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勒内·埃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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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埃貝爾
國民公會代表
任期
1792年9月20日—1794年3月23日
个人资料
出生雅克-勒內·埃貝爾
(1757-11-15)1757年11月15日
 法國阿朗松
逝世1794年3月24日(1794歲—03—24)(36歲)
 法國巴黎
死因斷頭台
国籍 法國
政党雅各賓俱樂部(1789年至1792年)
科德利埃俱樂部(1792年至1794年)
其他政党山岳党 (1792至1794年)
配偶玛丽·玛格丽特·弗朗索瓦丝·埃贝尔英语Marie Marguerite Françoise Hébert1792年结婚)
儿女西皮翁-弗吉尼亞·埃貝爾(Scipion-Virginia Hébert ,1793年-1830年)
父母父:雅克·埃貝爾(Jacques Hébert,?-1766)
母:瑪格麗特·拉伯奈什·德·乌德雷(Marguerite La Beunaiche de Houdré,1727年至1787年)
居住地 法國巴黎
职业記者,作家,出版商,政治家
签名

雅克·勒內·埃貝爾(法語:Jacques-René Hébert法语发音:[ʒak ʁəne ebɛʁ];1757年11月15日—1794年3月24日)是法蘭西大革命時期的一名記者,創辦並編輯極端激進的《迪歇纳老爹报法语Le Père Duchesne (Révolution française)》。[1]他的追隨者通常被稱為埃貝爾派,他自己有時也以他的報紙為名,自稱為「迪歇纳老爹」。在《迪歇纳老爹报》这一象征法国人民的形象化的名称下,在不同时期曾经出版了一些政治讽刺报纸:在1790—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1848年,即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方向,但这些报纸在每个阶段都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情绪。在1871年,报纸经常使用这样一个副报头:“迪歇纳老爹勃然大怒”(La Grande Colère du Père Duchene)。

早年生活

Young Jacques Hébert
1780年,在巴黎的23歲埃貝爾。

1757年11月15日,他在出生於阿朗松 。他父親是雅克·埃貝爾(Jacques Hébert,?-1766),母親是瑪格麗特·拉伯奈什·德·乌德雷(Marguerite La Beunaiche de Houdré, 1727年至1787年)。他父親曾是金匠,主審法官和副總領事。雅克·勒內·埃貝爾在阿朗松學院學習法律,然後在阿朗松的事務律師實習作為文員,當時他因對克盧埃醫師的訴訟破產了。埃貝爾先出逃到盧昂,然後是巴黎。他經歷了一陣子經濟困頓的時期,在巴黎的胡桃街法语Rue des Noyers (Paris)當理髮師支持生活。在那裡,他找到了综艺劇院的工作,他在業餘時間寫劇本,卻從來沒有上演。他因偷竊被解僱。然後,他加入了巫醫的工作。據說,他靠權宜手段和詐騙為生。

1789年,他開始寫他的“魔術幻燈,或是貴族的末日”(la Lanterne magique ou le Fléau des Aristocrates)小冊子,此後,也出版了幾本小冊子。1790年,經由他出版的小冊子,受到關注,並在1791年成為科德利埃俱樂部的重要成員。

《迪歇纳老爹报》

埃貝爾的影響力主要來自1790年到1794年,在他的定期刊物《迪歇纳老爹报法语Le Père Duchesne (Révolution française)》的文章。1790年9月,首次出版《迪歇纳老爹报》在他的人生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他睿智妙語撰寫的論戰文章,但也是暴力和刻薄的,並且故意傾向粗口俗語的措辭,以迎合無套褲漢的習慣。街頭小販會大聲叫賣:“今天迪歇纳老爹非常生氣憤怒!”(Il est bougrement en colère aujourd’hui le père Duchesne!)。他們寫作敘事風格是以迪歇纳老爹第一人稱的觀點,並且經常包含虛擬人物和法蘭西君主或政府官員之間對話的故事。[2]

《迪歇纳老爹报》的外觀以直立唅著煙斗,戴著自由帽老頭的造型,和貴族的禮服及頭冠形成鮮明對比。[3] 這使法蘭西的普羅大眾更容易聯繫到這個造型,增強了他的文字感染力度。

起初,在1790年至1791年,《迪歇纳老爹报》支持君主立憲制,甚至於更青睞國王路易十六,而對拉法耶特侯爵有意見。他的這一時期強烈攻擊的的目標是让-西弗兰·莫里英语Jean-Sifrein Maury,教皇權威強大的護衛者並且是教士的公民組織法主要反對者。

國王路易十六的出逃失敗後,他的語調顯著變為冷酷強硬。自1792年起,巴黎公社和戰爭部長讓-尼古拉·帕什及後來的让·巴蒂斯特·诺埃尔·布绍特英语Jean Baptiste Noël Bouchotte購買幾千份《迪歇纳老爹报》,免費向公眾開放和部隊分發。

