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淵
王白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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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 | 1902年11月3日
逝世 | 1965年10月3日 | (62歲)
國籍 | ![]() ![]() |
民族 | 漢族 |
語言 | 臺語、日語 |
職業 | 詩人 |
王白淵 | |
漢字 | 王白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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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字 | Ông Pe̍k-ian |
臺羅拼音 | Ông Pi̍k-ian |
王白淵(臺灣話:Ông Pe̍k-ian,1902年11月3日—1965年10月3日),臺灣彰化縣二水鄉惠民村人。新詩詩人,日文世代作家。
生平
自1918年從二水公學校畢業,考進台北師範學校,他在就讀台北師範學校這段期間,認識日後與他合作的謝春木。從師範學校畢業之後,1921年到臺中州溪湖公學校(今彰化縣溪湖國小)出任教諭,1922年到臺中州二水公學校(今彰化縣二水國小)出任訓導(日本舊制教員職階)。王白淵在1923年到日本深造,就讀日本國立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在日本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校任教。待在日本這段期間,王白淵娶日本人為妻,致力於文學創作,並且積極投入文學活動。1931年王白淵出版個人詩集《荊棘之道》(蕀の道);而在1932年王白淵與一批東京台灣文藝同人,組織「台灣藝術研究會」,創辦《福爾摩沙》。然而,好景不常,由於個別成員參與反帝遊行遭到警方逮捕,牽連全體,王白淵遭受池魚之殃,失去了教職。1934年王白淵與日籍妻子久保田ヨミ離婚後,離開日本到上海,在華聯通訊社任職,後來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專擔圖案系的教師,但是平穩的日子並不長久。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王白淵在日軍進入法國租界以後遭到逮捕,被判刑八年,並且被遣送回台北服刑。他服刑6年之後被釋放,之後進入台灣日日新報任職[1]。
戰後,王白淵的文化參與積極。他曾與游彌堅、楊雲萍、陳紹馨、沈湘成、蘇新等人創立「台灣文化協進會」(該會1946年於台北中山堂成立)[2],成為該會的理事,並且作為該會機關雜誌《台灣文化》的編輯與主要撰稿人。之後,王白淵先後在李純青的《台灣評論》、《台灣新生報》編輯主任、蔡培火的紅十字會等機構工作。1947年底,王白淵因二二八事件爆發被人牽連,遭警方逮捕入獄,幸虧得到游彌堅的擔保得以出獄。然而,經歷了一連串殘酷的打擊,還有置身於當時極度肅殺、高壓政治環境,王白淵年少時的銳氣,此時不再復見。王白淵晚年着手整理文獻,在1954年的《台北文物》發表〈台灣美術運動史〉一文,之後便無太大作為。1965年王白淵因尿毒症併發症過世,享壽63歲[1]。
瑣事及傳聞
留日以前
- 童年時代,王白淵的父親時常講述林爽文的故事,因此林爽文一生的事跡深記在王白淵心裏。[3]
- 就讀二八水公學校期間,王白淵喜歡讀書、繪畫,常在黑板塗鴨,並且參與壁報製作。[4]
- 王白淵自承,就讀台北師範期間,「不管世事,又不懂社會,天天只有念書打網球。」;好友及同學謝春木,則說王白淵「很天真,很快活,好像在春前明朗地歌唱而跳舞底小鳥般一樣」,而且「受大家的愛着而離開學堂」。[5]
- 快要畢業的時候,王白淵與幾位台北師範同學,拍了一張變裝照片。王白淵扮成一個穿西裝的女人,一位同學扮卓別林,另一位則扮作算命先生;至於謝春木及其他同學,則是「穿着一副台灣服,雙手拿着一輪腳踏車,做出將要出發的姿勢,車子的後方掛了一個招牌,寫了『提高台灣的文化』的字樣,前面有一個同學裝做日人,站在那邊不肯給他走,車子的前面亦一樣,掛了一個招牌,寫着「不,再等一些罷!」的字樣」。王白淵畢業以後時常把這張照片帶在身邊,用來勉勵自己。[6]
- 1921年王白淵從台北師範畢業以後,到彰化溪湖去當公學校教師,他在回憶錄裏提到自己「只有教育的熱情,天天快樂地工作,好好地和小孩子們玩」,但是已經意識到現實社會存在的族群對立,並且親身體驗台灣人遭到排擠及差別待遇的問題。此外,王白淵也注意到蔣渭水及台灣文化協會的訴求與活動,不過當時並沒有加入該協會。[7]
- 王白淵受到日人學者工藤直太郎《人間文化的出發》一書的啟發,對藝術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後來在回憶錄裏提到,這本書驅使他決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然而,對於這樣的人生方向,王白淵似乎有些介意。戰後,某次宴席,他見到工藤直太郎,曾向對方說道:「工藤先生,我在二十年前讀過先生的大作『人間文化的出發』,因此到東京研究藝術。就此以來曾受過很多的人生波折,我應該感謝你,還是要怨恨你?」工藤直太郎聽了以後,「搖搖頭,笑一笑,只默默地並無發出一語」(王白淵‧語)。[8]
