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字母效應

典範條目
本頁使用了標題或全文手工轉換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姓名字母效應指人類偏好各自姓名包含的字母。無論是為所有字母打分，還是從兩個字母中選出更喜歡的一個，亦或選出最喜歡的多個字母，受訪者的答案都表明人普遍最喜歡姓名包含的字母。更重要的是，實驗參與人員沒有意識到所選字母源於各自姓名。

比利時心理學家約瑟夫·納丁1985年發現姓名字母效應，他的實驗隨後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重複數十次，受訪目標至少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使用的字母表也有四種。結果表明效應不受年齡與性別限制，人改名多年後往往同時偏好原名和現名字母。首字母效果最明顯，即使排除首字母，人也會偏好其他姓名字母。

人普遍認同自我，姓名直接關係自我，因此人偏好姓名字母，這些字母在其他各種辭彙出現也不影響結果。缺乏自愛、自尊的人往往不受姓名字母效應影響。科學家還發現效果類似的生日數字效應，人往往更喜歡生日包含的數字。多看效應、早期掌握等用於解釋姓名字母效應的理論已經排除。心理評估以姓名字母效應判斷內隱自尊。

證據表明姓名字母效應影響現實生活決策。偏好與姓名首字母相同品牌的實驗人群比例特別高，大型慈善捐贈數據庫分析結果表明，發生熱帶氣旋災害後，姓名首字母與風暴名稱首字母相同人群捐助救災的特別多。例如颶風卡特里娜過後，凱特、凱文等姓名首字母為「K」的捐助人士很多。科學家繼續研究姓名字母效應對居所、婚姻、職業等重大生活決策的影響，但手法和方向頗具爭議。

背景

1959年，研究員梅切里科夫與霍頓在品牌偏好研究期間率先從系統化角度了解字母偏好，兩人想找到人偏好的字母來製作包裝標籤[1]。後續研究要求實驗參與人員根據外觀喜好為大寫拉丁字母排序。結果表明實驗參與人員偏好的字母五花八門，沒有哪個字母排行特別高[2]，但經常用於姓氏首字母的排名明顯更高[3]。

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扎約克1968年發布成對字詞（如「開」與「關」）的偏好研究結果，絕大多數試驗表明人偏好最常用的詞[4]。扎約克還用無意義詞測試，發現喜好程度與以往聽到該詞的頻率成正比[5]，他認為這說明多看效應形成的刺激足以提升人類觀感[6]。

1977年左右，比利時實驗心理學家約瑟夫·納丁開車在路上觀察車牌，發現順眼車牌都有他姓名包含的字母[7]。他想知道普羅大眾是否也會偏向一定程度上與自身關聯的刺激，與扎約克的多看效應不同，這種偏向源於歸屬感[7][8]。

原始研究

納丁在天主教魯汶大學實驗室設計實驗，檢驗人更重視自身姓名包含字母的假說[7][8]。排除其他因素、特別是多看效應影響對實驗設計至關重要，如果姓名包含的字母本身出現頻率就很高，那麼多看效應同樣可以解釋人何以喜歡這些字母[8]。

實驗方法

前十一組共軛刺激結果
伊爾瑪·梅斯[注 1] 傑夫·雅各布斯[注 2]
A U A U
M D M D
T R T R
I G I G
V S V S
E N E N
A P A P
L M L M
H F H F
E I E I
J K J K

為排除多看效應干擾，納丁創造共軛控制法，以兩名實驗參與人員為一組，分別評估相同的測試字母，其中包括兩人的姓名字母及其他隨機字母。如此設計能排除多看效應影響，兩者差異可以視為是否偏好姓名字母的證據。[9]

以右表為例，伊爾瑪·梅斯與傑夫·雅各布斯均為假名。第一組刺激是字母「A」和「U」，「A」是「伊爾瑪」的尾字母，她的姓名均無字母「U」。下一組是「M」與「D」，「M」是「伊爾瑪」的倒數第二個字母，她的姓名沒有字母「D」。下方幾組刺激基本遵循上述規律，一邊是伊爾瑪姓名字母，另一邊是其他字母，只不過姓名字母不一定排在前面；最後三行是用傑夫·雅各布斯姓名字母與其他字母對照。實際測試表格沒有代表姓名字母的陰影效果，實驗參與人員需不假思索地從每組儘快勾選偏好字母，加粗代表選擇結果。[10]

38名荷蘭語地方小學女生參加首輪實驗，從兩列勾選偏好字母，結果顯示選擇自身姓名字母的比例特別高[11]。第二輪實驗請來98名荷蘭語地方大學生，確定年齡與閱歷增長是否改變結果。實驗還有另外四個變量：一、字母選項可能是兩個或三個；二、勾選偏好字母或劃掉另一個字母；三、包括或不包括荷蘭語罕見字母「QXYZ」；四、姓名字母放在最前或最後。[11]所有實驗結果都證實姓名字母效應，包括「QXYZ」、或是要求劃掉另一個字母時更明顯[12]。無論採用姓、名還是兩者結合，結果都沒有顯著差異[13]。首字母效果最強，隨後的數據分析表明排除首尾字母後，姓名字母效應依然顯著[13]。

