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懋政
劉懋政（1870年—約1938年）山東省成武縣黨集村（今屬黨集鄉）人，中華民國軍事將領。[1]
生平
1870年，劉懋政生於黨集村一個富裕地主家庭，是家中長子，其父為劉慶榛，家中原有近千畝土地。清末中國農村中小地主相繼破產，到19世紀末，作為長子主持家務的劉懋政面臨家庭經濟破產的處境，劉懋政遂將家中剩下的十多畝地全部出售，辦了一場「告干戲」，請來戲班在家門口舉辦了三天演出，並藉此告知鄉鄰自家已破產。後來，他秘密購買了六、七條快槍，聚集了周邊村莊的十多名窮漢，組織武裝進行劫掠。1909年前後，一位康姓公子自北京赴中國南方省親，途經成武縣南魯集以北的官橋附近時，遭劉懋政率人搶劫。康公子的「千里鏡」（即望遠鏡）和一隻祖傳玉鐲也都被搶走。據說，康公子是清廷某位重臣的乾兒子，故回北京後，康公子即向有司報案。刑部當即下文書命成武縣破案。成武縣最終將劉懋政捉拿歸案，送往北京進行究辦。[1]
後來，劉懋政獲授江西省上饒巡防營統領職務。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1911年10月23日，江西的中國同盟會會員策動九江新軍起義，成立九江軍政分府。隨後，江西南昌新軍各營隊以及陸軍小學堂、測繪學堂的學生均準備響應起義。江西巡撫馮汝騤連忙將在上饒的劉懋政部調到南昌，監視新軍，並收繳了陸軍小學堂學生的槍械和子彈，軟禁了新軍第二十七混成協協統吳介璋。10月28日，身為革命黨人的測繪學堂學監俞應麓、測繪司教官彭程萬同南昌中國同盟會支部成員，在新軍工程兵隊部秘密召開會議，決定舉行起義，光復南昌。10月30日晚11時之後，在革命黨人蔡公時的策動下，南昌城外的新軍首先向城內進攻，俞應麓則率測繪學堂學生和彭程萬所率測繪司學員一起配合新軍奪取南昌城，並攻占了江西巡撫馮汝騤的巡撫衙門。馮汝騤急命返回上饒的清軍劉懋政部趕回南昌救援。當天晚上，駐上饒的劉懋政部四千多人趕到南昌。俞應麓、彭程萬連夜趕至南昌郊區銅元廠的劉懋政大營，成功說服劉懋政歸順革命，南昌方才順利光復。南昌光復之後，新軍各部推吳介璋出任江西省軍政府都督。此後，新軍各部接受改編，劉懋政的上饒巡防營被改編為江西第二協，劉懋政仍任協統。[1]
五十五標標統馮嗣鴻反對吳介璋出任都督，並聯絡部分新軍統領秘密倒吳。吳介璋上台僅兩個月便辭職。馮嗣鴻等人隨即擁彭程萬為都督。不久，漢陽的民軍失利，清軍馮國璋部圍攻武昌，湖北和江蘇的革命黨人向彭程萬求援。彭程萬擔心馮嗣鴻和劉懋政分別領導的兩支巡防營發動兵變，便派馮嗣鴻部赴武漢援湖北，派劉懋政部赴南京援江蘇。在九江都督府參謀長蔣作賓的指揮之下，劉懋政、馮嗣鴻部分別進軍廣濟、黃岡，牽制正在圍攻武昌的清軍馮國璋部。武漢附近的清軍紛紛沿江而下，對付劉懋政、馮嗣鴻部，武昌的危局得到緩解。[1]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1912年12月16日，北京政府授予劉懋政陸軍少將銜。1913年9月1日，授陸軍少將加中將銜。1923年4月3日，授陸軍中將銜，並調任陸軍部顧問。在陸軍部任職期間，1923年，劉懋政參與了臨城劫車案的談判。1923年5月13日，孫美瑤的抱犢崮土匪方面與北京政府方面進行談判，參加談判的北京政府方面人員有：山東督軍田中玉、督辦鄭士琦、兗州鎮守使何鋒鈺、徐州鎮守使陳調元、外交部江蘇特派員溫世珍、交通總長吳毓麟、津浦鐵路局局長孫鳳藻、天津警察處處長楊以德、總統府外籍顧問安特生，劉懋政作為國務總理張紹曾派出的代表和張樹元等人也參加了談判。土匪方面則有孫美瑤、孫世華、郭其才以及一名隨從，共四人。談判破裂。5月27日，北京政府航空署派飛機在抱犢崮上空偵察，並散發傳單，土匪十分恐懼。當天下午，土匪要求鮑惠爾（被劫持的美國人）偕匪方代表劉守廷等三人，再次下山同北京政府方面進行接洽，並釋放了美國人艾倫、英國人史密斯，表示誠意。官匪雙方約定5月31日再次談判。 談判後，雙方迅速達成協議，匪方同意釋放人質，改編土匪為一個旅，孫美瑤任旅長。臨城劫車案獲得解決。[1]
臨城劫車案結束後，劉懋政稱病寓居上海。過了一段時間，劉懋政回到家鄉成武縣黨集，後來在家鄉患上精神病。約1938年，劉懋政在家中病逝，葬於黨集村東的劉氏牌坊林。文化大革命期間，其墓被扒開並平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