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顧誠)
《南明史》是中國歷史學家顧誠的代表作之一，1997年付梓。
內容
《南明史》全書記載自崇禎十七年（1644年）大順軍陷北京至康熙三年（1664年）夔東十三家進攻重慶之役最後敗亡為止的南明史蹟。南明史一書有諸多創新見解，例如歷史界普遍認定李自成入北京後即迅速腐敗的說法，顧誠以為「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因驕致敗，是指他們目光淺短，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淫逸。」他還認為歷史上沒有李岩這個人。被史家稱譽的史可法卻被顧誠貶低，顧誠認為史可法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經營一年有餘的揚州城，清軍只用了一天時間即告佔領[註 1]。清軍入關後由於一連串的暴政，如圈地令、投充法，使得漢人大力反彈，也使得大順軍、大西軍、南明政權三方面合作，共同抵制清軍，使南明再能延續二十年的政權。本書提到了錢謙益、李之椿、顧炎武、張名振、張煌言等人的復明行動。南明史一書亦證實，南明並非反攻無望，李定國在張獻忠死後隨孫可望佔據雲南，多次重挫清軍，並取得靖州大捷、桂林大捷、衡陽大捷，鄭成功部隊也先後取得江東橋大捷、崇武大捷、海澄大捷、泉州大捷、護國嶺大捷。李定國更主動策劃聯合鄭成功會師，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已死，第一代的大清戰將大部凋零，戰力大不如前，似有可為[註 2]。但南線的鄭成功私心自用，一再拖延會師廣東，造成李定國功虧一簣。北線的孫可望野心太大，企圖篡位，使得「此機一失，南明再無復興之望」。之後西南戰場的磨盤山血戰和東南戰場的廈門大捷只是南明軍隊的迴光返照了。
順治十一年（1654年）可謂「明清相爭關鍵的一年」，清兵入關時，生產方式原始落後，兵力非常有限，光靠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國，他們必須勾結漢族的地方士紳，坐收漁翁之利，中國近代最負盛名的山西晉商就是由此崛起，亦因清朝的滅亡而迅速沒落。至於南明失敗的主因是內部矛盾重重、勾心鬥角，嚴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評價
- 何齡修評價：「當然不是填補空白之作，但卻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為止所達到的最高水平」。[2]
- 顧誠的《南明史》全書約77萬字，建立在扎實史料之上，引用方志達237部，引用書目達579種，幾乎遍查南明義軍所至的每一州縣，註釋如天上繁星，可謂「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有時註釋甚至比本文還多。顧誠考證出《過江七事》不是陳貞慧而是姜曰廣的著作，提升了此書的史料價值。此書被譽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榮獲中國國家圖書獎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 李治亭則認為顧誠《南明史》的失誤在於，不加區別，繼續把孫可望、李定國降明後仍視為是一支獨立的農民軍政治勢力，仍稱他們為義軍，看作是「合作」、「結盟」的關係。李治亭又認為《南明史》對滿清全面否定，所謂康雍乾盛世純屬子虛烏有，是某些人「捧」出來的。並引孫文良《明朝興亡所系遼東之得失》，認為「明亡始於遼亡，遼亡影響明亡」。[3]
註釋
- ^ 顧誠批評：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史可法馭將無能由此可見。即以揚州戰役而言，史可法也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說他堅守揚州達十天之久，給清軍重大殺傷，也不符合事實。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寫的遺書中說：清軍於十八日進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多鐸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 ^ 書中舉例：豫親王多鐸病死於順治六年，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病死於順治七年，肅親王豪格在順治五年死於獄中，英親王阿濟格於順治八年被賜死，巽親王滿達海順治九年二月病死，衍禧郡王羅洛渾順治三年病死於軍中，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病死於順治九年三月，饒余郡王阿巴泰順治三年病死，其子端重親王博洛順治九年三月病死，多羅謙郡王瓦克達順治九年八月病死，敬謹親王尼堪於同年十一月陣亡于衡陽。僅存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自順治五年最後一次統兵出征湖廣以後，到八年就因年高處於半退休狀態，至十二年病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