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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戈培尔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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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戈培尔的家庭：(后排)希尔德加德，哈罗德·匡特（当时在外参军，通过后期修改加入照片），赫尔加；(前行) 赫尔穆特、海维、玛格达、海德伦、约瑟夫和霍尔迪妮。

戈培尔的子女指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在1932至1940年间所生的五女一子。戈培尔夫妇在1945年5月1日杀死了这6个子女，并在同日双双自杀。

这些孩子有一个异父兄长哈罗德·匡特，是玛格达与前夫金特·匡特所生。在他年轻的弟妹被杀害的时候，他并不在场，那时他23岁。

命名

一些作家争辩说，为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敬，他们的名字都以“H”开首。然而，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相反，有证据显示，玛格达以“H”开首的名字命名子女是她第一任丈夫，金特·匡特的主意：在他第一任妻子之后所生的其他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以“H”开首的。

玛格达的母亲，奥古斯特‧贝伦德支持这个说法，她说，这个家庭有一个无辜的爱好，就是为每个孩子寻找以“H”开头的名字。[1]

孩子们

哈罗德

主条目：哈罗德·匡特
10岁的哈罗德·匡特(穿着德国少年团制服)在他妈妈的婚礼上与戈培尔在一起。可以看见希特勒在背景担任伴郎。

玛格达和金特·匡特在1921年4月结婚，她的第一个孩子，哈罗德·匡特（Harald Quandt），出生于1921年1月。[2]玛格达和金特的婚姻于1929年以离婚告终。[3]玛格达在1930年1月加入了纳粹党做志愿工作（尽管她还没有被视为政治活跃人士）。后来，玛格达由地域性分支机构转移到党设在柏林的总部，并受邀负责戈培尔的私人文件。[4]在1931年2月和朋友去魏玛的一次短途旅行中，她和戈培尔堕入情网。[3]之后，他们在同年12月19日结婚，希特勒作证人。[5]

哈罗德不仅参加了他母亲和戈培尔的婚礼，也对戈培尔产生相当的感情；有时会伴随他去聚会，穿着他的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站在平台上“约瑟夫舅舅”身边。[6]在戈培尔受命为部长之后，他要求哈罗德的父亲解除玛格达在他们的离婚协议上的义务，让哈罗德和他一起住。1934年，哈罗德完全移居到戈培尔的家庭。[7]因此，他是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的六个孩子的异父兄长。

他后来成为一位德国空军中尉，是玛格达唯一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孩子，[2]并在1950年代和1960年成为一位领先的西德实业家，却在1967年因私人飞机坠毁意大利去世，留下妻子和五个孩子。

赫尔加‧苏珊

赫尔加‧苏珊（Helga Susanne）出生于1932年1月。戈培尔为他的长女感到骄傲，会在下班后直接到她的婴儿床，抱她上大腿上逗弄。赫尔加是一个“爸爸的女孩”，喜欢她的父亲多于她的母亲。她曾是一个可爱的婴孩，从来都不哭闹，只是坐着不解地聆听纳粹官员的讲话，“蓝眼睛闪闪发光”。喜欢孩子的希特勒谈到深夜时，常会把她抱上他自己的大腿。[6]她被人拍到和希尔德加德一起在希特勒1936年的生日（4月20日）献花给他。[8]

她死的时候十二岁。[9]在她的遗体上找到的瘀伤(主要是在她的脸上)引起广泛推测，她可能有挣扎着拒绝接受用来杀死她的氰化物胶囊。[10]

希尔德加德·特劳德尔

希尔德加德·特劳德尔（Hildegard Traudel）出生于1934年4月13日，通常被称为希尔德（Hilde）。戈培尔在他1941年的日记中称她为“小老鼠”。她被人拍到和赫尔加一起在希特勒1936年的生日（4月20日）献花给他。她死的时候十一岁。[9]

赫尔穆特‧克里斯蒂安

玛格达和约瑟‧戈培尔与他们的孩子，希尔德(左)、赫尔穆特(中心)，并赫尔加(右)，访问希特勒。萨尔茨，鹰巢，1938年。

赫尔穆特‧克里斯蒂安（Helmut Christian）出生于1935年10月，是个天性敏感和好幻想的男孩。[11]戈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叫他“小丑”。他在兰克的小学老师报告，他升读高年级的可能值得怀疑，令戈培尔相当失望，于是他就好好回应母亲和他的家庭教师密集的恶补，不仅能以升学，成绩也非常优秀。[11]

