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張九齡

關於古人使用舊曆虛歲紀年，今人使用新曆實歲紀年的建議

先舉兩個例子：

1.唐開元賢相張九齡，生於高宗朝，而出生月日不詳。古來多據新舊唐書記載，「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本人註）病卒，年六十八」逆算，謂其生於高宗咸亨四年（673年）。而同時代徐浩《張文獻公神道碑》言，文獻公「生歲六十有三，以開元廿八年五月薨」，逆算則為儀鳳三年（678年）生。新舊唐書皆成書於五代後，歷史價值尤劣於唐時記錄。是以張九齡生於儀鳳三年為是。而今有人編史時，大書「張九齡享年六十二」，謂之從徐浩碑銘；而仍言「唐書載『張九齡卒年六十八』」。作者居然能把古人的原話從「六十三」改成「六十二」，這put new words in 古人's mouth的穿越行為姑且不論；而上下文對勘後，則產生十分奇異的效果：唐書記載的張九齡享年大於徐浩記載的享年6歲（68-62=6），而為何換算成新曆後，生年相差只有5歲（678-673=5）？還是原因出自新舊唐書的記載「卒年六十八」不符合周歲記載主義，所以我們也應該替唐書把它改過來，寫唐書雲，張九齡「卒年六十七」以符合數學邏輯（即我們需要把所有古人的年代記載統統改變，將改竄進行得徹底）？

2.蘇軾生年當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而新曆跨年為1037年1月8日。舊史記載多著年不着月，則皆以蘇軾為景佑三年生。若貿然採取「1037年生」之說，則不但查閱宋史、通鑒等等一切古籍記載，皆會產生相差一年之錯誤；更於蘇軾平生之著作，如《送沈逵》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 ，都將不知所云，因1037年歲次非丙子，乃丁丑也。蘇軾詩文謂「與我同年」者，實指丙子非指丁丑；自言「生十年」是指慶曆五年（1045）而非1047（1037+10？）；「餘年十七」是當皇佑四年（1052）而非1054（1037+17？）。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在新舊曆之間疲於換算，徒增不便，有百弊而無一益。是我等記載蘇軾生年，不着月日時，當言「景佑三年生」；若言及月日，則明其為新曆逾年，1037年1月8日生。

蓋中國之使用新曆，自民國元年政府佈告起，遵從「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亦不當強迫古人年齡使用新曆，從如實著史的角度來說，更不得替古人捉刀代筆，改竄前人記錄以適我意。

今為統一年齡記載，便於查閱對校古籍起見，杜絕因新舊曆換算不一而引起的年代錯誤，同時遵從「以同時代人記載為準」「不替古人更改古人文章字句」的大原則，茲建議辛亥前（清宣統三年，西曆1911年末）物故者一概使用舊曆虛歲記載生歿，間輔以西元年代注記以圖現代讀者之便；民國後出生者以新曆實歲為則。

有不同建議者請附於此，庶幾得知眾意。Yume149 (留言) 2011年10月24日 (一) 07:34 (UTC)

關於條目內「爭議」一節

關於條目內「爭議」一節，許多內容似乎應放再討論頁為宜，例如以下文字：『「張九齡及其提拔王維、孟浩然之流，文章好名聲好，但能力不足」、「張九齡論謀略也不及「口蜜腹劍」的李林甫」需要補正來源。』很明顯是在討論條目的編輯細節，而非百科之本身內容。這些內容多由IP：69.127.113.244貢獻，內容根張九齡其人無明顯關聯、而對於條目編輯有討論助益者，我先移來此處。以免條目內容過於紊亂：

今有人認為張九齡並非北人官宦之後。稱「明代中葉嶺南主要城市周邊依然是未漢化土著，至今仍存在大量帶洞的地名，洞、峒在唐代是南方蠻夷居住的村寨，原指群山環繞的一片窪地，人聚居其中，平地建村、依山築寨及梯田，北人官宦之後即使不北返也會住韶州城之類城中，不會住在洞中與洞蠻為伍。」

有一種說法是張九齡能力不及為相19年的李林甫（《舊唐書李林甫傳》：「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恆度」）。並稱《舊唐書李林甫傳》：「及國忠（楊國忠）誣構，天下以為冤。」查《舊唐書》李林甫傳雲「天下以為冤」者乃楊國忠「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同構逆謀」。阿布思妻因冤罪沒入掖庭，為倡佐宴樂，雖和政公主不忍睹，又何況後代史臣。此處非因李林甫而起。

《新唐書》說明，李林甫本人壽終正寢於權勢滔天之日，而死後「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所以「天下以為冤」，主要是為了李林甫長子將作監李岫（李岫「常懷滿盈之懼」，曾婉轉規勸其父勿多為惡），而恐非為李林甫本人感到冤枉（既善終，何冤之有）。唐玄宗在西蜀偶憶李林甫，稱彼「妒賢嫉能，舉無比者」，是任用者亦心知肚明，唯惑溺其矯飾。

如明世徐階誣構嚴世蕃通倭，議論謂死非其罪。蓋奸佞專權每自皇帝默許，助君之過殺害忠良（在嚴世蕃則楊繼盛、沈鍊，在李林甫則太子瑛、李适之、韋堅、王忠嗣以下王侯將相不可勝數）即罪大惡極，當死國法。元世王著矯命殺阿合馬，天下但額首稱慶，喜為國除害，無暇他顧。

又《劍橋中國隋唐史》言：「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訂和整理全部法典。...但也許更重要的是，這次修訂法律是唐代最後一次試圖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標準化的、全國一致的行政法規活動。在唐以後歷代皇帝時期，地方活動的日益多樣化使這一工作不可能進行下去。」《劍橋中國史》不當作為一次史料否定新舊唐書。《唐六典》舊題為「御撰」、李林甫等奉詔注，實為開元以來的歷任宰相（包括張說、張九齡等）帶領眾多集賢院學士歷時十數年所共同編撰，僅成書於李林甫宰相任內而已。

「張九齡及其提拔王維、孟浩然之流，文章好名聲好，但能力不足」、「張九齡論謀略也不及「口蜜腹劍」的李林甫」需要補正來源。

無證據太子李瑛是張九齡的政治同盟。太子，國之儲君；九齡，國之大臣。大臣於儲君寧有私盟者。

張九皋事當入其人自身傳記。

李林甫諂媚武惠妃（自言「願助壽王為萬歲計」）以入相，絕公論快私心，借國憲飽私囊，使忠良骨寒19年。為杜絕將領入相扶植安祿山，養大亂傾國家，巧取豪奪，引盛世入衰世。為宰之道何足法後世，至言張九齡必與之比。

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張九齡無才當斥，裴耀卿、李适之皆不見容，何也？李林甫自以善類為政敵而。

元和十四年（819），即安史之亂結束後56年，歷盡艱辛又重新恢復藩鎮統制的唐憲宗（唐玄宗的五代之後）與其時的宰相崔群對玄宗朝治道的得失有一番討論。《資治通鑑》卷241《唐紀五十七》載：「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而權傾朝野的皇甫鎛復深恨崔群。知國之盛衰、朝之興替，皆在使忠良得進，諫諍得聞。—以上未簽名的留言由Hannyi（對話｜貢獻）於2019年4月23日 (二) 02:56 (UTC)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