留日期間
- 留學日本期間,王白淵曾與謝春木一同睡一同吃,兩人常在公寓的樓上談論台灣人的命運,聊到天亮。1931年王白淵出版日文詩集《棘之道》(中譯為「荊棘之道」),謝春木特別為王白淵寫了一篇序文,交代自己與王白淵的友誼、王白淵的思想轉變,以及透露其對日本同化政策及教育方法的不滿。王白淵對謝春木這篇序文相當肯定,多年後將文章翻成中文。[9]
- 東京美術學校在學期間,王白淵曾與同班同學廣降軍一與佐藤重義合作,發行同人誌《怣(Gon)》。[10]由於當時的學校教育與日本的美術環境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所以王白淵逐漸將注意力轉向詩文創作。
- 有心成為台灣米勒的王白淵,他的畢業作品風格卻與米勒相去甚遠。根據王白淵的學生回憶,王白淵的畢業作品是一幅以幾棵樹為背景,女性畫像為主題的日本畫。這幅畫原本裝飾在日本岩手縣盛岡女子師範學校內,卻在1948年8月28日被大火燒毀。[11]
- 王白淵不僅對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文學及哲學思想產生興趣,他對甘地的印度獨立運動、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也興致盎然,並且寄予高度的期望。他分別在1927年撰寫〈詩聖泰戈爾〉[12],1930年撰寫〈甘地與印度的獨立運動〉,兩篇文章都把印度的文藝復興與獨立運動,視為亞洲從帝國主義解放的先聲。[13]
- 張文環曾在王白淵告別式上提到,王白淵在日本當教師時,由於性情慷慨、常救濟朋友,所以口袋常常空空如也,沒什麼錢。除了張文環,巫永福、吳濁流、朱昭陽等人,也都懷念王白淵和藹待人的態度,以及他對金錢、名利的淡漠之情。 [14]
- 除了樂於助人,王白淵對於前輩畫家的畫作,也常代為奔走,找尋蒐藏對象。[15]
- 王白淵留學日本前,已與陳草女士結婚,但兩人教育程度、思想觀念差距甚大。留日以後,王白淵想出版《棘之道》,卻擔心詩集的出版與自己想要投入的左翼文藝活動,可能會連累到妻子,所以主動提出離婚的要求。王白淵的學生張福在接受陳才崑訪問時,約略描述當時的場景,提到:王白淵開口之後,當時正在削水果的陳草非常驚訝,也非常憤怒,不意順手一揮,割傷了王白淵的手。看到丈夫血流如注,陳草不忍心,只好同意對方的要求。[16]
- 王白淵當初是台灣總督府選派的留日學生,但後來因思想問題,無法返台任教。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畢業以後,王白淵待業超過半年,後來透過東京美術學校同學今井退藏推薦,王白淵接替對方在岩手師範女子學校的遺缺(今井退藏因入伍離開)而得到錄用。除了同學的幫助,該校校長的開明態度也是王白淵能夠得到錄用的關鍵。[17]
- 王白淵與元配陳草離婚以後,與女子學校的學生久保田ヨミ相戀,可惜兩人相處的時間不長。王白淵離開日本以後,因個人生活不安定與時局動盪的影響,再也沒有回日本與久保田ヨミ和女兒生活。
- 王白淵在日本岩手縣師範女子學校任教五年又九個月。除了到東京會見台灣留日學生,秘密從事左翼文學運動以外,王白淵努力教授美術,並且指導學生打網球。在課堂上,他常談論台灣獨立及其他的政治問題,也曾痛批日本財團三菱、三井搾取殖民地產業。教學親切生動、談吐幽默風趣,無時無刻笑容滿面,受到學生歡迎。由於學生對王白淵的言論普遍同情,甚至支持,所以王白淵常藉由學生的提示或是校長巡堂的鞋音,迅速將話題從政治轉回美術;而校長對於王白淵在課堂談論政治及台灣問題,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王白淵與盛岡當地的文人雅士有所來往,曾與同事松本慎吾、岩手詩人協會成員小山和吉等人交遊。研究王白淵的一位學者板谷榮城,推測:王白淵很可能透過印刷物或其他形式,與當時知名作家宮澤賢治及其他當地作家交流或接觸。1932年9月22日,王白淵在講課時,在講台上遭到日警拘押,這一幕令不僅讓當時上課的學生印象深刻,也引起學校一陣騷動。被拘押的理由是:王白淵與吳坤煌、林兌等台灣留日青年籌組「東京台灣人文化同好會」,涉嫌從事反殖民運動。事後,王白淵遭到學校解聘,失去教職,不得不另謀出路。王白淵離開以後,當年的學生並沒有遺忘他,有人在王白淵赴華以後,曾到上海探望。其中一位學生山合芳繪,日後寫了一部自傳小說,名為《南部紫》(1979年出版),即以老師王白淵及同校學生久保田ヨミ作為小說人物原型,以他們相戀、結婚、被迫分離的事蹟作為基礎進行創作。王白淵的頭號敵人--日本特務,他們對王白淵的調查相當細心,發現他在岩手縣盛岡任教期間,曾經「誘引岩手醫學專門學校學生組織『親交會』,努力對他們進行民族意識之宣揚煽動。」並且將這樣的調查報告,移交上海領事館,讓王白淵即使到中國上海,也難逃被監視的厄運。[18]
- 王白淵與吳坤煌、林兌、張文環這些台灣青年組織「台灣人文化同好會」的事跡,據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方調查報告《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錄,這是個左翼組織:「在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擔任教諭的王白淵,剛出版一本詩集《荊棘之道》,在左翼文壇上博得一些好評,他素與旅居東京的左翼青年林兌、吳坤煌等互通訊息,彼此之間自然也曾交換對無產階級藝術運動的意見。……」[19]
在大陸期間