1785年揭露於公眾無比荒謬的鑽石項鍊事件,皇后成為被嘲笑的廉價目標後,她就成為所有報紙口徑一致的目標。他提到瑪麗·安托瓦內特為“否決夫人”(Madame Veto),並講到路易十六稱為“嗜酒和懶惰;一個戴綠帽子的豬”。[4]他對瑪麗-安托瓦內特惡毒攻擊並非完全出於對皇后的仇恨,至少最初沒有。原來,埃貝爾試圖不僅要教育他的讀者,她是誰,但同時也要喚醒她,她是如何被法蘭西普羅大眾看待的。許多《迪歇纳老爹报》與她進行的對話是嘗試展示她的”花癡”形像或試圖請她調整自己的惡行。[5]

“迪歇纳老爹極大的憤怒” (1792)。
“迪歇纳老爹極大的憤怒” (1790)。

革命的角色

1791年7月17日,埃貝爾在戰神廣場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國王路易十六退位,隨後遇上拉法耶特侯爵指揮的國民自衛軍引起練兵場慘案在。這形成他在革命的心態,而《迪歇纳老爹报》採取了更哀怨的風格与更有效的訴諸普羅大眾。《迪歇纳老爹报》開始攻擊拉法耶特侯爵米拉波讓·西爾萬·巴伊。國王路易十六的出逃失敗後,他開始既攻擊國王路易十六也攻擊教皇庇護六世

埃貝爾遇見了他未來的妻子瑪麗·古皮爾英语Marie Marguerite Françoise Hébert(1756年-1794年4月13日),教名“天意的姊妹(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是聖奧諾雷路上”無玷始胎修會”(the couvent de la Conception)的修女。1792年2月7日解除僧職,36歲的她和35歲的埃貝爾結婚,隨後他們有一個女兒,弗吉尼亞-西皮翁·埃貝爾(1793年2月7日-1830年7月13日)。在這期間,埃貝爾過著豪華的,資產階級的生活。婚宴數週,他招待讓-尼古拉·帕什,巴黎市長和前戰爭部長,以及其他有影響力的人,喜歡優雅的打扮、然而他環繞自己的美麗事物有如美麗掛毯的飾物——可以對比皮埃爾·加斯帕爾·肖梅特的儉樸生活態度。他從哪裡得到了財政資源來支持他的生活方式,不清楚;無論如何,印發成千上萬份《迪歇纳老爹报》是讓-尼古拉·帕什的指令,以及他與约瑟夫·德洛奈英语Joseph Delaunay——安德烈斯·瑪麗亞·德·古斯曼法语Andrés María de Guzmán的情婦和妻子——的關係。

作為科德利埃俱樂部的成員,他是革命的巴黎公社 議員,其中上1792年8月9日和10日的暴動他被派往博讷努韦勒法语Quartier de Bonne-Nouvelle地區的革命派系英语Revolutionary sections of Paris。作為一個公共記者,他支持九月大屠殺。1792年12月22日,他被巴黎公社任命為第二後補檢察官,一直到1793年8月支持對吉倫特派的攻擊。1793年4月至5月,他隨著讓-保爾·馬拉等人的暴力攻擊吉倫特派

1793年2月,他與追隨他的資產階級反對全面限價法令,設定糧食價格上限,理由是會導致囤積並激起怨恨。1793年5月20日,溫和多數的國民公會組成的十二人委員會英语Commission of Twelve,計畫用來調查和起訴陰謀者。1793年5月24日,在十二人委員會英语Commission of Twelve的催促下,他被逮捕。

但是,埃貝爾及時被警告,在無套褲漢的支援下,三天後國民公會被迫下令釋放他。

恐怖統治和去除法蘭西基督教運動

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間,巴黎各區受到忿激派雅克·魯和雅克·埃貝爾的鼓勵,在國民公會外抗議,要求行政和政治清洗,降低麵包固定價格,和僅僅對無套褲漢選舉權的限制。得到國民自衛軍的支持,他們脅迫國民公會逮捕31名吉倫特派領導人,包括雅克·皮埃爾·布里索。繼這些逮捕後,6月10日雅各賓派取得公共安全委員會控制權,建立了革命獨裁政體。7月13日,雅各賓領導人之一讓-保爾·馬拉遭到同情吉倫特派的夏洛特·科黛刺殺而身亡,新聞從業員以他們煽動性的修辭渲染,使雅各賓派的政治影響力進一步增強。[6]乔治·雅克·丹东八月十日事件的領導人,暴力對抗國王,從公共安全委員會 中被排除。 7月27日,被譽為“廉潔”的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得以加入,並迅速成為委員會裡最有影響力的成員,委員會也轉變為對國內外反革命的敵人採取激進的措施。[7]与此同時,6月24日,國民公會修編完成第一部共和憲法,法蘭西1793年憲法。它經由公民投票認可批准,但從未付諸實施; 像其他的法律,它被10月的法令無限期中止,現時法蘭西政府是“革命性的,直到得到和平”。最終督政府的憲法是完全不同的。