探討

納丁認為實驗表明人偏好姓名字母，這種偏好不受視覺、聲學、美學、語義學、日常應用頻率影響[13]。他在1985年發文《超越格式塔與意識的自戀：姓名字母效應》，以自戀、格式塔學派、意識作為支撐姓名字母偏好的框架，「超越格式塔」意指實驗目標看到的只是獨立字母而非姓名單詞，「超越意識」指實驗目標沒有意識到部分字母取自姓名[14]。納丁宣稱，這是人類史上首次發現超越格式塔與意識的效應[15]。

二次研究

納丁1984到1985年在希爾德·薩斯協助下完成二次研究，1987年發布結果[16][17]。姓名字母效應對心理學理論影響深遠，納丁認為有必要先檢驗效應的普遍程度和抗干擾能力，再開展旨在了解背後情感與認知的研究計劃。他想確定效應是否受文化和語言限制，或是原始實驗是否受到比利時荷蘭語某些未知特點的影響[18]。

實驗方法

跨語言研究在13所歐洲高校開展，採用荷蘭語、英語、芬蘭語、法語、德語、匈牙利語、意大利語、挪威語、波蘭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希臘語共12種語言，其中只有希臘語不採用羅馬字母。原版共軛設計不適合遠距離研究和標準化，研究人員改用更容易複製的簡化實驗設計。受訪者需不假思索地從隨機實驗語種字母表選擇六個偏好大寫字母，而且按喜歡程度以阿拉伯數字排序（即最喜歡的標「1」，第二標「2」）。比利時率先採用新實驗方法，結果表明姓名字母效應依舊。實驗在其他國家開展，共2047名學生參加。[19]

探討

若對所有語言和受試者取平均，姓名字母有三成幾率入選六個字母，其他字母兩成。挪威語和芬蘭語研究體現的效應最強，匈牙利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研究也體現姓名字母效應但不顯著。[20]無論只取姓還是名的字母都不影響結果，如果只考慮首字母，所有語種的實驗效果都非常顯著[21]。首字母入選六個字母的比例達四成六，進一步分析表明姓名字母效果不局限於首字母，排除首字母後在所有語種實驗仍有體現[22]。

納丁根據數據分析是否存在國家字母效應未果，挪威人對字母「N」的偏好程度不比其他國家高[注 3]，匈牙利人對字母「M」也沒有特殊好感[注 4]。納丁據此判斷，人對擁有的事物（此處即姓名）有歸屬感，對集體所有的東西沒有同等感情[23]。

實驗數據還可用於驗證顯眼是否顯著影響姓名字母效應。奧地利與匈牙利汽車上的貼紙分別以大寫字母「A」和「H」標明國籍，但這只是英語國名首字母，不是兩國最常用語種（分別是德語和匈牙利語），數據表明這對兩國人民沒有影響，喜好「A」或「H」的人並不特別多。[24]

二次研究與原始研究一樣包含以不喜歡字母為目標的任務，參與者需選出最不喜歡的六個字母。正如原始研究揭示的那樣，受訪者不喜歡姓名包含字母的幾率顯著降低，無論是否首字母。[25]任務結果表明字母偏好層次不對稱，12種語言在最不喜歡的字母上大致存在共識，但最偏好的字母沒有一致意見[26][注 5]。

反響

納丁覺得上述發現會令學界大為驚訝，猶豫七年才公布結果。他在1984年歐洲實驗社會心理學協會首次談論姓名字母效應，[28]1985和1987年發表前述文章。正如預料，外界普遍質疑他的成果。[29]納丁所在高校研究員盧森就稱姓名字母效應「怪異至極，腳踏實地的研究員自然而然地就會覺得源於人為失誤」[30][注 6]。其他研究人員沒有明確宣稱效應虛假，但質疑實驗揭示現象的心理學關聯[29]。1985年納丁發表文章直到1989年整整五年間，援引文獻僅一份，只有約翰遜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用美國學生重複實驗，結果再度證實姓名字母效應[31][32][注 7]。

轉機在1995年到來，格林沃爾德與巴納吉指出，納丁的成果關係到間接測量自尊，納丁此前也有相同意見但未引起足夠重視[29][34]。1995至1999年，共14份文獻援引納丁的原始研究；2000至2004年50次，2005至2009年114次，2010至2014年約兩百次[29]。姓名字母效應不再有爭議，斯特凡·斯蒂格爾、沃拉切克、福爾曼2012年元分析44份研究該效應出版物後發文，稱納丁的成果「影響深遠」[35]。他們的元分析甚至沒有發現任何發表偏差跡象[36]。