1945年4月26日，赫尔穆特大声对希特勒朗读他父亲的生日贺词，并回应赫尔加说他抄袭他父亲的抗议，称父亲是抄袭他[12][页码请求]。

1945年4月30日，这个男孩对一名照料掩体中的伤员的15岁护士无礼。护士约翰娜·拉夫扇了年轻的赫尔穆特耳光。她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个男孩是戈培尔的儿子[13]。同一天，希特勒的秘书特劳德尔·荣格说，当他们一家在元首地堡里时，他们听到了希特勒自杀的枪声。赫尔穆特误认这是附近迫击炮弹的声音，喊道：“打中了！”赫尔穆特死时只有九岁。

霍尔迪妮‧卡特琳

霍尔迪妮‧卡特琳（Holdine Kathrin）出生于1937年2月19日。据称，霍尔迪妮的医生，施特克尔接她出生时，弯下腰看她，喊道“Das ist eine Holde！”(“是个漂亮的孩子！”)，因此得名。迈斯纳称霍尔迪妮是孩子之中“最不活泼的”，有时会被别人“推到一边”，造成她相当大的痛苦。[14] 她死时8岁。 [9]

黑德维希‧约翰娜

黑德维希‧约翰娜（Hedwig Johanna）出生于1938年5月5日，昵称“黑达”（Hedda）。在1944年，她被党卫军副官金特‧施瓦格尔曼有一只假眼的事深深地迷住，坚持她长大后要嫁给他。她死的时候，只有六岁，就在她过七岁生日前的4天。[9]

海德伦‧伊丽莎白

她生于1940年10月29日，和她的父亲同一天生日。她被称为“和解的孩子”，因为她是她的父母和好之后怀上的。[15]罗胡斯‧米施称她为“小调情”，在地堡里经常和他开玩笑。“海蒂”死的时候四岁。[9]

家庭生活

在1934年，为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的隐私，戈培尔买了一幢宏伟的房子，座落在施瓦内韦德，一个在哈弗尔河中的小岛。他也买了一艘机动游艇“游戏号”以在河中使用。哈罗德在一楼有他自己的育儿室，同时赫尔加和希尔德共享另一间。儿童不仅有小马，也有一辆小马车在花园四处跑。两年后，他购买了一间邻近的酒店并扩展其附属的公园，当中包括一个私人的“城塞”为他自己个人的静居之处。[16]

后来，柏林市将另一个位处博根湖边的宅邸作为正式居留所供他使用，但这只够他的家庭作一个周末度假营地。戈培尔后来在博根湖的对岸加入一个现代化的大房子。[16]

戈培尔和玛格达的婚姻在1938年因为他与捷克女演员莉达·巴罗娃（英语：Lída Baarová）的外遇陷入危机。希特勒本人并不愿意将来要处理涉及到他的高层部长的丑闻，所以他亲自介入，要求戈培尔中断这段关系。[17]于是，他和玛格达在表面上达成协议，直到9月尾。[18]在这个时候，戈培尔夫妻又爆发了另一场争吵，再一次希特勒又介入这场纷争，坚持他们一定要在一起。[19]希特勒和他们商定一个协议，赶走那位女演员，夫妇则在玛格达开出的任何合理条件下保持在公众面前的状态。[20][21]她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戈培尔只能在有她明确许可之下去施瓦内韦德探视孩子们。如果那年后玛格达还想离婚，希特勒会容许她，戈培尔会是犯错的一方，玛格达会保有施瓦内韦德的住宅，孩子们的抚养权和一笔可观的收入。[21]戈培尔严谨地遵守协议，在探望之前总是要求许可，如果她不在家，或者和他的家庭茶会上亲切地取代他的位置的话，他就会哀叹他对失去玛格达的遗憾。有云他们的孩子似乎没有一刻留意到他们的父母在这个时候正在分居。[21]

在媒体中的出现

1937年，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厅，约瑟夫‧戈培尔与他的女儿，希尔德(中)和赫尔嘉(右)，在一次圣诞节庆祝活动中歌唱国歌。

1937年，赫尔加和希尔德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厅与他们的父亲合影。[22]

1938年8月，赫尔加、希尔德和赫尔穆特和他们父母作为一个家庭和解的电影形象出现在乌发电影公司的镜头下。这巩固了戈培尔夫妇在1938年8月的公开和解协议。[23]

在1939年，在一出用于宣传残障儿童安乐死的宣传片中，戈培尔使用一个隐蔽的摄像机来拍摄他的孩子，以作为一个相对于残疾儿童的“健康”对照。[23]

在1942年，戈培尔的孩子在每周一次的新闻片中出现了34次，内容包括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的母亲做事，在花园里玩或在自己的父亲45岁生日唱歌给他。[23]那年十月，德国纪录片公司送给戈培尔一出记录他孩子玩耍的影片作为礼物。[24]

