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斯貝格圍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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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斯貝格圍城戰
科隆戰爭的一部分

1583年科隆戰爭對戈德斯堡造成的破壞
日期1583年11月18日－12月17日
地點
科隆選侯國戈德斯貝格
50°41′9″N 7°9′6″E / 50.68583°N 7.15167°E / 50.68583; 7.15167座標：50°41′9″N 7°9′6″E / 50.68583°N 7.15167°E / 50.68583; 7.15167
結果 天主教－巴伐利亞勢力勝利
參戰方
巴伐利亞的恩斯特
維特爾斯巴赫家族		 瓦爾德堡的格布哈特
指揮官與領導者
巴伐利亞的費迪南德（德語：Ferdinand von Bayern (1550–1608)）
阿倫貝格的卡爾（德語：Karl (Arenberg)）		 費利克斯·布赫納
愛德華·蘇德曼
兵力
超過400名步兵
5個騎兵中隊		 約180名步兵[1]
傷亡與損失
不詳 178人陣亡、負傷及被俘[2]

1583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的戈德斯貝格圍城戰（德語：Belagerung von Godesberg）是科隆戰爭中首次大規模圍城戰，巴伐利亞人和僱傭兵為奪取一處重要的防禦工事而包圍了戈德斯貝格（或稱戈德斯山）及山腳下的同名村莊（今巴特戈德斯貝格）。山頂上的強大要塞名為戈德斯堡（英語：Godesburg），於13世紀初由科隆總主教下令建造。

戈德斯堡高聳於萊茵河谷，控制着往來於科隆選侯國首都波恩及地區經濟強城科隆之間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隨着時間的推移，各任總主教陸續加強了壁壘並升高了塔樓。他們在14世紀還增設了一個官邸和主樓作為保存選舉檔案和貴重物品的據點。至16世紀中葉，戈德斯堡被視作幾近堅不可摧，成為神聖羅馬帝國最富有的教會領地之一——科隆選帝侯和總主教雙重權力的象徵。科隆戰爭便是源於新教選帝侯瓦爾德堡的總管格布哈特和天主教選帝侯巴伐利亞的恩斯特之間的齟齬，這是選帝侯與總教區歷史上的又一個分裂篇章。

1583年11月，戈德斯堡遭到巴伐利亞軍隊的攻擊。它抵擋住了進攻部隊的長時間炮擊；最終，工兵們開鑿了一條通抵山體玄武岩核心處的坑道，並將680公斤火藥倒入其中，從而炸毀了很大一部分防禦工事。爆炸造成許多守軍陣亡，但由此產生的瓦礫卻阻礙了攻方的前進，剩下的守軍繼續負隅頑抗。直至一部分攻擊者通過廁衛系統進入城堡的內庭時，巴伐利亞人才得以戰勝對手。戈德斯堡的指揮官和一些倖存的守軍躲在堡塔（德語：Bergfried）內；這位指揮官利用地牢裏的囚犯作為人質，為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他的副官爭取到了安全出路（英語：Safe conduct）。剩下的男人和婦孺均被殺害。接下來的一個月，鄰近的波恩也被巴伐利亞人攻陷。

背景

科隆選帝侯的世俗財產沿着萊茵河綿延約60公里。灰線表示德國、比利時和荷蘭的現代邊界；河流也以其當今的河道表示。帝國自由市科隆儘管也是教區的一部分，但並不屬於選帝侯的世俗領土。芬洛、杜伊斯堡、多蒙特和尼美根也非選帝侯領土，卻是科隆戰爭中的重要地點
參見：科隆戰爭

1583年－1589年間進行的科隆戰爭（又稱「總管戰爭」）是由時任科隆總主教、選帝侯——瓦爾德堡的總管格布哈特於1582年改信加爾文宗，以及他於1583年與曼斯費爾德-艾斯萊本的阿格內斯（英語：Agnes von Mansfeld-Eisleben）結婚所引發的。當時他拒絕放棄主教座，科隆座堂聖職團（英語：Cathedral chapter）的一個聖職派別遂推選出另一位總主教：來自維特爾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亞的恩斯特。[3]