特點

維拉·胡倫斯2014年元分析數十份姓名字母效應研究，認為這種效應非常堅實[31]，這種堅實體現在方方面面，如：

  • 範圍：首字母的姓名字母效應更強，排除首字母後基本上仍然成立[31][注 8]。
  • 性別：絕大多數研究顯示姓名字母效應男女平等，僅兩份例外[31][注 9][注 10]。
  • 年齡：無論以小學或大學生、中年還是老年人為實驗目標，絕大多數結果都證明姓名字母效應存在[31][注 11]。
  • 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在姓氏或首字母的使用頻率等方面差異極大，但姓名字母效應依舊[31]。胡倫斯、納丁、赫爾曼、帕瓦卡農以極少稱呼姓氏的泰國人為實驗目標，發現名字的字母效應遠超姓氏[43]。北山忍與唐澤真弓發現很少使用姓名首字母的日本人雖然也有姓名字母效應，但對首字母沒有特別看重[44]。
  • 語言：已測試的15種語言和五種字母都呈現姓名字母效應。15種語言分別是保加利亞語、荷蘭語、英語、芬蘭語、法語、德語、希臘語、匈牙利語、意大利語、日語、挪威語、波蘭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泰語，來自印歐、烏拉爾、漢藏、日琉四大語系；五種字母分別是希臘字母、羅馬字母、西里爾字母、泰文字母、假名。[31][44][45]
  • 時間：斯蒂格爾與艾蒂安·列貝爾研究首字母偏好時發現，女人婚後改姓不影響娘家姓的首字母偏好，結婚數十年後效應依舊。結婚不足兩年的實驗目標對新姓氏首字母已有偏好[46]。

解釋

研究人員對姓名字母效應提出各種解釋，其中許多看似合理的說法已經證偽。

證偽解釋

多看效應

人對常見事物往往特別順眼，日常生活更常見的字母也常用于姓名。1940年福勒、1962年阿魯伊西和亞當斯的研究都表明字母出現頻率與音位同人類好感正相關[47][48][49]。扎約克更進一步，用外國字符並控制受訪者看到的次數實驗，根據結果提出多看效應：見得越多越順眼[50]。納丁的原始研究表明多看效應不可能導致姓名字母效應，姓名包含字母與否直接影響受訪者的立場[15][注 12]。他還發現字母「B」在法語比較少見，「Q」的出現頻率適中，但實驗結果表明法語人群非常喜歡「B」，喜歡「Q」的極少。波蘭語也有類似情況，出現頻率適中的字母「Y」非常不受待見。[51]每種語言最不常用的字母往往偏好者最少，但最受青睞的字母極少與最常見字母重疊。扎約克的實驗室研究僅讓受訪者看到測試目標20到25次，與現代生活中任何字母相比都微不足道，納丁據此懷疑扎約克的理論換到現實世界可能不成立。[52]

主觀頻率

主觀頻率指實驗參與人員眼中刺激出現的頻率。受訪者可能留意姓名字母的次數更多，所以上述刺激的出現也更頻繁。接觸次數的早期研究表明主觀頻率差異影響結果，但實際頻率相同時結果仍有不同。[53]為測試主觀頻率能否解釋姓名字母效應，胡倫斯與納丁要求受訪者兩次為完整字母表的每個字母評分，第一次單按字母偏好，第二次按受訪者估計的字母應用頻率。結果表明受訪者顯著高估姓名字母出現頻率，但高估頻率對姓名字母效應的影響不成顯著正相關。[54]研究員還請實驗參與人員評定喜歡自有姓名的程度，與不喜歡自身姓名的受訪者相比，喜歡者姓名字母效應更強，但兩者對姓名字母出現頻率的高估程度基本一致。胡倫斯與納丁據此認定，主觀頻率假說沒有證據支撐。[54]

評價條件反射

評價條件反射認為喜歡姓名自然就會喜歡其中字母，看到姓名時自然會看到字母，如此反覆的視覺關聯可能達成評價條件反射。馬丁與利維認為，評價條件反射相當於古典制約變量，人愛屋及烏，恨屋也及烏。[55]人往往覺得自家姓名比他人更顯眼，就像科林·切里在雞尾酒會效應發現的那樣，姓名對人的刺激非常顯著，所以評價條件反射有可能引發姓名字母效應[56][57]。費斯以佛蘭芒人為對象開展對照研究，用日本漢字寫出受訪者及他人的姓名，結果表明實驗參與人員對漢字代表的自身或他人姓名喜好程度半斤八兩。費斯據此判斷，評價條件反射不是姓名字母效應的主要原因。[56]

主觀所有權

如果實驗參與人員有意選擇姓名字母，他的選擇就源於主觀判斷，屬於主觀所有權的體現。納丁的測試採用主觀意識排除策略，參與原始實驗的人員如果發現刺激項目規律就能獲得金錢獎勵，而且時間不限，但沒有任何人做到，排除他們明知項目包含姓名字母的可能。[58]

早期掌握

人最早學會的詞往往就是自身姓名[59]，這可能促使人對姓名字母產生持久好感[60]。胡倫斯與埃爾卡·托多羅娃挑選母語採用西里爾字母並熟練掌握羅馬字母外語的雙語人士參與實驗，檢驗他們的姓名字母效應[61]。人學外語的時間通常遠比母語晚，學習過程無需特別關注姓名字母，故而對外語字母應該不像母語那樣存在姓名字母效應[60]。共計一百名掌握保加利亞語後學會英語或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的受訪者參與實驗，結果表明他們對第二語言採用的羅馬字母和西里爾字母也有姓名字母效應。[62][注 13]研究員認為，早期掌握不是姓名字母效應的主要原因[63]。胡倫斯、納丁、赫爾曼、帕瓦卡農在後續研究檢測小學生的姓名字母效應強度，實驗設計以佛蘭芒語和匈牙利語學校的二、四、六年級生為目標，結果發現效應非但沒像研究員預料的那樣隨年齡增長減弱，反而逐漸增強，再度證明早期掌握不是姓名字母效應的主要原因[64][注 14]。他們還以泰國雙語人士為目標調查姓名字母效應，有些受訪者學習英語和泰語字母的時間基本一致，有些先學泰語，後學英語[注 15]。實驗結果表明先學哪種語言不影響姓名字母效應強度，因此早期掌握應該不會催生姓名字母效應[67]。