- 王白淵被迫與日本太太久保田ヨミ分離。王白淵來到大陸以後,久保田ヨミ依然思念,曾經寄信給他。王白淵的小學同學與童年好友謝東閔,曾在出殯前一晚的惜別晚會,向眾多文友提到:民國17年他在廣州唸中山大學的時候,有天突然接到某位日本女士寄來的信,他打開一看,發現這封信是王白淵的妻子寫的,裏面一段寫着:「愛情是無分國境的。」王妻對丈夫的一片真情,讓他非常感動。[20]
- 王白淵得知自己的日本太太生了一個女兒之後,非常高興,但隨即陷入悲傷,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的情感,感嘆自己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放逐的人,不能讓他親生孩子叫一聲『爸爸』,哀哉兮」(王白淵‧詩文) 。[21]
- 王白淵來到大陸上海以後,在華聯通訊社工作,職務是「以無線電接聽日本消息,立即迻譯成中文,提供給大陸有關機關」[22],疑似從事情報工作。王白淵在華期間的事跡,目前台灣文學界所知不多。
- 王白淵初到上海的一兩年,還與日本東京的「臺灣藝術研究會」常有聯繫,而且持續將稿件寄去,也曾郵寄一些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給吳坤煌。後來因雜誌停刊,時局日趨緊張,與東京的文友失去連繫。[23]
- 王白淵與許多日治時期前往大陸居住、就職的台灣人一樣,處在當時反日情緒極為高漲的中國大陸,他面臨是否要在大陸人面前自稱為臺灣人的困境,也察覺到自己的外貌與日本人沒有太大的差別,曾在〈福爾摩沙點將錄〉一文如此描述:「因(他)長年居住在北方,他的神經變成懦弱,故到了上海,發現自己是一個日本人而驚訝失色。」[24]儘管如此,王白淵還是被大陸民眾的抗日愛國熱情感動,對中國的未來抱持希望。
- 1935年王白淵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擔任圖案系教師。當年的同事黃葆芳回憶,他對王白淵的印象是「身材五短,留有日式短髭,外貌與日人無異。且具一口流利日語,與日本人幾乎難以分別。行路形狀也是八字腳,這可能因長期居住日本,穿慣木屐所致,他生性沉默寡言,但授課卻十分認真,所編講義深入淺出,條理分明,能將中外古今圖案之共通點作詳細闡述及比較,很受學生歡迎。他的素描根基相當穩固,想他當年學習時,一定下過苦工,故能在圖案的變化意匠方面,不但表現美觀,而且不失實物的特徵形態。從八一三滬戰發生之後,即不知去向。……著作有『圖案概論』,對雕刻羅丹頗有研究。」[25]
- 撰寫《台灣出土人物誌》的謝里法曾聽到一則傳聞,內容是:王白淵在華期間曾經擔任過江青(當時在上海當演員)的日語教師。
- 王白淵的感情之路相當坎坷,與第一任妻子陳草,因為教育程度與觀念思想的差異過大而離婚;與第二任妻子久保田ヨミ,因為赴華從事反殖民運動而離婚;到大陸以後,王白淵與一位四川籍女子結婚,但是在813事變以後,王白淵某天帶着懷有身孕的妻子到上海法國領事館避難時,遭到日本憲兵逮捕,被強行押解回台,入獄服刑,從此與那位妻子音訊中絕。[26]
遣台以後
- 坐牢期間,製造出一副漆畫屏風,曾在「囚人作品展示會」上展出。[27]謝里法在《台灣出土人物誌》裏描述的更詳細,並且提到一件趣事,寫道:「坐牢六年的王白淵,囹圄生活中最大的收獲莫過於手工藝產生濃厚興趣,學會了蒔繪(日語,即漆器上的泥金畫)技法的手藝,作品曾在『囚人作品展售會』中展覽出來。出獄後,得知當年美術學校老同學顏水龍正努力推展美術工藝;即利用臺灣本土特產的材料配合現代生活的需求,製造實用性及裝飾性的工藝品,便躍躍欲試,以半專家的身份找顏水龍合作。那時臺北車站近傍有家旅社是他們一位朋友開的,每回顏水龍北上,就相約在旅社客廳商討手工藝推展的事,連續談過幾回後顏水龍煩了,氣話也說了出來:「你只知道談,若是和你一起作事,我會被你活活氣死!」[28]
- 1943年出獄沒多久的王白淵,針對第六屆府展(在台北公會堂舉辦)的畫作,撰寫〈府展雜感〉一文,文筆相當犀利,不論是日人還是台人畫家,都毫不留情評論其作品的優缺點。王白淵舉出康德、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等人,說明偉大藝術家應該具有的條件,以這為基礎去檢視畫展作者的表現,批評台灣畫家普遍沒有哲學、欠缺個性,作品無法激發觀眾的喜悅,流於膚淺、貧乏等問題。 [29]
戰後 / 國民政府遷台
- 由於王白淵年輕時代與謝春木有相當深厚的交情,因此日本投降不久,就有許多台灣人來找王白淵,希望透過他接觸可能回台擔任官員(有說:謝春木可能當民政處長或是警務處長)的謝春木,弄的王白淵「神經衰弱」(王白淵‧語)。 [30]
- 在《政經報》與《台灣評論》被陳儀政府下令停刊以後,王白淵與蘇新結合一批左翼青年,在1946年10月15日創辦《自由報》。這份刊物持續出刊到1947年2月,因二二八事件而停刊。[31]
- 王白淵有一段時間常與巫永福碰面,二人常談論台灣新詩與美術的問題。[32]
- 戰後初期,王白淵曾任《新生報》編輯部主任,並且成為「台灣文化協進會」的十六名理事之一,兼任教育、服務主任,積極參與協進會活動。然而,離開報界以後,王白淵頻繁轉換職業,曾先後在鋁版廠、紅十字會、電器公會、手工藝中心等任職,也在大同工學院、中國文化學院(是「中國文化大學」的前身)、實踐家專等校當兼任講師。除了職業不穩定,王白淵也遭到國民政府的壓迫,坐牢三次。 [33]頭一次是被228事件牽連,第二次因台共蔡孝乾案被牽連。家裏不時有情治人員監視、造訪。[34]
- 楊逵曾向他人提到:戰後,他入獄見到吳新榮,吳新榮一見面就告訴他說:「你終於來了,王白淵每天惦念着你,總是問楊逵怎麼還沒有來!」由於王白淵比楊逵早幾個禮拜被捕,已經移往他處,所以王白淵與楊逵到頭來還是碰不了面。[35]