起初，科隆總主教的部隊只是為了爭奪選帝侯的控制權；但在短短數月內，兩派之間的地方性爭鬥擴大到包括了來自普法茨選侯國的新教徒和來自巴伐利亞公國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兵力還得到了由教宗出資徵用的意大利僱傭軍的增強。1586年，衝突進一步擴大，西屬荷蘭作為天主教一方直接參戰，法國的亨利三世和英格蘭的伊利沙伯一世則為新教方面提供財政和外交支持。[4]

從根本上說，這是兩個相互競爭的王朝之間的地方利益鬥爭，即瓦爾德堡世家（德語：Haus Waldburg）的總管（德語：Truchseß (Adelstitel)）和維特爾斯巴赫世家的公爵之間的宗教衝突。這場爭端對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治、社會和王朝平衡產生了深遠影響，並對《奧古斯堡和約》中確立的「教會保留（英語：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條款進行了檢驗。這份1555年簽訂的和約以「誰的領土、他的宗教」為原則解決了帝國的宗教問題，即世俗君主的臣民遵循其君主的宗教。而「教會保留」則將帝國高級教長（主教、總主教、修道院長或女修道院長）的領土排除在「誰的領土、他的宗教」之外。在教會領土內，如果教長改變其宗教，他的臣民則不必這樣做。相反，預計這位教長將辭去他的職務。問題在於，1555年的和約沒有具體闡明這個細節。[4]

改宗之爭

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 She is very composed, discreetly dressed with a jeweled cap, white collar trimmed in lace, and richly embroidered dress.
Portrait of a middle-aged man, holding in his right hand a bishop's miter: he is well-dressed, but not ostentatiously. He has blond hair and a neatly trimmed pointed beard
瓦爾德堡的總管格布哈特（右）皈依新教，並與新教女法政、曼斯費爾德-艾斯萊本的阿格內斯（左）結婚；當他拒絕辭任主教聖座時，座堂聖職團遂推舉了另一位總主教。

來自曼斯費爾德-艾斯萊本的阿格內斯是格雷斯海姆（英語：Düsseldorf-Gerresheim）（今屬杜斯多夫）一所女修道院（英語：Convent）的新教女法政。這意味着她是一個生活在宗教社區的女性，但不受永久誓言的約束。1589年後，她與科隆總主教、瓦爾德堡的總管格布哈特保持着長期交往。為了捍衛她的名譽，阿格內斯的兩個長兄說服格布哈特娶她，格布哈特甚至考慮為她改信加爾文宗。[5]總主教可能改變信仰、並且可能拒絕放棄其官職的流言迅速在全體選民中傳開。選民們已經克服了類似的問題：韋德的赫爾曼（英語：Hermann of Wied）在皈依了新教後，於1547年辭職；格布哈特的前任、伊森堡的薩倫丁（德語：Salentin von Isenburg）也是在婚後辭職。1582年12月，格布哈特宣佈皈依新教，並在選侯國內賦予新教徒平等的宗教權利。至翌年2月，他與阿格內斯完婚。同年3月，教宗將他逐出教會，座堂聖職團則迅速推選出了新的總主教——巴伐利亞的恩斯特。[6]

由於兩位相互牴觸的總主教都聲稱擁有主教聖座和選帝權，競爭者和他們的支持者都集結了部隊。在數量上，恩斯特具有優勢。教宗向法爾內塞家族徵用了5000名僱傭兵來支持新的選帝侯。[6]恩斯特的兄弟、巴伐利亞公爵威廉五世派出了一支由費迪南德（德語：Ferdinand von Bayern (1550–1608)）指揮的軍隊，恩斯特安排他們佔領選區的南部領土上施蒂夫特（英語：Destruction of the Oberstift）；他自己的軍隊則搶掠了許多村莊和城鎮。[7][8][9]