可能成因

研究團體從不同角度得出類似結論，認為姓名字母效應是在無意識下形成，在自我評估時自動生成[15][68]。

純粹所有權效應

納丁認為姓名字母效應源自紮根心理經濟學的所有權效應，稟賦效應表明人對擁有的事物印象更好[69][70]。納丁據此提出，人會對與關係自我的事物產生感情，姓名也不例外[15]。據此可推導以下結論：

  • 人普遍喜歡自有姓名，不喜歡姓名的人也不會喜歡其中字母。胡倫斯與納丁經測試發現大部分人對自有姓名評分偏高，而且對姓名字母評分高於不喜歡姓名的受訪者。[71]
  • 使用兩種字母的雙語人士對兩種字母都有姓名字母效應。人往往對第二語言的姓名感覺不及母語密切，因此第二語言的姓名字母效應應該不及母語強烈。胡倫斯與托多羅娃發現，喜歡姓名西里爾字母的雙語人士同樣喜歡羅馬字母，但第二語言效果不及母語強烈。[62]胡倫斯、納丁、赫爾曼、帕瓦卡農針對泰語和英語雙語人群的研究結果一致[72]。
  • 與自我關係密切的其他特徵也有類似效應，如生日數字效應。加里·尼克爾、凱蒂·佩德森、卡西·羅索發現人更喜歡出生年份和月份對應的數字，而且更喜歡畢業年份。[73]北山忍與唐澤真弓研究日本學生時發現受訪者更喜歡出生日對應數字，特別是大於12的數字，這些數字與生日的關係可能更獨特，不像小數字更可能代指月份及其他內容，形成含義飽和[44]。

內隱自尊

其他研究員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特別是自尊理論方向解讀姓名字母效應成因。1995年，安東尼·格林沃爾德與巴納西率先提出效應源於內隱自尊，即人會自動、自發且無意識地正面評估自我。[74][68]人普遍認同自我[75]，自尊的光環效應自然傳達給姓名及其字母等所有自我關聯事物與特徵[76]。早在1926年漢斯·賽茲就發現人在感知自有姓名時會有特殊生理反應，可從皮膚測量[77]。據信人認出姓名字母時會有內隱自尊的良好感覺，進而促使受訪者挑選姓名字母而不自知，產生姓名字母效應[78]。

  • 姓名字母效應屬自動機制，對各人效果應該不受時間推移的顯著影響。桑德爾·庫爾、艾普·迪克斯特赫伊斯、艾德·范尼彭伯格要求荷蘭語學生為字母表上所有字母打分，其間穿插提問分散注意力，且在四周內打分兩次。結果表明第一和第二次打分呈現的姓名字母偏好沒有顯著差異。[79]胡倫斯與同事請164位受訪者連續七天為字母評分，結果保持穩定[80]。
  • 自動機制還要求效應像其他涉及偏好的自動機制一樣受思慮影響。眾多研究表明針對感覺的思考會抑制自動機制。[81][82]庫爾、迪克斯特赫伊斯、范尼彭伯格要求實驗參與人員在1到50間選出偏好數字，並要求半數人員解釋原因。結果表明不假思索的回答才有姓名字母和生日數字效應，理智思考後不受效應影響，證明姓名字母效應屬自動機制。[83]
  • 研究表明人面臨心理威脅時會增強無意識自我調節。如果姓名字母效應屬無意識自我調節效應，就同樣應該在面臨心理威脅時強化。約翰·瓊斯、布雷特·佩勒姆、馬修·米倫伯格、約翰·海茨發現外顯自尊比較強的人面對心理威脅時，姓名字母偏好大幅上升；缺乏自尊的參與者情況相反。[84]小森惠美與村田晃嗣以日本雙語人士為目標重複實驗，要求他們從英語字母表選出偏好字母，結果與前述實驗類似[85]。
  • 如果姓名字母效應是自動機制，就會在潛意識層面影響其他偏好。德克·文圖拉、邁克爾·庫爾法內克、沃納·格雷夫採用觸發機制驗證，向實驗參與者展示字詞，其中既有對方姓名的首尾字母，又有共軛實驗參與者姓名首尾字母，但展示的時間非常短，基本不足以看清。接下來馬上擺出外觀相似但含義分別傾向正面與負面的辭彙（如「誠實」與「孤獨」[注 16]），要求受訪者快速判斷剛才是否看過該詞。結果表明如果單詞與受訪者姓名首字母相同且含義傾向正面，參與者就能更快辨別，含義傾向負面的單詞無此效應，而且效應在外顯自尊特別強的人身上尤為顯著[86][87]。
  • 如果光環效應會擴散到任何關聯自我的事物，那麼人戀愛時應該會更喜歡情侶姓名包含的字母。列貝爾與坎貝爾經驗證發現，受訪者對情侶的姓名首字母青眼有加。[88]特蕾西·德哈特、佩勒姆、盧克·費多羅維奇、毛里西奧·卡瓦洛、西拉·加布里埃爾認定，上述效應對親子、兄弟姐妹、友誼關係同樣適用[89]。

