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教-基督教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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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薩斯州議會大廈前的十誡石碑。美國最高法院曾在2005年范奧登訴佩里案（英語：Van Orden v. Perry）中判決本石碑合乎第一修正案，容許其存在

猶太教-基督教倫理（英語：Judeo-Christian ethics）或猶太教-基督教道德，猶太教-基督教價值（Judeo-Christian values），是美國政治術語，指一種源於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道德與價值觀念體系，傳統上被視為美國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基石，最早可追溯至自20世紀30年代。也被視為「美國公民宗教」的一部分。

各種政治立場的政治人物都曾使用過這一術語。不過近年來，美國保守主義者相對喜好提及這一概念。

產生雛形

參見：基督教倫理（英語：Christian ethics）和猶太教倫理（英語：Jewish ethics）

「猶太教-基督教倫理」指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道德觀念，這一詞語最早以如今用法出現是在1939年，出現在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撰寫的一篇書評中，寫作「猶太-基督教的道德體系」（the Judaeo-Christian scheme of morals）[1]。在此之前，不少猶太教和基督教要人都曾通過國家基督徒和猶太人會議（英語：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等組織表態，強調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共性。這一概念到20世紀40年代越發流行。從一定程度上說，這一概念進入流行，也是為了對抗反猶太主義[2][3]。

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使用

「如今，貨幣兌換商已從我們文明廟宇的高處落荒而逃。我們要以千古不變的真理來重建這座廟宇。衡量這重建的尺度是我們體現比金錢利益更高尚的社會價值的程度。」

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其首次就職演說，即說出「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名言的那次演說中，包含大量宗教內容，激起廣泛討論。儘管羅斯福沒有使用「猶太教-基督教」的表述，但已有學者認為其演說與流行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相一致。歷史學家瑪麗·斯塔基強調「羅斯福對於基於猶太-基督教傳統的共有價值的使用」是團結美利堅民族的方式，也證明其主要政策制定人的身份[4]。

在其演說中，羅斯福批評了銀行家，並以福音書式的言論承諾推行改革，「如今，貨幣兌換商已從我們文明廟宇的高處落荒而逃。我們要以千古不變的真理來重建這座廟宇。衡量這重建的尺度是我們體現比金錢利益更高尚的社會價值的程度[5]。」戴維斯·霍克和米哈埃拉·諾卡西安分析是次演說的回應時，如此評論本段：

全國對此演說基於猶太-基督教的廣泛回應在文本內和文本外都有證明。對於那些希望看到天意之手（Divine Hand of Providence）運作的人們，羅斯福奇蹟般地逃脫了邁阿密（的刺殺事件）就是喻示——或是神跡預示，上帝又派了一位華盛頓或是林肯下凡……許多人抗拒不了羅斯福在演說中烘托的主體地位——救世主的地位。畢竟，把放貸者逐出廟宇的是耶穌基督本人……（許多聽者看到了）一種多重複合的跡象，那就是他們的新總統是基於上帝旨意領導國家的[6]。

加里·斯科特·史密斯（Gary Scott Smith）在其著作中稱羅斯福自信其福利計劃「和基督教的社會教義吻合」，通過政府行為促成社會正義在道德上要優於傳統的自由放任方式。他聲稱「我們追求正義」，以「己所欲施於人」（Do unto your neighbor as you would be done by）為信條[7]。羅斯福將道德問題看作宗教和反宗教的對立，史密斯稱羅斯福「懇請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猶太人超越教派信條，只要能『找到共同的事業』，就『團結起來做好事[8]』」。

阿塔利亞·奧默（Atalia Omer）和傑森·斯普林斯（Jason A. Springs）研究了羅斯福在1939年的國情咨文，其中提及「號召美國人不僅保衛自己的家園，更要保衛信仰和人性的信條，美國人的教會、政府和文明都是建立在這些信條之上的。」據此，他們認為「這種熟悉的言辭援引了美國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的神聖性作為戰爭的基礎[9]」。

蒂莫西·懷亞特（Timothy Wyatt）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前，當時反對羅斯福的孤立主義者即聲稱羅斯福正試圖發起「聖戰」。據此，懷亞特寫道：

在其爐邊談話及對國會兩院的演講中，羅斯福經常使用或明顯或微妙的宗教言辭，以證明美國參戰是正當的。羅斯福將戰爭描述為善與惡的較量，宗教徒與非宗教徒的較量。藉此，他將基督教的民主理想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無神論對立起來[10]。

林登·約翰遜的使用

傳記作者蘭德爾·伍茲（Randall B. Woods）稱，林登·約翰遜為爭取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途徑即是呼喚猶太教-基督教倫理傳統。關於約翰遜如何挫敗了南方議員阻礙法案通過的意圖，伍茲如此寫道：