在諾因阿爾的阿道夫（英語：Adolf van Nieuwenaar）和索爾姆斯伯爵的支持下，格布哈特獲得了北部和東部部分選民的支持，在那裏他擁有地理優勢，因為他接近叛變的荷蘭省份。然而在南部，費迪南德的軍隊繼續追捕上施蒂夫特周邊村莊、如阿爾韋勒和林茨遺留的格布哈特士兵；後者的部隊被迫離開據點，在鄉間四處逃竄，最終被俘。至1583年秋，上施蒂夫特的大部分地區都落入了費迪南德的軍隊之手，許多格布哈特以前的支持者，包括他自己的兄弟，也都回到了家中。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都遵守被捕後達成的假釋協議。一個有力的支持者——錫門的約翰·卡西米爾（德語：Johann Kasimir (Pfalz-Simmern)），即強大的普法茨選帝侯路德維希六世的弟弟，在其長兄去世後回到了普法茨。其他支持者則因格布哈特長期無力支付軍費而感到沮喪，或是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的威脅所震懾。至1583年10月底，上施蒂夫特已幾乎徹底淪陷，但格布哈特仍然控制着戈德斯堡，它位於戈德斯貝格村莊、菲士蘭多夫（德語：Friesdorf (Bonn)）（波恩一處強大的要塞）以及設防的村莊波佩爾斯多夫（德語：Poppelsdorf）附近。[7][8][9]

要塞

主條目：戈德斯堡（英語：Godesburg）

戈德斯堡是由科隆總主教、亨格巴赫的迪特里希（德語：Dietrich I. von Hengebach）下令於1210年10月15日奠基，當時他本人的選帝權也存在爭議，正努力爭取保住自己的地位。[10][11][12]儘管競爭對手於1212年推翻了迪特里希，但其繼任者仍完成了並擴建了這座要塞；[13]在隨後幾個世紀的編年史中，它被看作是科隆大主教在世俗和教會事務中，為爭奪地區權力而進行的多次鬥爭時，權力的象徵和實際體現。再則，到14世紀晚期，要塞已成為選帝侯檔案和貴重物品和存放地。至16世紀中期，由於包含了居住設施，這座城堡被普遍視為選帝侯們最喜愛的地方（家）。[14]

圍攻戈德斯堡

波佩爾斯多夫設有格布哈特的鄉郊別墅，於1583年2月首次迎來他的新娘，至11月中被恩斯特的支持者攻佔。完成駐兵後，恩斯特的支持者又轉向戈德斯堡。

1583年11月13日至14日，巴伐利亞的費迪南德（恩斯特的胞兄）和阿倫貝格伯爵（英語：Count of Arenberg）佔領了波佩爾斯多夫的選帝侯城堡；11月18日，他們轉而攻擊戈德斯堡。這座要塞比波佩爾斯多夫的城堡要堅固得多，對進攻選侯國都城波恩的計劃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15][16]

戈德斯堡的防衛由費利克斯·布赫納（Felix Buchner）中校及其副官愛德華·蘇德曼（Wache Eduard Sudermann）上尉負責，他們指揮着一支由荷蘭籍士兵和數門加農炮組成的衛戍部隊。[17]蘇德曼是來自科隆的貴族及科隆市長海因里希·蘇德曼（德語：Heinrich Sudermann）（1520－1591年）之子，其父親作為一名法學家，是帝國自由市暨北德邦國商業中心內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18][19]根據當時的資料，大約有180人居住在該設施內，其中包括農民、荷蘭士兵以及數目不明的婦孺。[20]格布哈特的一些囚犯也被關押在要塞內。1583年7月，蘇德曼的部隊焚毀了該地區的幾個村莊並洗劫了海斯特巴赫修道院（德語：Kloster Heisterbach），修道院長——聖維特的約翰（Johann von St. Vith）因此被捕。[21]其他被關押在戈德斯堡的囚犯還包括有希爾德斯海姆副主教——博特夏摩亞的格布哈德（Gebhard von Bothmer），以及在道依茨被俘的指揮官、來自佛羅倫斯的拉努奇尼上尉。[註 1][23][24][25]為了圍攻這座要塞，費迪南德帶來了400餘名步兵和5個騎兵中隊，外加六門被稱為「蛇砲」的重口徑加農炮。[26]他的士兵——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僱傭兵，佔領了周邊村莊作營區，這一過程伴隨着搶劫、縱火、殺戮和強姦。[27]11月18日，在圍城的第一天，費迪南德派出一名號手正式要求城堡投降；守軍答覆稱，他們已經宣誓效忠格布哈特，願意為他戰鬥至死。[20]