應用

心理評估以姓名字母效應衡量自尊[90]，自尊又分外顯內尊與內陷自尊兩種，主要區別在於外顯內尊屬於有意識且經過深思熟慮的評價[74]。內隱自尊本質上無法從內省途徑檢測，不能靠自我匯報直接判斷，需要對比受訪者對自我相關事物產生的積極與消極思想程度差異[91][92]。

字母偏好任務又稱姓名字母偏好任務、姓名字母評分法、首字母偏好任務[35][93]，是判斷內隱自尊的重要方法，流行程度僅次於內隱聯想測驗[7]。字母偏好任務尚無標準實施方法，以最常見的評分任務為例，參與者需根據個人喜好程度為字母表所有字母評分。採用這種方法時，給予受訪者的指示也有變化，如喜歡字母的程度，採用的評分表可能有五分、七分、九分制；打分字母的排列順序可能隨機，也可能按字母順序；收集數據的手段可能是手寫，也可能使用計算機。[7]

內隱自尊的衡量尚無標準算法，目前沿用的至少有六種[94]。斯蒂格爾、沃拉切克、福爾曼元分析姓名字母效應時推薦自比式雙重校正算法，由列貝爾與加夫龍斯基率先命名並推薦[95][94]。胡倫斯在元分析後認為，不同算法對姓名字母偏好的評分機制尚不確定，而且評分如何與心理學評估最重要的內容效度關聯也不得而知，所以她沒有推薦任何算法[96]。這些算法通常只對首字母適用，但也可用在所有姓名字母[29]。

斯蒂格爾、沃拉切克、福爾曼建議字母偏好任務測評兩次，分別按首尾字母計算並結合生日數字任務共同完成，向參與者強調根據喜好程度而非吸引力評分[97]。他們建議衡量內隱自尊時最好採用所有姓名字母而不僅是首字母，胡倫斯也有相同看法，聲稱這是她最重要的建議[97][98]。字母偏好任務已用于衡量各種情境的內隱自尊，如抑鬱、生理健康、社會認可度、不切實際的樂觀、反饋靈敏度、自我調節、防衛機制[99]。

廣泛影響

研究員在實驗室內外探索姓名字母效應對偏好的廣泛影響。

實驗室內

霍德森與奧爾森開展實驗室對照研究，試圖證明人喜歡名稱包含姓名首字母的日常事物（如食品、動物）。但實驗沒有找到證據，也沒有發現參與者自身或多名參與者之間的顯著差異。如姓名首字母為「J」的受訪者與其他人相比沒有特別青睞「J」開頭事物，甚至對「J」開頭事物的感觀不見得超過「H」開頭事物[100]。研究員發現姓名首字母影響個人品牌偏好，影響不大但很可靠，如首字母為「H」的參與者更喜歡首字母相同的品牌本田[注 17][101]。

研究員推斷，品牌與其他日常事物相比更容易向他人傳達身份認同[102]。斯蒂格爾進一步研究產品名稱是否影響購買偏好，發現產品如果與潛在買家的姓名首字母相符，成交比例就特別高[103]。這種影響主要對大品牌有效，研究員沒有發現證據表明姓名字母效應強度與姓名字母品牌效應強度有關[104]。

雅各布·維本加和鮑勃·費尼斯調查品牌採用「我」或「我的」這類關聯自我的人稱代詞是否影響偏好，發現採用通用自我參照代詞的品牌反響更好，如iPhone、Myspace開頭就是「我」和「我的」。這種效應表現類似姓名字母效應，自我受威脅時效應更強，自我評估趨於負面的人不受效應影響。[105]

伊萬·伯爾曼、莫妮克·波爾曼、安德魯·波爾曼的研究表明，成員姓名首字母相同能促進團體協作。針對本科生的研究表明姓名首字母相同的團隊表現更好，首字母相同比例高的團隊表現更優秀。[106]

實驗室外

爭議研究

研究員走出實驗室，尋找姓名字母效應背後的主要動力。佩勒姆、米倫伯格、瓊斯啟動的研究借內隱自大之名、行姓名字母效應之實，調查人生重大決策是否下意識地受姓名及其字母影響。[107][108][109]懷疑論者認為，姓名或姓名字母影響人生重大決策的論點非同一般，需要不同凡響的證據支撐[110]。

尤里·西蒙遜呼籲研究員分析實地數據時注意排查混淆變量，如數十年來變化幅度極大的嬰兒起名流行度。西蒙遜取樣大量在世美國人的名字後發現，沃爾特與丹尼斯的流行度基本相同，但沃爾特已經是相對過時的人名。佩勒姆等人此前發現，名字以「Den」開頭的人在牙醫人群所占比例遠超「Wal」開頭[注 18]，西蒙遜批評他們考慮不周，沒想到叫「沃爾特」的人年紀偏大，退休的可能更大，所以應該只是嬰兒起名潮流而非內隱自大導致這種情況。[111]法沙德·庫蒂、加布里埃爾·馬格諾、英格瑪·韋伯利用不同數據集（如Twitter與Google+賬戶信息）統計分析後指出，沒有證據表明姓名首字母與職業相符的人特別多[112][注 19]。

