一場演出,實際上卻是一個政治事件。這一事件不僅在音樂界引發了一次強大的地震,而且還對每一個人的思維,在價值判斷和價值取捨上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現在看來,這等於是對當時社會形勢的一次扳動。我們在那個時代去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就是在書寫歷史,在創造歷史。
——鐵池(原北京晚報文體組記者)[1]

紀念

2010年9月23日中秋節,在首都體育館舉辦了「夢回1980」——新星音樂會30年紀念演出。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