炮擊（1583年11月18日－28日）

第一輪炮擊從東南方向實施，大炮架設在山腳下的戈德斯貝格村。第二輪炮擊則是來自西部的一個葡萄園，它暫時突破了外庭壁壘。[28]

作為回應，費迪南德控制了山腳下的村莊並包圍了要塞的菱堡。他花了兩天時間向當地人打聽，以找出最有效的攻擊角度。[20]護牆與谷底之間的距離，以及山丘的角度，使得戈德斯堡超出了視線範圍；因此圍城戰中常用的裝備，攻城塔、投石機和弩都將不起作用。[29]攻城者別無選擇，只能使用昂貴的火炮，儘管攻擊角度也限制了其效能。費迪南德最初在山腳的戈德斯貝格村莊內部署了三門加農炮。[20]白天，襲擊者用加農炮彈和迫擊炮彈砸向堡壘的外牆。夜裏，守衛者就修復受損的地方。第二天日出時，炮擊又周而復始。費迪南德的加農炮和迫擊炮對防禦工事幾乎都不起作用；在炮擊過程中，回火甚至還摧毀了己方的一些裝備。[1]身處北部安全地帶的格布哈特，很清楚失去戈德斯堡的重要性，但他對自己的守軍卻無力相助。為了爭取新教國家的財政支持，他於1583年致信倫敦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誠然，羅馬敵基督者正竭盡全力壓迫我們和我們的教會……」 [30]

儘管英格蘭人沒有提供財政援助，[31]費迪南德還是無法突破防守。11月28日，即圍攻開始十天後，炮兵在無效的轟擊中已浪費數千磅火藥。費迪南德遂將他的火炮移到了戈德斯堡以西的一個山坡葡萄園的高處。[32]通過這次提升基底高度，為炮擊戈德斯堡的外庭（英語：Outer bailey）壁壘創造了一個更有利的彈道軌線（英語：trajectory）。幾小時後，他的轟擊便摧毀了外庭防線。[33]費迪南德派出三名意大利專家去調查炮擊缺口，並對下一步行動提供建議；意大利人在調查時遭到攻擊，他們斷定強攻城堡會招致大量人員傷亡。防禦者仍然具有高度優勢，能夠從城牆內的多個塔樓和防守陣位向攻擊者射擊。[33]費迪南德決定不採用這種戰術。由於無法攻入堡壘，他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放棄圍攻——這是他無法做到的，二是炸毀要塞。[34]作為不得已的手段，後者會使要塞無法再繼續使用。[35]就在他考量的過程中，防禦者修復了炮擊造成的缺口並加固了外牆，使它們比以前更加堅固。[33]此外，守軍還拆除了外庭聖米迦勒堂的屋頂，用泥土填滿教堂以充實牆壁，並在城牆內放置了一些大炮。[1]

挖掘（1583年12月16日完成）

費迪南德極不情願地下令在山坡的一側挖掘坑道。[36][1]這項工程是艱巨而危險的，工兵們在城堡守軍的不斷攻擊下挖掘，守軍以手持武器和加農炮向他們開火，並朝他們的頭上扔下石塊和碎屑。費迪南德強迫當地農民參與這項勞動，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己方部隊的損失，但許多農民卻因此而喪生。[37][38]

12月6日，工兵們挖通至要塞最外層牆的東南側，然後又花了十天時間破壞要塞所在的玄武岩；他們於12月16日完成工作，並向城堡下方的坑道內投放了680公斤（1,500英磅）火藥。[37][38]費迪南德在1583年12月15日致信其長兄威廉公爵時報告了圍城的進展：「要塞屹立在堅硬的岩石上. [...] 昨天我們已經到達了城堡的最外牆，我們希望在一兩天內將這座要塞送上天堂。」[39][34]