- 1959年正統國畫論爭爆發,台灣日治時期從事東洋畫(也有作「日本畫」)的畫家,個人成就與作品價值備受批評,王白淵發表〈對國畫派系之爭有感〉一文,就「東洋畫(日本畫)是繼承中國國畫北宗發展而來」的歷史事實,為台灣東洋畫的存在價值辯護,可惜沒有成功。[36] 當局與體制的應合者到頭還是運用政治力,強行將台灣的東洋畫排除在省展與正統的國畫之外。
- 王白淵「常能在街頭雜沓的群眾中,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是情治人員,那些人是有關單位佈建的線民,他都能猜得八九不離十。」[37]
- 王白淵的夫人倪雲娥曾向他人說道:「白淵生平愛聽古典音樂,愛哼幾首台灣歌謠,愛打網球和乒乓球,古詩雖不大懂,卻偏偏愛吟古詩,但是,他最喜愛的卻是女人。」此外,王昶雄也提到,王白淵常常引用泰戈爾的詩句:「女子呀!你用妳的珠淚包繞着世界的心,正如海洋包繞了大地一樣!」[37]
- 1965年10月3日晚間9點50分,王白淵因腎結石引發尿毒症病逝。在他出殯的前一天(10月8日)晚上,王白淵生前的好友聚集在殯儀館大廳,由王昶雄主持,每人講述王白淵生前事蹟,據說以吳坤煌、張文環所講的事跡--東京「福爾摩沙」時代的軼事最精彩動人。由於王白淵生平最愛唱日本歌星古賀政男的「慕影」與電影「白色富士嶺」的插曲,因此在告別會播放這兩首曲子,當做最後的送別曲。 [38]
他人評價
日本當局
- 王白淵在台灣總督府及日本當局的眼裏,似乎風評不佳。王白淵作為台灣總督府選派的留日學生,因思想問題無法返台任教。對日警來說,王白淵似乎是一個不安份的台灣人。留日期間,與一些日、台左翼人士,甚至共產黨員來往,曾經提供資金給林兌、吳坤煌這些從事左翼運動者;也提倡並且籌組「東京台灣人文化同好會」,試圖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方式,讓一些台共、日共成員混在裏面,悄悄與台灣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日本赤色救援會,以及日本與朝鮮左翼團體互通聲息,建立聯合陣線,反帝反封建。
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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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族與朋友
- 王白淵告別式上的弔聯為「抗暴圖強孤島長留典範,披荊斬刺文壇痛失先驅」。
- 王白淵女兒王慧孌的哀悼詩:「爸爸!您長眠於此,土地冰冷石塊清涼,您的靈魂棲於我心,光芒照耀溫暖芬芳,荊棘的道路您已走盡,但您的意志永存世上!」[40]
- 王昶雄的評語:王白淵遺下的是無法排遣的孤憤與純潔書生的本色。 [41]
- 文友在告別式上的評語:[42]
- 李石樵的評語:「他的仙歸,可說是美術界失掉了一個暗夜的明星了。」
- 王詩琅的評語:「白淵兄雖然不是一位出名畫家,但是他的美術批評是到家,是很有權威的,一方面他會做人,這個精神動力,自然而然成為藝術界,尤其美術界的誌標了。」
- 吳濁流的評語:「白淵兄和藹待人,誠懇地幫人家的忙,都是出於他秉性的流露,可說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到了要死了的臨終瞬間,還自信他不會死,精神可嘉而且尚抱着一個樂觀的希望,才沒有覺悟完了。」
- 吳坤煌的評語:「白淵兄你最關懷我,如我慈母似的你最幫我的忙,如我手足似的,但我處處對不起你,幾次由我牽連到你,使你受了災難,雖然苦悶是時代的潮流,幸乎!不幸乎?但留下來的我們,還要擔這個重荷,只渴望你,你偉大的英靈照亮我們,讓同樣軟弱的我們,手握手的力量負起這個扁擔,一步一步再一步,在所走的路途上,有一縷光明。」
- 陳逸松的評語:「他做人平和,對生死不在乎,對於富貴更不足道,對人生可謂達觀。……雖然白淵兄是一介軟弱書生,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台灣的壓迫,他是絕對不屈服,不屈不撓地抵抗過來的,始終一貫保持了民族精神,祈求和平與平等。」
- 李超然的評語:「白淵兄的民族意識很深,同時也是台灣文化界出群的美術評論家。就如台陽展、省展,每次都經過他評判而有進步。所以他對台灣美術界的貢獻,是不可埋沒的偉大工作者,可說是台灣美術界的指導力量。」
- 廖漢臣的評語:「他臨終尚想不會死,有這個自信一定還有一個打算。他的抗暴精神,不屈不撓的勇氣,有如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 張維賢的評語:「古井兄與白淵兄雖是對於藝術同一型的人物,可說是嚴格說起來,一個是真正的不懂藝術而關心藝術,而很照顧藝術家,幫了不少人。一個是真正懂藝術,如原子力量發散其能力,影響藝術後進。白淵兄是屬於這型態的好人,他會做人,也注重做人,才夠指導人。」
- 郭水潭的評語:「他真會做人,愛幫朋友忙,我如今失去一個關心我們的至友,實在太寂寞。誰有勇氣像他始終一貫關懷朋友,幫朋友的忙?」
- 龍瑛宗曾在一篇文章評論王白淵,寫道:「王白淵為人天真爛漫,且是個大好人,熱忱幫助友人,他滿腦子裏理想主義,一生嚮往為爭取自由主義而奪鬥的匈牙利詩人斐多費,也許這是他的生命歷程和環境使然。」
後世台灣學者