在1943年2月18日，赫尔加和希尔德被拍到随着玛格达出席戈培尔著名的体育宫讲话。 [8] 1944年底，戈培尔打算把玛格达和他的两个大女儿送到一家军事医院，好让她们出现在每周的新闻片中，但因为他意识到看到士兵们所受的可怕伤害对他的女儿们来说太痛苦，于是他放弃了这个计划。 [23]

最后的日子

他们在前元首地堡的房间平面图。

1945年1月底，随着红军逼近，戈培尔下令将他的家人从兰克的住宅迁到相对安全的施瓦内韦德。从那里，孩子们很快就听到东边隆隆的炮声，疑惑着为什么雨水从来没有随“雷声”而至。[11]

1945年4月22日，也就是红军进入柏林郊区的前一天，戈培尔把他们的孩子转移到前元首地堡，与柏林市中心的德国总理府花园下面的地堡相连。[25]阿道夫·希特勒和一些人员待在地堡里，为柏林进行最后的防御。德国红十字会领导人格布哈特希望带孩子们离开这座城市，但他的提议不被理会。[26]

后来，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将军描述这些孩子为“忧伤的”，但是护士埃尔娜·弗莱格尔，在地堡里和他们有过很多接触，将他们描述为“迷人”和“绝对令人愉快的”[11]希特勒非常喜欢他们，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仍然乐于与他们分享巧克力，并且让他们使用他的浴室，那是地堡里唯一一个有浴缸的。[27]

据报道，他们曾与希特勒的狗布隆迪在地堡中玩耍，[28]并睡在一个单人房间里。虽然许多报道表明那里有三张单独的双层床，但是特劳德尔·荣格秘书坚持说只有两张。据说，这些孩子在地堡里齐声唱歌，为希特勒和受伤的罗伯特·冯·格莱姆演出由飞行员汉娜·瑞奇指挥的戏剧歌曲。荣格说，4月30日下午，当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自杀的时候，她正和孩子们在一起。

死亡

关于苏联军队的劣行在柏林流传开来，引起元首地堡里关于以自杀来逃避苏联的羞辱和惩罚的讨论。约瑟夫‧戈培尔为希特勒的遗嘱增加了一个附言，说他将不服从离开柏林的命令：“为了人性和个人的忠诚”，他认为他必须留下来。[29]他的家人都支持他拒绝离开柏林，决心死在地堡里。他后来说，如果孩子们够大可以为自己说话，他们都会支持他自杀。[29]飞行员汉娜·瑞奇（她于4月29日离开地堡）和荣格（5月1日离开）负责向外界发出来自地堡中人的信函。其中包括马格达给哈罗德的一封信，他当时在盟军战俘营里。[28]

第二天，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安排了亲卫队牙医赫尔穆特·昆茨给他们的六个孩子注射吗啡，等他们失去意识后，他们把氰化物胶囊放在他们的嘴里压碎[10]。根据昆兹后来的证词，他给孩子们注射了吗啡，但那是玛格达和亲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路德维希·施图姆菲格，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负责给他们氰化物。[10]

地堡电话/无线电操作员洛克斯·米施说，温纳·瑙曼告诉他，他见过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施图姆菲格给孩子们一些“甜的”饮料。[30]另一个说法是，孩子们被告知他们将在早上动身前往贝希特斯加登，而施图姆菲格已经给玛格达让他们镇静下来的吗啡。恩纳·弗莱戈声称，玛格达安抚孩子们说因为他们需要长时间待在掩体里，他们需要注射吗啡。作家詹姆斯·P·奥多奈尔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施图姆菲格可能参与给孩子下药，但那是玛格达亲手杀了他们。他猜测目击者把孩子的死亡归咎于施图姆菲格只是因为指责他非常方便（因他第二天就死了）。此外，正如詹姆斯·P·奥多奈尔自己所记，施图姆菲格可能在孩子们死前已经喝得烂醉，无法在此事中占可靠的角色。 [31] 至少一个月前，玛格达似乎已经考虑并谈论过杀死她的孩子。战后，金特‧匡特的嫂嫂埃莉诺回忆玛格达说过，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听到他们的父亲是本世纪最严重的罪犯之一，转世可能会给她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在接德国空军将领格雷姆去与希特勒会面之后，一直待在地堡的[32]瑞奇说，在最后几天里，玛格达要求她确保她不会退缩放弃杀害她的子女。