摧毀堡壘（1583年12月17日）

由瑞士藝術家馬特烏斯·梅里安（1593－1650年）所作的版畫描繪了要塞被毀之前的景象

12月17日，費迪南德再次要求守軍投降。對方回應稱，他們不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並會守護戈德斯堡直至最後一人。[40]1583年12月23日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在給予費迪南德一個粗魯的回絕後，守軍隨即便回去繼續用膳。[25]

費迪南德命令400名士兵進入坑道；一旦雷管被引爆，這些人就會向堡壘發起衝擊。他的其餘騎兵和步兵則在山下的田野中待命。[23][40]一些消息來源認為導火索是在下午1:00左右點燃的，但19世紀的當地歷史學家海因里希·約瑟夫·弗洛斯（德語：Heinrich Joseph Floß）則指出這些消息來源是錯誤的，爆炸顯然發生在早上。[41]然而，所有消息來源都一致認為，爆炸伴隨着可怕的震裂聲，將整個塔樓和牆壁的大塊碎片拋向了空中。戈德斯堡有幾乎一半的建築當場崩塌。[40]據1584年1月13日的一份報紙報道，碎片雨砸落在山谷下面的村莊，造成多間房屋受損，其中一些甚至被完全摧毀。[37]

在大火和瓦礫中，阿倫貝格和費迪南德的部隊試圖沖入堡壘，但被他們自己爆破時產生的大量碎片所阻擋。此外，儘管有近半數守軍在爆炸和隨後的崩塌中喪生，但留下來的人仍然頑強抵抗，他們向接近的攻擊者投擲石塊，造成大量傷亡。沮喪的是，有40至50名攻擊者將兩架梯子綁在一起，通過爬上已排空至山丘的凸部廁（德語：Aborterker）泄水道，得以進入堡壘內部。在那裏，他們於激烈的戰鬥中殺死了大約20名守軍；剩下的大約70名將士，其中包括守軍指揮官布赫納和蘇德曼中尉，則躲進了堡塔之內。[23][40]通過這種方式，費迪南德的步兵終於得以毫無障礙地進入要塞。[40]攻佔城堡大約耗費了兩個小時。[25][42]

無奈之下，布赫納把那些被關押在城堡里的犯人作為人質，開啟了談判。他將人質展示在堡塔的大門處，明確表示除非費迪南德答應饒恕他、他妻子和蘇德曼的性命，否則人質就會被殺。[43][44]費迪南德答應了布赫納的要求；一些資料來源認為，這是得益於囚犯之一的海斯特巴赫修道院院長，因在整個囚禁期間一直受到布赫納的善待，他本人出面請求饒布赫納一命。[43][41][45]囚犯們就此獲釋。考慮到圍城者的精神狀態，費迪南德和阿倫貝格費了很大的勁才把布赫納和蘇德曼安全帶出城堡。[43][44]當布赫曼和人質一脫離堡壘，費迪南德便解禁了其部隊，他們心情惡劣，渴望殺戮和劫掠。所有留在堡塔的守軍人員，包括士兵、男人和婦孺都被殺害——有的在堡塔內，有的在下面的庭院外；這場屠殺一直持續至深夜。[44]要塞的178名死難者被埋在兩個亂葬坑內，具體地點至今不詳。[2]在對堡壘的破壞和襲擊而喪生的人中，還有一名囚犯是來自希爾德斯海姆的代理司鐸。[46][47]希爾德斯海姆的副主教也不在獲救的囚犯之列；他於監禁期間便已去世，就在城堡被攻入之前不久。[47][22]

格布哈特失去了上施蒂夫特的一個重要據點，而恩斯特的部隊只佔領了廢墟。這座官邸已無法居住，防禦工事也僅剩一堆瓦礫。堡塔在爆炸中倖存了下來，在三十年戰爭期間，許多軍隊都將它用作瞭望塔。[48]恩斯特的部隊在其兄弟的指揮下湧入這一地區，致使戈德斯貝格至波恩間的7.3公里路段看起來更像是軍營，而非道路。教宗出資雇來的華隆騎士和意大利騎兵連在兩地來回馳騁。包括華隆人和巴伐利亞人在內的40個步兵連邁步向波恩進發。其目的是自1583年12月21日開始圍攻選侯國的都城波恩，並一直持續到1584年1月28日波恩被佔領為止。[26]

