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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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抗日戰爭時期的1944年6月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批准組織參觀陝甘寧邊區的21人記者團。

歷史

1943年11月初,美國《紐約時報》和英國《泰晤士報》、國家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福爾曼提出到延安採訪的申請,蔣介石批覆:「應從緩議。」1944年2月,岡瑟·斯坦因、愛金生 (B.Atkinson)、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等10位駐重慶的外國記者聯名信寫給蔣介石,要求去延安採訪,被以「國共兩黨的衝突是中國內部的事情,與外國人無關」為由拒絕。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表示「很願意看到一個觀察組被派到共產黨地區」,請蔣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1944年2月2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梁寒操在新聞會上宣布蔣介石「已准外記者赴延安參觀」。

其中的外籍記者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挑選的親政府或反對共產黨的記者:[1]

《新民報》主筆趙超構能去延安,因為其聽力很差,人稱「趙聾子」,平日也不愛活動,不是活躍分子。[4]

1944年5月17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乘DC3飛機從重慶飛寶雞,再換乘火車抵達採訪首站西安。在西安停留了4天,拜訪了胡宗南的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公署、陝西省主席祝紹周府邸、西安國民黨黨部和臨時人民參議會、西北青年勞動營。然後赴山西省吉縣克難坡採訪了閻錫山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公署。1944年5月31日渡過黃河進入陝甘寧邊區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到渡口迎接,行軍數天並經過南泥灣,6月9日抵達延安,住在南門外新市場南邊的邊區交際處新開的窯洞。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負責接待記者團,中辦主任楊尚昆兼任交際處主任。事先指示八字宗旨:「宣傳出去,爭取過來」。並向邊區交際處着重指出:「宣傳工作,要實事求是,介紹我們的成績,也要說明我們工作中有錯誤,有缺點,說明我們有克服錯誤、缺點的辦法,切不可虛張浮誇,更不可弄虛作假。」新華社電譯人員浦化人(即王養三)任翻譯組組長,負責簽發外國記者們采寫的新聞稿件。

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朱德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後面的會議室集體接見中外記者參觀團,連續談話三小時。謝爽秋提問「為着加強團結,中國共產黨希望與各方面的是什麼?」[5]晚餐後,毛澤東邀請記者們一起觀看《古城會》等戲劇。散場時已是夜裡23點。中外記者參觀團在延安前後活動長達1個月,在陝甘寧邊區訪問達43天。在延安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李富春、鄧發、聶榮臻、李鼎銘等接受了記者的多次採訪。《解放日報》社社長兼中央出版局局長博古在延安清涼山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副領隊鄧友德在會上問延安新華書店為什麼不賣國民黨正中書局出版的書。秦邦憲反問正中書局為什麼不賣解放社出版的書?並說:「你們正中書局不僅不賣解放社出版的書,連新華書店發給國民黨軍政機關、軍政要人的書刊,都被你們非法扣留了。」並拿出一疊西安郵局扣留印刷品通知單朗讀起來:某年某月某日,貴店寄往某地的郵件,被西安檢查機關扣留沒收。[6]

1944年9月,武道、福爾曼、愛潑斯坦、斯坦因、普金科在八路軍和翻譯的陪同下,自延安東渡黃河,來到了晉綏軍區。在旅途中遇到了正在前線參觀的美軍觀察組軍醫卡斯堡少校。當晚一同宿營在距離汾陽城僅20里的村莊。八路軍和游擊隊夜襲汾陽縣城。記者們和美軍卡斯堡少校登上距汾陽僅十餘里的山上,目擊八路軍燒毀了日軍控制的火車站、機場和一個火柴廠,拿下了城門外的一座碉堡,擊斃和俘虜了日偽軍,並繳獲了兩挺機關槍、70支步槍以及香煙、餅乾等戰利品。幾天後,記者們來到汾陽以北的婁煩鎮,又遇到八路軍包圍日軍據點。僵持許久,據點裡的300名日軍和百餘名偽軍拒不投降,於是,八路軍和游擊隊決定挖地道,爆破敵人的炮樓。愛潑斯坦在通訊中記錄了當時的情形:「我們在部隊掩護下到達距敵人炮樓僅300碼的地方。敵人發現我方在挖地道,就用步槍、機槍、迫擊炮和75毫米野戰炮開火射擊,我們趴在地上……第二天晚上我們在另一個村子裡宿營時聽到猛烈的爆炸聲,說明作戰已獲勝利。」10月2日,5位外國記者同卡斯堡少校一起離開晉綏解放區,返回延安。1944年10月下旬,5位外國記者返回重慶,結束了他們5個月的延安之行。離開延安之前,毛澤東來到交際處同他們話別,並送給他們每人一幅毛澤東的簽名畫像。

回重慶後,趙超構撰寫、1945年出版了十餘萬字的《延安一月》;斯坦因著《紅色中國的挑戰》[7],福爾曼出版了《紅色中國的報道》[8],武道寫了《我從陝北回來》(I came from North China),發表在重慶《大美晚報》上,愛潑斯坦撰有《中國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等著作。反對共產黨的《中央日報張文伯寫了《陝北歸來答客問》,《商務日報金東平寫了《延安見聞錄》。[9]在這場中外記者訪問延安的輿論宣傳鬥爭中,謝爽秋隨時提前向中共黨組織反映記者團的參觀動向及國民黨的反共宣傳言論和措施,使中共在這場鬥爭中,能夠應付自如。[10]毛澤東曾評價《延安一月》,「能在重慶這個地方發表這樣的文章,作者的膽識是可貴的。」周恩來把趙超構的這一系列文章比喻為中國記者的《西行漫記》,號召中共新聞工作者向趙超構學習。[11]

參考文獻

  1. ^ 黃格林:「 抗戰後期國際宣傳處與美國駐華記者關係的破裂及其原因探析」,《新聞春秋》,2016年第2期,第62-70頁
  2. ^ 王光榮:「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延安行」,延安政協延安文史《光輝歲月》 [失效連結]
  3. ^ 中統局秘書(相當於局長助理)張國棟之子 萬東:「中統局參與組建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鐘山風雨》2012年第三期。
  4. ^ 北京日報記者 楊麗娟:「北行漫記——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延安之行」,來源:北晚在線,2021-6-29
  5. ^ 「毛澤東接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致辭、問題與答覆」,發表於《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6. ^ 《新華史話(一)、在延安的十年(1937—1947)》,來源:中國新華書店協會網站
  7. ^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Da Capo Press, 1945, 490 pages (ISBN 0306707365)
  8. ^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1945
  9. ^ 吳志娟:「一九四四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與國共輿論宣傳戰」,《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23-35頁。
  10. ^ 吳志娟:《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與輿論宣傳戰》,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年
  11. ^ 王國平:「百名青年編輯記者延安行——尋新聞的根找新聞的源」,《光明日報》,2009年7月1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