約翰遜為美國白人穿上道德緊身衣。那些狂熱地、持續地、壓倒性地認同仁慈和公正的上帝的人，怎麼可能縱容種族歧視、警察暴力和種族隔離？在猶太教-基督教倫理中，哪裏有理由殺害阿拉巴馬教堂里的女孩，剝奪黑人兒童的平等教育權，禁止父母去競聘養家餬口的工作？吉姆·克勞是不是美國的「無神共產主義[11]」？

伍茲接着評估了猶太教-基督教倫理在國家政治精英中間的作用：

約翰遜決定將民權定義為道德問題，並將國家自稱信奉的猶太-基督教倫理作為利劍來揮舞，成為20世紀政治史上的分水嶺。所有總統都喜歡提及神靈，一些保守派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也曾作調侃地用猶太教教義來辯護自己的行為，但現代的自由主義者，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挑戰而滋養他們的知識分子，都努力迴避精神層面的概念。大多數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是世俗人文主義者。尤其是學術界，極不信任組織性宗教，他們認為宗教狹隘、偏執而反智。和他的榜樣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樣，約翰遜將自由主義價值觀與宗教價值觀劃上等號，堅持認為自由和社會正義同時服務於上帝和人類的目的。而且他也不吝嗇於這樣說[12]。

伍茲指出約翰遜宗教背景深重，「15歲時，他加入基督教門徒會，並永遠相信富人有責任照顧窮人，強者有責任幫助弱者，受教育者有責任為不善言辭者發聲[13]。」

使用歷史

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

20世紀30年代，納粹式反猶主義興起，擔憂於此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猶太人決定增進理解和包容。20世紀40年代，為了反抗反猶主義，人們開始提倡美國作為「猶太教-基督教國家」的定義[14]。一些有志於此的宗教人士聯合起來，組建包含新教牧師、天主教牧師和猶太拉比的團隊，呼籲宗教多元，美國不僅是「基督教土地」，更是「新教、天主教、猶太教三支傳統培育的國度」，這些團隊後來組成國家基督徒和猶太人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猶太教-基督教」這一短語逐漸進入當代詞典，成為自由主義者的標準術語，表示西方價值觀建立在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宗教共識之上[15]。

20世紀30年代，反猶主義掀起高潮，試圖摧毀猶太教，一些美國的基督教和猶太教名人因而盡力維護猶太信仰，將猶太教從美國宗教生活的邊緣推向中心[16]。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教教士和基督教牧師達成合作，促進親善，向那些「從沒見過拉比，更沒聽過拉比講話」的軍人們發表演說。在無名士兵墓前，拉比和基督教牧師一同禱告，用希伯來語朗誦祈禱詞。多切斯特號運輸船沉沒事件——這齣備受關注的戰時悲劇中，各宗教的牧師將救生圈讓給海員，在船沉時「手拉手站在一起祈禱[15]」。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

1952年12月，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發表總統就職演講的前一個月，曾即興稱這可能是美國總統第一次直接公開提到猶太教-基督教的概念：

（開國元勛曾說）「我們相信所有人都是由他們的造物主創造的……」也就是說，我們的政府形式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種深刻的宗教信仰上，就沒有意義，我不在乎是什麼宗教（英語：and I don't care what it is）。對我們來說，當然是猶太教-基督教的概念，但它必須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宗教[17]。

20世紀50年代起，許多保守派開始強調其價值觀的猶太教-基督教根源[18]。1958年，經濟學家埃爾金·格羅斯克洛斯（Elgin Groseclose）稱「正是來自猶太教-基督教經典的理念，讓這國家有了強勁的經濟與工業實力[19]。」保守派參議員貝利·高華德曾稱，保守派認為認為共產主義把人當作生產、消費和拋棄的禽獸，這與作為國之基礎的一切猶太教-基督教理念背道而馳[20]。

保守派堅信西方猶太教-基督教傳統是優越的，從而頗為輕視第三世界擺脫殖民統治的願望[21][22]。

20世紀70年代起，「基督教右派」崛起成為新興保守力量。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安德魯·普雷斯頓（Andrew Preston）稱，保守合一主義（conservative ecumenism）興起，令天主教、摩門教和新教保守派聯合為宗教右派聯盟，這便是由「猶太教-基督教倫理」的興起而促成的。為應對墮胎權和女性平權運動等文化和政治問題，這些宗教右派開始共同行動起來[23]。學者克萊德·威爾考克斯和卡林·羅賓遜如此總結：

基督教右派試圖在一個道德嚴重滑坡的國家恢復猶太-基督教價值觀。……（他們）相信，社會缺乏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的堅實基礎，從而受到負面影響。他們試圖起草體現這些價值觀的法律[24]。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的正面提法很常見，基督教右派常常引用[25]。