影響

這幅18世紀的畫作展現了爆炸對厚石牆的影響

戈德斯堡的圍城和隨後的摧毀僅僅是即將發生的事情的一個開端。它是科隆戰爭期間眾多圍城戰的第一役，城堡的坍塌不僅導致了波恩的淪陷，還導致了科隆選侯國的其他幾個重要城市——許爾克拉特（德語：Stadt Hülchrath）、諾伊斯和韋爾的淪陷。許多較小的設防城市，如蓋爾森基興、翁克爾和布呂爾，也在圍城期間或之後遭到嚴重破壞或完全摧毀。除了對城市造成破壞，恩斯特的支持者還設法嚴格限制選侯國的進出口，這不僅使格布哈特的財政癱瘓，也給居民造成了經濟困難。[註 2]

當代巴特戈德斯貝格的區徽展現了這座中世紀城堡的堡塔遺蹟，以及代表科隆選侯國的白盾黑十字

前一個世紀軍事建築的進步導致了要塞的興起和加固，它能夠承受加農炮彈和迫擊炮彈的衝擊。因此，對于格布哈特和恩斯特而言，贏得戰爭的唯一途徑是動員足夠多的士兵去圍攻看似無窮無盡的敵方要塞。這些要塞可以由相對規模較小的守軍來保衛，但要佔領它們卻需要昂貴的火炮和足夠的兵力來攻克城牆。此外，被佔領的要塞還需要由勝利者進行維護和保衛。即便是戈德斯堡的廢墟也需要駐軍和防禦策略——作為連接波恩至科布倫茲間的南北通道上的戰略要地，它於1586年和1588年再次遭到圍攻。與荷蘭起義類似，科隆戰爭不是一場由雙方軍隊聚集在野外並彼此公開對抗的戰爭，而是以無數次炮兵圍城為特徵。這就意味着那些能夠操作攻城武器的人，需要投入大量的經濟資源進行訓練和保養，才能維持攻城武器運作的政治和軍事意願。[50]

如此著名的堡壘被摧毀的消息很快便傳播開去。當弗朗斯·霍根貝格和格奧爾格·布勞恩（德語：Georg Braun）編纂世界首部城市地圖集《世界城市風貌》（Civitates Orbis Terrarum）時，霍根貝格的刻圖不僅呈現了一個重要的景象，而且也作為一個重要的事件作出描述（見信息框頂部配圖）。霍根貝格於1583年居住在波恩和科隆，他很可能親眼目睹了事發現場。[51]佔領戈德斯堡後，巴伐利亞人在廢墟中發現了一塊巨大的大理石板——因爆炸而移位的城堡奠基石。這塊黑色大理石是為了紀念亨格巴赫的迪特里希於1210年建造堡壘的情景，而銘刻有拉丁文碑文：「ANNO · D(OMI)NI · M·C·C·X · GUDENSBERG · FUNDATUM · E(ST) · A · TEODERICO · EP(ISCOP)O · I(N) · DIE · MAUROR(UM) · M(A)R(TYRUM).」。[52][11][12][註 3]石板背面還增加有一段金色的銘文，以說明它是在被毀的城牆頂部所發現。[12]費迪南德將石板帶回了慕尼黑，安放在當地的一所博物館內，其旁邊是一幅紀念圍城戰的濕壁畫。[53]如今，這塊奠基石保存在波恩萊茵地區博物館（德語：Rheinisches Landesmuseum Bonn）。[54][48]