佩勒姆等人分析美國23個「聖」字開頭城市的死亡證明存檔，如聖路易斯、聖保羅，認定人傾向前往與自有名字相符的城市居住，如路易斯前往聖路易斯，保羅去聖保羅。奧利弗·迪哈斯、拉烏爾·格拉斯曼、路德·韋澤爾斯、漢·范德馬斯、埃里克-揚·瓦文馬克斯用貝氏分層模型證明許多城市情況截然相反，選擇離開名字相符城市的人也很多。他們批評佩勒姆等人的研究，認為沒有證據表明人傾向選擇名字相近的地點。[117]統計傑克遜、約翰遜城等30個名字是常見姓氏的城市數據後，研究員發現確有比例明顯偏高的死者姓氏相符[118]。迪哈斯等人認為這不足以說明人傾向前往與姓氏同名的城市，他們援引西蒙遜的論點指出，許多城市創始人的後代一直留在當地也能形成相同結果[119][120]。

弗雷德里克·安塞爾與杜伊克分析比利時人姓氏及其工作單位名字的大數據集後認為，人傾向按姓名首字母選擇工作企業，但西蒙遜認為這與迪哈斯等人的結論類似，均屬反向因果關係[121]。西蒙遜認為許多人的確會為同名公司或親人工作，如華特迪士尼公司的華特·迪士尼。排除反向因果關係並分析大型美國數據集後，他認定沒有證據表明人會根據姓名首字母選單位。[122]

首字母效應研究引起的爭議很少。利夫·納爾遜與約瑟夫·西蒙斯2007年公布研究，聲稱姓名首字母為「K」的棒球運動員三振出局比例特別高[注 20]，但麥卡洛與托馬斯·威廉姆斯2010年公布的研究結果認為根本沒有這種現象[123][124]。納爾遜與西蒙斯還發現名字首字母是「C」或「D」的學生成績不如「A」或「B」開頭[124]，但麥卡洛與威廉姆斯再度批評兩人的統計分析，認為沒有證據支撐上述論斷[125]。

佩勒姆與卡瓦沃在早期研究手法遭西蒙遜批評後於2015年公布新研究結果，詳述新方法如何控制性別、種族、教育變量。他們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判定從事11種職業的男子姓名契合度偏高，如麵包師、木匠、農民，《新科學人》為此現象起名姓名決定論[108][126]。沃拉切克、里德、施蒂格爾、斯瓦米調查到底是姓名影響職業選擇還是職業影響起名後於同年公布論證，聲稱史密斯氏至今仍在體力方面占優，一如他們打鐵為生的先祖[注 21]。研究人員認為，遺傳對結果的影響似乎大於內隱自大。[127]

無爭議研究

颶風卡特里娜過後[注 22]，姓名以「K」開頭者捐助救災的特別多

傑西·錢德勒、蒂芙妮·格里芬、尼古拉斯·索倫森針對姓名字母與慈善捐助的研究贏得廣泛認可。他們分析卡特里娜、麗塔、米奇等七場颶風過後的救災捐助紀錄，發現捐款人士姓名與颶風名稱首字母相同的人特別多。研究員認為，風暴造成重大災害，姓名首字母相同的人為擺脫心中負面感受慷慨解囊。[128][129]西蒙遜認為，內隱自大僅在人幾乎完全不在乎各選項差異時有效，對職業這類重大抉擇不適用，對挑選慈善機構這類風險很小的決策可能影響較大。[130]