- 宋冬陽(本名:陳芳明)將三位日治時期詩人--楊華、賴和與王白淵的詩風,作個比較,認為「他們都是政治運動的介入者,他們的作品足以代表當年新詩起步時的挫折、昂揚和成就。他們三人曾坐過日本人的監,他們對臺灣政治運動都有一定的貢獻;然而,他們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卻具不同的面貌。楊華的詩,陰沉而消極;賴和的詩,熱情而飛躍;王白淵的詩,外柔而內剛。其中以王白淵的詩,最能表現新詩草創期的成就。……(略)……在評估臺灣新詩草創期的作品時,王白淵的詩是不能輕易放過的。他在處理詩的主題時,並沒有像楊華或同時代的詩人那樣透明,他對文字的運用,也沒有像賴和那樣粗枝大葉。在短短的期間內,臺灣就能塑造出如此傑出的詩人,足證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社會所蘊藏的文學創造力是非常旺盛的。」[43]除了語言風格,修辭技巧方面,陳芳明相當推崇王白淵,他說:「王白淵利用暗喻,利用高度迂廻的手法,把一顆謙虛的心和人間廣大的情思貫穿起來,使我們看到詩人的想法不再是他個人的,而是屬於群眾的。他的詩,放在一個平常的社會可能不具特別的意義:然而,把這樣精緻的作品置於殖民地社會裏,就不能不產生豐富的象徵意義。」[44]
- 謝里法在《台灣出土人物》一書,將王白淵定位為「抗日英雄」及「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對於王白淵的新詩創作與詩集出版,謝里法給予相當高度的肯定,在《台灣出土文人物誌》這樣寫道:「繼追風(按:謝春木)之後,與王白淵在同時期裏從事新詩創作的,約有張我軍、賴和、楊雲萍、施文杞、江肖梅、楊守愚,朱點人、楊華、郭水潭和吳新榮等人,而出版過詩集的,大概只有張我軍的「亂都之戀」(1925年)、陳奇雲的「熱流」(1931年)和王白淵的「荊棘之道」,據說「荊棘之道」曾受到日本左翼詩壇的高度評價,卻不知詳情如何。若稱王白淵是臺灣初期新詩壇上代表作家之一,這大概沒有人會有異議才對!」[45]對於王白淵不同的人生階段,謝里法的結論是:「回顧王白淵短暫六十三年的一生,有兩個階段是他生命的高潮,也是此生中最燦爛的時期:第一階段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與吳坤煌、張文環等在東京從事『台灣人文化圈』(按:也有翻作『台灣人文化同好會』)及『台灣藝術研究會』活動,正是他三十歲前後,「天真爛漫」的理想在他身上閃閃散發光芒的時候。此時的他,充分展現著「革命詩人王白淵」的形象;另一個階段是,一九四四年出獄之後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再度入獄,也就是從他走出日本人的牢到走進中國人的牢這三年間的壯年期,他以『台灣文化協進會』幹部而投身於文化重建與交流的工作,為推展民主主義的文化而獻身,他給人的形象以尖銳的批判為改革社會而奮鬥的評論家王白淵。這兩個階段,一個在他三十歲的時代;一個在四十歲的時代,兩者加起來至多才只有五年時間。其餘的歲月裏,他先是『明鏡一般清澄的心』(謝春木語)的師範生和美術學生;接着於一九三三年之後,他回到心目中嚮往的祖國,服務於報社和美術教學;再則是監牢的生活奪去了他寶貴的青年期;一九四七年以後,他埋身在史料與文獻裏,是當世的一部活字典。」[46]
- 顏娟英認為謝里法所給予的「抗日英雄」及「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對王白淵而言並不適合,她認為,王白淵是個主張藝術超越國籍,注重世界性、普遍性的人。[47]不過對於王白淵在一九五○年的政治立場,以及他在〈台灣美術運動史〉從抗日角度來論台陽美展與台灣的現代畫,顏娟英有同情也有批判。同情之處在於,顏娟英認為:王白淵之所以「一廂情願地從反日民族意識的角度來討論民間美術團體」,除了個人的思想因素,時代因素也很重要;因為王白淵擔心當權的大陸來台政治團體無法接受台灣的美術家,於是,他一再強調台灣美術界的民族主義,尤其是舉辦台陽美展所發揮的民族主義精神。批判之處在於,顏娟英指出:「日據時期的藝術家大多屬於社會上曾受過良好教育的一小群人,都不曾為民族主義運動上過街頭。總之,在此台灣的民族政治勢力團體未完全成形的階段,要想討論台陽美展或任何台灣的現代畫如何具體地『發揮中華民族的特質』或『抵抗日人的歧視壓迫』無異是五○年代的政治謊言。」[48]此外,對於王白淵的台灣美術研究,顏娟英認為,還有兩點需要檢討。第一,顧慮後代的政治禁忌或信仰,以這樣的心態去解釋台灣日治時期的美術發展。第二,王白淵的研究整理過度依賴文獻資料,忽略具體的美術作品。[49]
- 翻譯並編輯王白淵作品的陳才崑認為,王白淵的孤獨觀或精神,「大大迥異於台灣人普遍具有的『大頭病』和淺薄的實用取向,居此台灣的現代化必須由『量的擴充』轉化為『質的提昇』的今天,是需要大大提倡的。理由無他,唯具真誠的孤獨精神者能開風氣之先,登臨人所未竟之聖域。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學術文化上培養出獨創性的人才,和人一爭長短。」[50]