深遠影響

格布哈特的最終失敗打破了神聖羅馬帝國選舉團的權力平衡。1589年，巴伐利亞的恩斯特成為無可爭議的科隆選帝侯，他是首個擔任此職的維特爾斯巴赫家族成員。德意志西北部領土的維特爾斯巴赫政權一直延續至18世紀中期，這主要通過巴伐利亞親王多次當選為總主教、從而繼承選帝侯寶座來得到體現。因此，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在帝位選舉中便擁有兩張選票，[55]這在18世紀產生了影響。1740年，巴伐利亞的卡爾公爵為爭奪帝位發動了戰爭；他的兄弟——克萊門斯·奧古斯特作為當時的科隆總主教-選帝侯，也投票支持卡爾，並親自在法蘭克福為他加冕。[註 4][57]皇權寶球從哈布斯堡家族轉移到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儘管是一個短暫的事件，但直到麥斯米利安三世·約瑟夫登基後才得以解決。約瑟夫簽署了《菲森和約（德語：Frieden von Füssen）》，宣佈放棄所有帝王權利。[58]

今日戈德斯堡

格布哈特的失敗也改變了西北各州的宗教平衡。儘管1555年的《奧古斯堡和約》較早地解決了宗教多元化的問題，但正如科隆戰爭本身所表明的那樣，解決方案可能將實際上很簡單、通常是地方性的法律糾紛轉變為王朝和宗教戰爭。科隆戰爭的結局使得反宗教改革運動在萊茵河下游地區有了立足點。恩斯特本人是由耶穌會撫養長大的。當地位穩固後，他便邀請耶穌會進入其領地重構宗教改革進程（德語：Rekatholisierung），這是該修會所積極推進的任務。他們將新教牧師逐出教區，有時甚至使用武力，並根據天主教教理恢復了教理問答。即使是在社區看起來已重新皈依時，耶穌會士仍保持着嚴格的監督，以識別那些頑固的新教徒或背教者。[59]天主教的重新引入，使德意志的宗教問題又推遲了半個世紀才得以解決。[60]

最終，與法國、英格蘭和西班牙等其他歐洲國家日趨集中的權力相比，德意志在地方和區域上仍保留高度自治的傳統，這在神聖羅馬帝國中造成了結構和文化上的差異。西班牙、法國、意大利、荷蘭、英格蘭和蘇格蘭僱傭軍在戰爭中肆無忌憚的干預，以及教宗資金的影響，加劇了德意志內部教派和王朝爭端的涌動。現代歐洲政治舞台上的偉大「參與者」已經意識到，他們可以通過協助、促進或分化德意志諸侯之間的地方和區域爭端來鞏固自己在彼此之間的地位，就像他們在格布哈特和恩斯特的爭鬥中所做的那樣。相反，德意志的親王、公爵或伯爵也明白，他們可以請求與更強大的鄰國結盟，從而獲得相較於競爭對手的優勢。[61]

西屬荷蘭軍隊等外部僱傭軍的參與規模開創了一個先例，使德意志各州的地方自治和宗教的衝突變得國際化，這一問題直至1648年的《西法倫和約》才得到部分解決。[62]儘管達成和解，德意志各州仍然容易受到外部干預[62][59]和宗教分裂的影響，就像在科隆戰爭中一樣。[63]

來源

註釋

  1. ^ 來源作者指出這位意大利籍指揮官名為「Ranuccini」。[22]
  2. ^ 英國觀察家指出，在戰爭初期，由普法茨通過科隆出口的葡萄酒受到限制。[49]
  3. ^ 奠基石圖像可參見"800 Jahre Godesburg", godesberger-markt.de, 2010年。
  4. ^ 卡爾·阿爾布雷希特於1741年12月9日在布拉格加冕為波希米亞國王，並獲封羅馬皇帝。1742年2月12日，他在法蘭克福加冕後，正式成為神聖羅馬皇帝。[56]

腳註

  1. ^ 1.0 1.1 1.2 1.3 Weyden，第43頁
  2. ^ 2.0 2.1 Potthoff 2009，第15頁
  3. ^ Hennes，第5–10頁
  4. ^ 4.0 4.1 Holborn，第123–248頁
  5. ^ Hennes，第6–7頁
  6. ^ 6.0 6.1 Sutherland，第606頁
  7. ^ 7.0 7.1 Hennes，第118–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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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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