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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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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名是中國先秦時期君主以及貴族和平民曾採用過的一種命名方式,以「天干」作為結尾,在死後則成為他們的廟號。日名制盛行於兩代和西周前期,西周中期禮制改革以後逐漸被「諡號」所取代,但一直到戰國時期的南方地區仍有殘留。

上古時期相傳天上有十個太陽輪流出現,分別用十天干加以代稱,故將這種以天干結尾的稱號統稱為「日名」。夏朝君主太康」、「仲康」、「少康」實質上是「太庚」、「仲庚」和「少庚」的流變[1],這就是一種日名,商王和王后的世系名稱均屬於日名,例如商湯的日名為「天乙(大乙)」、婦井的日名為「妣戊」(對應於司母戊鼎)、婦好的日名為「妣辛」。商朝國君從先商時期的「上甲微」開始使用日名,且相鄰國君的天干一律不同。日名制經殷人的發展,在商文化達到頂峰的晚商時期成為一種社會文化和禮俗文化,並普遍存在於商晚期金文中,此時的金文記載部分貴族和平民也同樣使用日名(但相鄰世系的天干可以相同),並以此作為祭祀時的依據。日名制最終影響了同時期的各個族群,自武丁以來殷墟中的非子姓族群也開始大量使用日名。[2][3][4]

商代日名制的命名方式在學術界尚無定論,東漢以來的學者如班固鄭玄等人認為是由商王的生日決定,但此說已被學術界否定,除此之外有死日說、廟主說、祭名說、祭次序說、選日說(可用占卜輔助)、生前政治勢力分組說、五族說(皇、帝、夏、殷、商)。張光直張富祥等人認為在商代氏族民主制框架下,商王族成員按母親所在族群依據十天干劃分為十個祭儀群,這十個祭儀群是政治單位且可以相互通婚,商王的繼位需要由氏族會議提名,王位不得在同一祭儀群中相傳,君主繼位後要由王族/貴族會議輔政,A組領袖為王,B組領袖則為其副手,因此相鄰商王的天干名一律不同(而不像貴族和平民可以長期用同一天干),商王的天干名取決於母親所在族群(受母權制遺留影響)。[2][3][5]晁福林等人則指出,甲骨文中所見商王大多活着遜位傳給下一任(不論是傳給族兄弟還是兒子),而並非終身制,同時也會選舉一位賢臣與商王共同執政,這與張光直假定氏族會議使商王在不同天干群中輪流執政相吻合。[6]商王的日名前冠以「大」 、「中」 、「小」 、「祖」、「帝」字,例如「大甲」、「中丁」、「小辛」、「祖甲」、「帝乙」,用於表示商王的輩分,同輩中最年長者稱「大」, 其次稱「中」, 「中」 以下皆稱「小」,三代以上稱為「祖」,對父親則稱為「帝」;商王名號中凡是帶有「中」、「小」者則必定尚有兄長在世,只是對方已經退位,或因兄長不堪大任,或因兄長年老而退休,總之都出于氏族會議推舉;冠以「外」字,如「外丙」、「外壬」,表示商王是族外婚的後代;冠以「文」、「武」、「康」字,例如「武丁」、「康丁」、「文丁(文武丁)」、「文武帝乙」,是後世諡號制度的雛形,是對商王的美稱,例如「文武丁」的本義即是「(相當於是)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武丁[7];天干名前冠以別稱,例如「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南庚」、「陽甲」、「盤庚」、「廩辛」,用於表示君主繼位前的封地名稱。[8][2][3]