- 羅秀芝將王白淵定位為「台灣文化地圖上的一顆座標星」,認為「這張文化地圖必然永遠是『未完成的』,而且是『永遠的進行式』,隨時有補充、修改與刪除的必要……而王白淵這顆座標星,也可能因不同執筆者畫出的不同的參考座標,而勾勒出截然不同的圖形。」。[51]對於王白淵的藝術評論與美術史文章,羅秀芝認為,王白淵「面臨殖民歷史的侷限,甚至,還擺脫不了漢民族歷史觀和近代藝術觀的框架」,所「奮力呈現出來的台灣美術史,究竟還是有點面目糊模」。[52]其藝術史觀因含有兩種不太相容的意識形態--超越國族的左翼文藝理念、強調血緣祖國原鄉的民族主義--顯得矛盾難解。此外,羅秀芝也檢視王白淵個人的藝術品味,發現:王白淵受到公學校與東京美術學校的美術教育影響很深,「所遵的美學標準還是非常學院派的,重視線條、色彩、構圖、畫面的協調與統一等等基本的繪畫技巧的表現」,以此為原則來鑑賞個別畫家及個別作品。其次,她在《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一書舉例論證,得出「王白淵在許多地方也採用了日本美學的審美標準來評判」這個結論。檢視王白淵的藝術評論與美術史的史觀與思想以後,她認為,王白淵還沒有形成一套具體、完整、系統化的個人藝術理論體系,能夠確定的是,「台灣」這塊土地是王白淵建構個人藝術思考體系最重要的基準點。[53]
- 王福東在《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進畫論‧五部曲》一書當中,所收錄〈荊棘之道,王白淵〉的文章中說「王白淵不僅是位詩人、作家、畫家,更是臺灣美術史上藝評第一人」。[54]該文說「1947年王白淵因二二八事件,經歷了一連串殘酷的打擊,一直到他晚年才開始着手積極整理文獻工作」。[55]「有一段時間,王白淵經常與巫永福碰面,兩人常深談論及臺灣新詩與美術發展的議題。戰後初期,王白淵曾任《新生報》編輯部主任,並成為『臺灣文化協進會』十六名理事之一,兼任教育、服務主任並積極參與協進會活動,此一時期王白淵經常對美術展覽會撰寫評論文章。[56]1965年10月3日,王白淵因腎結石引發尿毒症病逝,年僅63歲。王白淵的追思會是由〈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作者王昶雄主持,王白淵的夫人倪雲娥在追思會說道:「……白淵生平最喜愛的是女人…。」[56] 致詞時王昶雄特別提到王白淵曾引用泰戈爾的詩句:「女人啊!妳用妳的珠淚包繞着世界的心,正如海洋包繞了大地一樣!」王福東在〈荊棘之道,王白淵〉文章的結尾說「原來!作為臺灣美術藝評第一人的王白淵,一如他最喜歡的女人一樣,也是以:『珠淚包繞着世界的心』愛他所愛的藝術,『正如海洋包繞了大地一樣!』」[57]
作品出版、刊載情況
其作品寫作、發表情況,請參見「王白淵文藝作品列表」。使用「台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查詢,目前為止(2014/9/15),王白淵作品的出版情況:
- 《蕀の道》,日本盛岡市久保莊,1931年(昭和6年)初版,台灣大學圖書館有收藏該書。
- 1981年羊子喬與陳千武選錄九首王白淵的日文詩:「未完的畫像」、「地鼠」、「蓮花」、「水邊吟」、「零」、「風」、「給春天」、「詩人」、「島上的少女」,將之翻譯成中文,然後收進「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第九冊「亂都之戀」(書名)裏。
- 陳才崑/中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上)(下),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除了『荊棘之道』的詩文,該書也收錄了王白淵幾篇重要的政治、戲劇及美術評論。
- 王白淵的日文新詩〈地鼠〉、〈向日葵〉,其中譯文本收錄在林瑞明主編《國民文選‧現代詩卷I》。[58]
- 王白淵《荊棘之道》部份詩作,收錄在《台灣詩集》裏,該書由日本綠蔭書房出版,2003年出版。
- 王白淵的日文新詩〈未完的畫像〉、〈鼴鼠〉,由陳千武翻譯成中文,收錄在陳明台主編的《陳千武譯詩選集》。[59]
- 莫渝/編輯、翻譯,《王白淵荊棘之道》,晨星出版,2008年。
- 出獄以後至日本戰敗投降這段期間,王白淵所作的日文詩〈怨恨深矣的阿圖島守衛〉、〈澳洲與印度〉、〈太平洋的暴風〉、〈新加坡如此滅亡〉。目前已知,學者柳書琴將這幾首詩翻譯成中文,呈現在專書《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之內。
參見
- 與王白淵同屆的台北師範生,已知的有:謝春木(政治家)、郭柏川(畫家)、林煇焜(小說家)、朱昭陽(教育家)、謝東閔(政治家)等人。
- 對王白淵思想有深刻影響,而且交情不錯的人士,有:謝春木等人。
- 對其思想有深刻影響的當時名人,有:甘地、泰戈爾、孫中山等人。
- 留日期間組織的社團:台灣人文化同好會、台灣藝術研究會(機關雜誌:福爾摩沙 (雜誌))等社團。
- 戰後參與的社團:台灣文化協進會(機關雜誌:台灣文化(雜誌))。
- 曾經以下的機關工作:台灣日日新報(1945年前)、台灣文化協進會的「台灣文化(雜誌))」編輯與主要撰稿人、李純青《台灣評論》當主編、《台灣新生報》編輯主任、蔡培火的紅十字會等。
參考文獻
- ^ 1.0 1.1 引用郭啟傳在《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王白淵」詞條內容,在該書的頁24-頁25。
- ^ 吳密察/監修,《台灣史小事典》,台北:遠流出版社,第145頁。
-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3。
- ^ 陳才崑/撰,〈王白淵生平‧著作簡表〉,《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18。
-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3~256。