注釋

  1. ^ 英語原名「Irma Maes」。
  2. ^ 英語原名「Jef Jacobs」。
  3. ^ 「N」是「挪威」原名首字母。
  4. ^ 「M」是匈牙利原名首字母。
  5. ^ 亞努茲·卡賓斯基分析學校出行同伴偏好時發現類似不對稱現象：哪三名學生最不受待見基本存在共識，但哪些最受歡迎基本蘿蔔白菜，各有所愛[27]。
  6. ^ 盧森誤解納丁的實驗設計，以為共軛實驗的參與者是隨機配對，實際上納丁是將受訪者姓名音節重疊最少的配對[29]。
  7. ^ 首字母效果最明顯，約翰遜為此起名「首字母效應」，納丁不認同如此簡化，聲稱只有一種時無需製造存在兩種現象的錯覺[33]。
  8. ^ 桑德爾·庫爾、卡里安·斯梅茨、艾德·范尼彭伯格、艾普·迪克斯特赫伊斯發現僅對首字母有效的效應[37]。
  9. ^ 例外的兩份其一由阿爾伯斯、羅特維爾、迪克斯特赫伊斯2009年發布，其二由斯蒂格爾、普賴斯、沃拉切克2012年發表[38][39]。
  10. ^ 性別角色定位，各人對典型男子或女子外貌、態度、行為的不同標準和接受程度可能影響姓名字母效應[40]。性別初使偏好任務要求參與者根據自身性別典型認知對字母評分，可用於測量各人的性別角色定位。研究表明男人認為自家姓名首字母更有男子氣概，女子認為自有姓名首字母更符合典型女人特徵。[41]
  11. ^ 僅克尼斯、萊基、赫普納2008年公布的研究例外[42]。
  12. ^ 納丁假定兩名受訪者看到每個字母的次數基本相同，其中考量是成年人日常生活期間看到自身姓名的頻率低於其他辭彙[15]。其他研究人員同意他的判斷，格林沃爾德與巴納吉認為成年人看到姓名的頻率與其他辭彙相比差不多[44]。
  13. ^ 效應不受兩種文字部分字母相同影響。無論發音相同的普通字母（AEKMT）、發音不同的普通字母（BCFPYU）、西里爾字母不包含的羅馬大寫字母（DFGIJNRVWZ）都是如此。[62]
  14. ^ 其他研究也發現姓名字母效應隨年齡增長，如科倫布魯姆與阿姆斯特朗針對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的研究[65]。
  15. ^ 泰語元音根據上下文變化，無法單獨取用，實驗測試以泰語輔音為刺激項[66]。
  16. ^ 英語分別是「honest」和「lonely」，都是六個字母且中間都有「one」。
  17. ^ 「本田」的英語名為「Honda」。
  18. ^ 「丹尼斯」原文「Dennis」與「牙醫」（「dentist」）接近。
  19. ^ 忽視混淆變量還令姓名首字母與人生死關係的研究招來爭議。克里斯滕菲爾德、菲利普斯、格林分析1969至1995年加利福尼亞州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後宣稱，姓名首字母縮寫（花押字）含義趨於正面者（如意為「王牌」的「ACE」，意為「貴賓」的「VIP」）平均壽命遠超趨於負面者（如意為「豬」的「PIG」，意為「死」的「DIE」）。[113]斯蒂利安·莫里森與加里·史密斯隨後指出，這不過是死亡年齡隨時間推遲增長所致，流行的姓名首字母隨時代變遷可能也有影響。根據出生年份分組後，已經沒有跡象表明姓名首字母縮寫關係壽命。[114]史密斯還發現統計失誤致使歐內斯特·阿貝爾與邁克爾·克魯格誤以為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員姓名首字母縮寫含義趨於正面者壽命更長[115][116]。
  20. ^ 三振出局在記分牌上以「K」表示。
  21. ^ 「史密斯」原文「Smith」意為鐵匠。
  22. ^ 「卡特里娜」原文「Katrina」。