朗奴·列根總統經常強調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是反抗共產主義的必要思想。他認為《聖經》包含了「我們所面臨問題的所有答案[26]」。里根反對世俗主義，強調需認真對待原罪的概念[27]。湯姆·弗賴林（英語：Tom Freiling）是基督徒出版商及一保守派政治行動委員會的領袖，他曾在其2003年的著作《里根的上帝和國家》中寫道，里根的核心宗教信仰總是沉浸在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遺產中[28]。宗教和猶太教-基督教的概念是里根言論的一個主要主題[29]。

比爾·克林頓總統在1992年競選期間，也強調宗教在社會和其個人生活中的角色，也提到了猶太教-基督教傳統[30]。

這一概念在美國政治中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在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戰爭」中，提倡「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的言論激增[31]。

2000年5月，肯塔基州當局禁止學校展出部分宗教性歷史文件，認為這些文件「表現了政府對宗教的非常具體的認可」。對此，著名的福音派基督徒詹姆斯·多布森就聲稱展示歷史文件是猶太教-基督教傳統賦予的權利[32]。

九一一事件以來

根據哈特曼等學者的研究，在九一一事件爆發後的2001年至2005年，考慮到文化多元性，主流媒體開始少用這一概念。研究發現，這個詞現在最有可能被自由主義者用來討論美國對於穆斯林的包容，以及關於政教分離的新一輪辯論[31]。

2012年，猶太教正統派拉比什穆利·博泰克（英語：Shmuley Boteach）的著作《潔淨耶穌（英語：Kosher Jesus）》出版。伯泰克在書中稱猶太教-基督教這一詞語中的連接號就是耶穌自己[33]。

法律界的使用

在馬什訴錢伯斯案（英語：Marsh v. Chambers）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州立法機構可以合乎憲法地僱用教士念「猶太教-基督教傳統中的」祈禱詞。在辛普森訴切斯特菲爾德縣監事會案中[34]，美國聯邦第四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最高法院在馬什案中的裁定意味着切斯特菲爾德縣可以按照憲法，不讓威卡教祭司辛西婭·辛普森念禱詞，因為其信仰不是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一部分。

以下糾紛都涉及公開展示十誡的問題：

批評

有神學家警告稱，不應不加批判地肆意引用「基督教-猶太教」概念，認為這可能導致誤用，例如被用來反對世俗人文主義[35]，這和猶太教改革派與自由主義神學等自由派教派的理念衝突。

阿巴·希勒爾·希爾弗（英語：Abba Hillel Silver）的《猶太教的差異所在》（Where Judaism Differs）和利奧·貝克（英語：Leo Baeck）的《猶太教與基督教》兩本著作談論當代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關係，其成書動機都是在猶太教-基督教一詞掩蓋兩種信仰的關鍵差異的當下美國，釐清猶太教的獨特性[36]。

拉比埃利澤·貝爾科維茨（英語：Eliezer Berkovits）反對以這一概念模糊宗教差異，稱猶太教之所以是猶太教，就是因為它否認基督教；基督教之所以是基督教，就是因為它否認猶太教[37]。

神學家、作家亞瑟·科恩（英語：Arthur A. Cohen）在其著作《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中，質疑猶太教-基督教概念在神學上的有效性，認為這概念基本上是美國政治的發明物。雅各布·紐斯納（英語：Jacob Neusner）在著作《猶太人和基督徒：共同傳統的迷思》（Jews and Christians: The Myth of a Common Tradition）中寫道：「這兩種信仰就代表着兩批人各說各話[38]。」

法律教授斯蒂芬·費爾德曼回溯1950年之前歐洲等地的歷史，得出結論認為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概念是一種置換神學（英語：supersessionism），（至少在猶太人眼中）是「危險的基督教條」，「陰險地」掩蓋了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真實而重大的差異，是不實的概念[39]。

亞伯拉罕諸教

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出於宗教包容主義立場，猶太教-基督教的概念有時擴大為「亞伯拉罕諸教」，即將伊斯蘭教也納入包容範圍。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和基督教一樣，都將亞伯拉罕視為崇高的先知。這一雨傘詞的支持者認為這將促進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聯繫，在這聯繫之中「探索積極事物[40]」。

引入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歷史學家托尼·泰勒指出，澳大利亞人從美國保守派話語中借用了「猶太教-基督教」概念[41]。另一位歷史學家吉姆·貝里曼稱，自19世紀90年代至今，那些支持維持澳大利亞同西方文明聯繫的言論里，總強調三大主題：作為核心的英國遺存；澳大利亞的「猶太教-基督教」信仰體系；啟蒙時代的理性原則。這些言論主要由中間偏右陣營的人物使用[42]。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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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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