-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4~255。
-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8~259。
-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62。王白淵的回憶錄有錯誤,他將人名記錯,把「工藤直太郎」記成「工藤好美」,勘誤的部分與過程,請見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52。底下的註53。
-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6。
- ^ 王白淵同學同班渡邊美津丸提及此事。訊息來源:小川英子與板谷榮城/著,〈盛岡時代の王白淵について〉,頁16。
- ^ 小川英子與板谷榮城/著,〈盛岡時代の王白淵について〉,頁16。
- ^ 該文的原名應該是「魂的故鄉」,原作於1963年8月29日,後來發表在《女子師範校友會誌》第6號(1928年12月5日),日人學者板谷榮城考證,訊息來源: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68,底下的註93。
-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65。
- ^ 巫永福/著,〈緬懷王白淵〉,《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90~393。
- ^ 陳才崑/著,〈『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導讀〉,《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上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導讀後面的註釋(4)。
- ^ 陳才崑/著,〈『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導讀〉,《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上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導讀後面的註釋(3)。
- ^ 王白淵在盛岡任教的事跡,不少是由日人學者板谷榮城發掘整理;而板谷榮城的研究成果,編者是從柳書琴所著的《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得知。
- ^ 以上說法是日人學者板谷榮城的訪談與調查成果,他曾針對女子師範學校日誌、校友會誌、當地人士及王白淵任教期間的學生,進行詳細的調查及訪談。
-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73。
- ^ 巫永福/著,〈緬懷王白淵〉,《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88~389。
- ^ 巫永福/著,〈緬懷王白淵〉,《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89。
-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96。
- ^ 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61。
- ^ 這篇文章刊載在《福爾摩沙》第2期。編者打的內容,是另一名日治作家龍瑛宗翻譯的版本。這則資訊的出處: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49。
- ^ 謝里法/著,《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1988年以前的版本,頁162。
- ^ 從柳書琴著的《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一書中引用,頁131。
- ^ 陳才崑/撰,〈王白淵生平‧著作簡表〉,《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25。
- ^ 這則小故事是顏水龍告訴謝里法的。詳見謝里法/著,《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64~165
- ^ 陳才崑/著,〈一尊未完成的畫像〉,《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09。
-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5。
-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17。
- ^ 巫永福/著,〈緬懷王白淵〉,《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5。
-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98。
- ^ 陳才崑/撰,〈王白淵生平‧著作簡表〉,《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32。