腳註

  1. ^ Mecherikoff & Horton 1959，第114頁.
  2. ^ Horton & Mecherikoff 1960，第253頁.
  3. ^ Alluisi & Adams 1962，第124–125頁.
  4. ^ Zajonc 1968，第6–7頁.
  5. ^ Zajonc 1968，第24頁.
  6. ^ Zajonc 1968，第1頁.
  7. ^ 7.0 7.1 7.2 7.3 7.4 Hoorens 2014，第230頁.
  8. ^ 8.0 8.1 8.2 Nuttin 1985，第354頁.
  9. ^ Nuttin 1985，第354–355頁.
  10. ^ Nuttin 1985，第354–356頁.
  11. ^ 11.0 11.1 Nuttin 1985，第356頁.
  12. ^ Nuttin 1985，第357頁.
  13. ^ 13.0 13.1 13.2 Nuttin 1985，第358頁.
  14. ^ Nuttin 1985，第358–359頁.
  15. ^ 15.0 15.1 15.2 15.3 15.4 Nuttin 1985，第359頁.
  16. ^ Nuttin 1987，第381頁.
  17. ^ Sas 1986.
  18. ^ Nuttin 1987，第384頁.
  19. ^ Nuttin 1987，第385–386頁.
  20. ^ Nuttin 1987，第390頁.
  21. ^ Nuttin 1987，第391頁.
  22. ^ Nuttin 1987，第392頁.
  23. ^ Nuttin 1987，第396–397頁.
  24. ^ Nuttin 1987，第397頁.
  25. ^ Nuttin 1987，第397–398頁.
  26. ^ Nuttin 1987，第398頁.
  27. ^ Czapiński 1980，第203頁.
  28. ^ Nuttin 1984.
  29. ^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Hoorens 2014，第234頁.
  30. ^ Loosen 1990，第11頁.
  31. ^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Hoorens 2014，第235頁.
  32. ^ Johnson 1986.
  33. ^ Nuttin 1987，第396頁.
  34. ^ Greenwald & Banaji 1995，第11頁.
  35. ^ 35.0 35.1 Stieger, Voracek & Formann 2012，第63頁.
  36. ^ Stieger, Voracek & Formann 2012，第66–67頁.
  37. ^ Koole et al. 1999，第111頁.
  38. ^ Albers, Rotteveel & Dijksterhuis 2009，第63頁.
  39. ^ Stieger, Preyss & Voracek 2012，第51頁.
  40. ^ Stieger et al. 2014，第358頁.
  41. ^ Stieger et al. 2014.
  42. ^ Kernis, Lakey & Heppner 2008，第477頁.
  43. ^ Hoorens et al. 1990，第204頁.
  44. ^ 44.0 44.1 44.2 44.3 Kitayama & Karasawa 1997，第740頁.
  45. ^ Hoorens et al. 1990，第184頁.
  46. ^ Stieger & LeBel 2012，第10頁.
  47. ^ Hoorens & Nuttin 1993，第181頁.
  48. ^ Forer 1940，第589頁.
  49. ^ Alluisi & Adams 1962，第123頁.
  50. ^ Zajonc 1980，第151頁.
  51. ^ Nuttin 1987，第399頁.
  52. ^ Nuttin 1987，第398–400頁.
  53. ^ Matlin 1971，第295頁.
  54. ^ 54.0 54.1 Hoorens & Nuttin 1993，第177頁.
  55. ^ Martin & Levey 1987，第69頁.
  56. ^ 56.0 56.1 Feys 1995，第560頁.
  57. ^ Mack & Rock 1998，第18頁.
  58. ^ Hoorens 1990，第29頁.
  59. ^ Treiman & Broderick 1998，第112頁.
  60. ^ 60.0 60.1 Hoorens & Todorova 1988，第366頁.
  61. ^ Hoorens & Todorova 1988，第365頁.
  62. ^ 62.0 62.1 62.2 Hoorens & Todorova 1988，第367頁.
  63. ^ Hoorens & Todorova 1988，第368頁.
  64. ^ Hoorens et al. 1990，第190頁.
  65. ^ Corenblum & Armstrong 2012，第130頁.
  66. ^ Hoorens et al. 1990，第192頁.
  67. ^ Hoorens et al. 1990，第196–201頁.
  68. ^ 68.0 68.1 Koole 2007，第603頁.
  69. ^ Kahneman, Knetsch & Thaler 1991，第193頁.
  70. ^ Beggan 1992，第229頁.
  71. ^ Hoorens & Nuttin 1993，第177–200頁.
  72. ^ Hoorens et al. 1990，第183–184頁.
  73. ^ Nickell, Pederson & Rossow 2003，第161–163頁.
  74. ^ 74.0 74.1 Greenwald & Banaji 1995，第4, 10–11頁.
  75. ^ Greenwald & Banaji 1995，第10頁.
  76. ^ Greenwald & Banaji 1995，第10–11頁.
  77. ^ Syz 1926，第119–126頁.
  78. ^ Koole & Pelham 2003，第108頁.
  79. ^ Koole, Dijksterhuis & van Knippenberg 2001，第672–673頁.
  80. ^ Hoorens et al. 2015，第910頁.
  81. ^ Koole, Dijksterhuis & van Knippenberg 2001，第673頁.
  82. ^ Wilson et al. 1989，第330頁.
  83. ^ Koole, Dijksterhuis & van Knippenberg 2001，第674–676頁.
  84. ^ Jones et al. 2002，第170頁.
  85. ^ Komori & Murata 2008，第109頁.
  86. ^ Wentura, Kulfanek & Greve 2001，第657頁.
  87. ^ Koole & Pelham 2003，第101–102頁.
  88. ^ LeBel & Campbell 2009，第1293頁.
  89. ^ DeHart et al. 2011，第127頁.
  90. ^ Stieger, Voracek & Formann 2012，第64頁.
  91. ^ Spalding & Hardin 1999，第535頁.
  92. ^ Krizan & Suls 2008，第522頁.
  93. ^ Hoorens 2014，第233頁.
  94. ^ 94.0 94.1 Stieger, Voracek & Formann 2012，第71頁.
  95. ^ LeBel & Gawronski 2009，第101頁.
  96. ^ Hoorens 2014，第244頁.
  97. ^ 97.0 97.1 Stieger, Voracek & Formann 2012，第76頁.
  98. ^ Hoorens 2014，第248頁.
  99. ^ LeBel & Gawronski 2009，第86頁.
  100. ^ Hodson & Olson 2005，第1099頁.
  101. ^ Hodson & Olson 2005，第1108頁.
  102. ^ Hodson & Olson 2005，第1109頁.
  103. ^ Stieger 2010，第1089頁.
  104. ^ Stieger 2010，第1095頁.
  105. ^ Wiebenga & Fennis 2012，第733頁.
  106. ^ Polman, Pollmann & Poehlman 2013.
  107. ^ Pelham, Mirenberg & Jones 2002，第479頁.
  108. ^ 108.0 108.1 Pelham & Carvallo 2015，第692頁.
  109. ^ Jones et al. 2004，第665頁.
  110. ^ Danesi 2012，第84頁.
  111. ^ Simonsohn 2011a，第22–23頁.
  112. ^ Kooti, Magno & Weber 2014，第216頁.
  113. ^ Christenfeld, Phillips & Glynn 1999，第241頁.
  114. ^ Morrison & Smith 2005，第820頁.
  115. ^ Smith 2011，第211頁.
  116. ^ Abel & Kruger 2007，第179頁.
  117. ^ Dyjas et al. 2012，第7–10頁.
  118. ^ Dyjas et al. 2012，第8–9頁.
  119. ^ Dyjas et al. 2012，第9頁.
  120. ^ Simonsohn 2011a，第15頁.
  121. ^ Anseel & Duyck 2008，第1059頁.
  122. ^ Simonsohn 2011b，第1087頁.
  123. ^ McCullough & Williams 2010，第881頁.
  124. ^ 124.0 124.1 Nelson & Simmons 2007，第1106頁.
  125. ^ McCullough & Williams 2011，第340頁.
  126. ^ Feedback 1994.
  127. ^ Voracek et al. 2015.
  128. ^ Chandler, Griffin & Sorensen 2008，第404–410頁.
  129. ^ Simonsohn 2011a，第44–45頁.
  130. ^ Simonsohn 2011a，第46頁.

來源

認知與決策偏誤
統計與機率偏誤
其他偏誤
應對方法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姓名字母效应&oldid=8042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