20世紀以來部分學者曾認為日名和族徽是東方國族的特有習俗,僅局限於夏商兩代,在西周以後周人和西土民族一律不再使用日名,但此說逐漸被考古證據所質疑。先周時期周人是否已學習到日名尚有待考證,但在西周滅商以後,周人作為後進性民族[9],同樣普遍仿用了商人和東夷的日名制[10][11][4]。姬姓的應國西周墓地M229出土的銘文「應事作父乙寶」和M8出土的《應公鼎》銘文記載周武王的日名為丁,《禽鼎》銘文記載周公的日名為辛,例如周穆王的統帥伯雍父、周公後人蔣氏、畿內姬姓貴族榮氏、燕國曾國姬姓貴族均使用日名,《史記·齊世家》所記前四世齊侯亦使用日名「太公、丁公、乙公、癸公」。[12][13][4]在西周前期,日名並沒有減少的趨勢,在周人又吸收了商人和東夷的腰坑殉狗和葬式等的情況下[12][13][14][15][16][17][18],難以先入為主將眾多使用日名的墓主強行歸納為殷遺民或東夷土著[4]族徽則是與日名相關聯的另一習俗,有學者提出「足跡形」族徽與周人始祖傳說吻合,日名和族徽都很難說是商人或東夷發明的文化,而更可能是新石器時代晚期類似圖騰和刻畫圖畫的延續,西周姬姓貴族在尚未得到賜地之時會延續族氏制度使用族徽[4]。西周中期禮制改革以後,隨着諡號的出現以及宗法分封制的趨於完善,日名和族徽逐漸淡出。[8][4]但是直到戰國時期長江流域地區仍然有使用日名的現象,例如曾侯乙墓曾侯丙墓

參考文獻

  1. ^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以天干為名,不始於商,夏世諸王已用此制,《夏本紀》的大康、中康、少康(康即庚)、孔甲、履癸以及《太平御覽》八十二引《紀年》『帝厪一名胤甲』,都以天干為名」, 科學出版社, 1956.
  2. ^ 2.0 2.1 2.2 張富祥. 商王名號與上古日名制研究[J]. 歷史研究, 2005(2):25.
  3. ^ 3.0 3.1 3.2 張富祥. 商王名號與日名制[J]. 文史知識, 2006(5):10.
  4. ^ 4.0 4.1 4.2 4.3 4.4 4.5 曹斌. 恭懿之際西周國家的轉型[J].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17, 31(3):9.
  5. ^ 張光直. 《商文明》[J]. 博覽群書, 2019(5):1.
  6. ^ 晁福林. 夏商西周社會史[M].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7. ^ 徐正英. 甲骨刻辭中的文藝思想因素[J]. 甘肅社會科學, 2003(02):34-39. 殷商甲骨刻辭中的文藝思想因素考論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8. ^ 8.0 8.1 姜復寧, 田澤人. 應區分日名制與諡法制度——與杜元元同志商榷[J]. 齊魯師範學院學報, 2018, 33(3):7.
  9. ^ 張詒三. 《論語》"先進於禮樂"章索解[J]. 齊魯學刊, 2019(4):9.
  10. ^ 劉源. 讀金短札:伯雍父是殷人還是周人[J]. 出土文獻, 2013(1):6.
  11. ^ 劉源. 周承殷制的新證據及其啟示[J]. 歷史研究, 2016(2):16.
  12. ^ 12.0 12.1 田醒農, 雒忠如. 西周鎬京附近部分墓葬發掘簡報[J]. 文物, 1986(1):37.
  13. ^ 13.0 13.1 王恩田. 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J]. 江漢考古, 2014(3):5.
  14. ^ 王志友. 商周時期的腰坑葬俗[J]. 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20(6):6.
  15. ^ 孔令敏. 西周時期周人使用腰坑情況研究[D]. 遼寧師範大學.
  16. ^ 曾寶棟, 楊楊. 淺談商周時期墓葬中腰坑的功能和意義[J]. 殷都學刊, 2017, 38(3):6.
  17. ^ 羅泰《宗子維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COTSEN考古研究所,2006年
  18. ^ 晋国: 综述——山西倗伯霸伯墓与河南淅川楚墓新解系列. [2022-01-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