她拒绝了其他几个人，例如阿尔伯特·斯佩尔去把他们带出柏林的主动要求。孩子们似乎不知道即将发生的危险，但是最大的孩子，赫尔嘉，似乎意识到在战争的结果上那些成年人正在骗她，并问他们将会发生什么事。[33]米施是其中最后一个见到活着的孩子们的人。他们围坐在他的工作区的桌子前，他们的母亲梳理他们的头发，并亲吻他们，因为当时很接近他们的睡眠时间，他们都穿着睡衣。海德伦，其中年龄最小的孩子，爬到了桌上。赫尔嘉，米施眼中最聪明的孩子，在这最后一晚睡前“轻声哭泣”，一脸忧郁。 当时米施觉得赫尔嘉有点喜欢她的母亲。 玛格达不得不推赫尔嘉去通往前元首地堡的楼梯。 四岁的海德伦患了扁桃体炎，把围巾围在脖子上，就在她的母亲带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上楼前，她转身看看米施，咯咯地笑，并嘲讽他说，“Misch, Misch, du bist ein Fisch” ，即是“米施，米施，你是条鱼”。米施后来回想起，他正在怀疑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并一直都后悔自己没有干预他们。[34] 一天后，苏联军队进入地堡，发现戈培尔子女的遗体都穿着睡衣，女孩的头发绑住丝带，卧在他们被杀害于其上的双层床。 苏联对赫尔嘉的身体进行尸检，注意到“几个黑色和蓝色的淤伤”，表示她可能醒了，与她的杀手挣扎了一阵。[35] 在尸体解剖期间拍摄的照片显示在她脸上有严重的瘀伤，显然是在氰化物胶囊被强塞入她的嘴里时造成的。[10][36] 她的下巴可能也被打破了。[37]

事后

1945年5月3日，即伊万·克里蒙科中校率领的苏联军队在上面的院子里发现了他们父母烧毁的尸体后的第二天，他们发现孩子们在前元首地堡里穿着睡衣，女孩的头发上还系着丝带。[38]

曾直接向戈培尔负责的国内新闻司长汉斯·弗里切和海军中将汉斯-埃里希·沃斯一起被带到总理花园识别遗体。戈培尔子女的尸体被带到位于柏林的巴特布豪墓地由苏联的医生剖尸调查。尽管经过多次尝试，即使是贝伦德夫人，孩子们的祖母，也无从得知尸体的下落。此后，戈培尔一家，希特勒，伊娃‧布劳恩，汉斯·克雷布斯和希特勒的狗的遗体被反复下葬和挖掘。[39]它们最后在1946年2月21日被埋葬在马格德堡的施密尔舒总部。1970年，克格勃主任安德罗波夫授权摧毁他们的遗骸。[40]1970年4月4日，苏联克格勃的小队在马格德堡的施密尔舒总部从保密的埋葬处挖掘出装着他们的五个木箱。箱中剩余的遗骸被烧毁，粉碎和撒到附近的比德里茨河，易北河的一条支流中。[41]

2005年，罗克斯‧米施呼吁为戈培尔的子女立记念碑，这话引起争议。批评者认为纪念纳粹领导者的孩子会污染的大屠杀受害者的记忆。米施认为，尽管他们的父母恶名昭彰，子女本身是无辜的，把他们当作和他们父母一样的罪犯是错的，因他们就像其他在战争期间被杀的人一样，也是被谋杀的。[42]

流行文化中的出现

  • 2017年的视觉文学，乌利‧勒斯根据由马塞尔‧拜尔写的《卡诺的录音带》[43]写了《黑暗中的呼声》[44]。
  • 1997年马塞尔‧拜尔写的历史小说[43]《卡诺的录音带》从赫尔嘉和虚构的赫尔曼‧卡诺的视角叙事。
  • 2004年的电影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中他们也有出现。
该电影描写了一个理论情节，认为玛格达‧戈培尔直接负责于他们的中毒，在路德维希‧来施图姆菲格给了他们每人口服溶液使他们陷入睡眠后（相对于他们已经注射了吗啡的说法）在他们的嘴里粉碎氰化物胶囊。在影片中，长女赫尔嘉，被她的母亲和施图姆菲格迫着喝下溶液，而其他的孩子就欣然接受它。
  • 2005年卢茨·哈赫迈斯特执导、肯尼思·布拉纳叙述的2005年纪录片《戈培尔实验》中，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展示了关于他们的档案片段。[45]
  • 2010年的历史小说《希特勒的巧克力蛋糕》讲述了这些孩子们在地堡里度过的最后几天的故事，这个故事是通过赫尔嘉·戈培尔的视角讲述的。
  • 2011年波兰作家约瑟夫‧亨的小说《第六个，最小的一个》讲述了最小的女儿海蒂的故事，说她被发现在柏林的街道上，仍然存活。
  • 2011年特蕾西‧罗森堡的青年历史小说《地堡里的女孩》由赫尔嘉叙述，讲述了孩子们在地堡里的最后几天的故事。
  • 1988年布拉德·林纳弗的架空历史小说《冰之月》中，在一个德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里，活到成年的希尔德嘉德反抗她的父亲，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威胁要公开戈培尔描述纳粹分子秉承汉斯·赫尔比格的冰月亮理论邪教毁灭世界的犯罪日记。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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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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