- ^ 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80。
-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21。
- ^ 37.0 37.1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99。
- ^ 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86~187。
- ^ 編者是國民政府治下的人民,不願成為王白淵第二,所以懇請中國、日本、朝鮮、海外人士協助編輯這個部份。
-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02。
-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03。
- ^ 巫永福/著,〈緬懷王白淵〉,《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86~393。
- ^ 陳芳明/著,〈日據時期臺灣新詩遺產的重估〉,刊載在1983年7月號《台灣文藝》。
- ^ 陳芳明/著,〈日據時期臺灣新詩遺產的重估〉,《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頁159。
- ^ 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49。
- ^ 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87。
- ^ 陳才崑/著,〈一尊未完成的畫像〉,《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09~410。
- ^ 顏娟英/著,〈日據時代台灣美術研究之回顧〉,《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國立台灣大學,1989年8月研討會論文,1992年結集出版。),頁1515。
-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8~19。
- ^ 陳才崑/著,〈一尊未完成的畫像〉,《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10。
-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9。
-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30~142。
-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60~166。
- ^ 王福東/著,《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進畫論‧五部曲》(文學臺灣基金會策劃,春暉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頁22。
- ^ 王福東/著,《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進畫論‧五部曲》(文學臺灣基金會策劃,春暉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頁26。
- ^ 56.0 56.1 王福東/著,《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進畫論‧五部曲》(文學臺灣基金會策劃,春暉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頁27。
- ^ 王福東/著,《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進畫論‧五部曲》(文學臺灣基金會策劃,春暉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頁28。
- ^ 林瑞明/主編,《國民文選‧現代詩卷I》,台北市:玉山社,2005年。
- ^ 陳明台主編,《陳千武譯詩選集》,台中市文化局,2003年8月初版。
外部連結
- 【文學散步道】走過荊棘的詩人-王白淵。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王白淵 - 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國家圖書館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學知識平台>小事典>6月,日文世代作家詩人王白淵於日本出版日文詩集《棘の道》
- 王白淵_百度百科
- 憂鬱的藝評詩人王白淵@ 彩虹石頭的天空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龍瑛宗隨筆>張文環與王白淵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二水詩人王白淵的一生-賴和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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