面對發蘭西全境大約六十省或大或小的叛變,第一次反法同盟外國軍隊入侵,政府最迫切的事務就是戰爭。8月17日,公會投票通過普遍徵兵制,8月23日頒佈大規模徵兵法令,動員所有公民為戰爭努力,服役為士兵或參與軍需的供應。9月5日,國民公會制度化恐怖統治:系統性且致命的鎮壓國內感知的敵人。政策實施的結果,是使用暴力鎮壓並粉碎了對政府的訪抗。斷頭台成了一連串處決的象徵:路易十六已在恐怖統治開始前送上斷頭台;瑪麗-安托瓦內特、吉倫特派、奧爾良公爵羅蘭夫人和其他許多人在刀刃下失去了生命。[8]革命法庭草率判處數千人的死刑送上斷頭台,而暴民對其他受害者痛擊致死。有時人民因他們的政治見解或行動而死亡,但更多僅為單純的懷疑理由而受害,其他的或者被挾怨報復。大多數受害者裝在開放的農車英语tumbrel隨便在運往斷頭台。車上這些受害者,將通過成群結隊男女的嘲弄。

恐怖統治的受害者共計約50,000。這些由革命法庭定罪的人,總數統計約貴族8%,神職人員6%,中產階級4%,72%為工人或被指稱囤積的農民,逃避徵兵制逃兵、叛亂和其他所謂的最小的罪行。[9]按這些社會群體統計,羅馬天主教會神職人員的損失,受害的比例最大。

另一個反教權動亂的形成,是因10月24日,革命日曆的通過實施。反對羅伯斯庇爾自然神論和“美德共和國”(Republic of Virtue)的概念,埃貝爾和皮埃爾·加斯帕爾·肖梅特無神論的行動,以去除法蘭西基督教社會運動為發端的。實行去除基督教主張的方案是針對天主教,最終成為反對所有形式的基督教,包括驅逐神職人員,其中許多人被定罪死刑,封閉教堂、革命機構和公民的禮拜,大規模毀損宗教古蹟,取締公共和私人的崇拜和宗教教育,強迫神職人員結婚和絕棄他們的神職[10] 1793年10月21日頒布的法律,只要見到所有的可疑的祭司和庇護他們的任何人都承擔死罪。[10] 11月10日在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慶祝“理性”女神的活動達到最高的頂點。因為持不同政見者在現行法律被視為反革命,1794年春天,如埃貝爾極端忿激派和如乔治·雅克·丹东山嶽黨溫和主義英语Modérantisme都被送上斷頭台。[11]6月7日,羅伯斯庇爾先前曾譴責理性崇拜,倡導新的國教並建議國民公會承認的存在。第二天,舉行的自然神論“至上崇拜”儀式了作為革命官方的宗教內容。和埃貝爾的有點受歡迎的節日慶典相比,這個嚴肅的新”美德宗教”的種種跡象表明其受到巴黎市民的敵視。

與羅伯斯庇爾衝突、被逮捕、定罪和處決

攻擊吉倫特派成功後,1793年的秋天,他繼續攻擊他認為太溫和的其他人,包括丹东、皮埃爾·菲利普英语Pierre Philippeaux和羅伯斯庇爾。

1794年3月13日夜晚,得到雅各賓派支持的國民公會政府,被激怒,不願贝特朗·巴雷尔让-马里·科洛·代尔布瓦英语Jean-Marie Collot d'Herbois雅克-尼古拉·俾约-瓦伦反对,最後決定占压,命令逮捕埃貝爾派的領導人,包括在戰爭部和其他地點的人。

革命法庭對待埃貝爾非常不同於丹东,更像審訊一個小偷而不是一個陰謀家;他的早期詐騙被揭露並鑒定。他與他的共同被告在審訊的第三天被判處死刑。1794年3月24日,他們在斷頭台被處決。[12]

前往斷頭台的路上埃貝爾昏暈了幾次,當他被安置在斷頭刀刃下時,歇斯底里地尖叫著。埃貝爾的劊子手調整斷頭刀刃,使其停在他脖子上方數英寸處逗弄他。[13]在第四次時,才真正實施處決。他的屍體埋在马德莱娜墓地英语Madeleine Cemetery。二十天後,1794年4月13日,他的遺孀被處決,她的屍體被埋在埃朗西斯公墓英语Errancis Cemetery

影響

在法蘭西大革命中,埃貝爾由於他的《迪歇纳老爹报法语Le Père Duchesne (Révolution française)》對某些政治事件的結果,有強烈的影響力。在革命期間大多數的政治決策,都是小事件隨著時間推移的積累,所以《迪歇纳老爹报》影響法蘭西普羅大眾的能力確實是顯著的。

畫廊

参考

  1. ^ Doyle, William.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larendon Press. 1989: 227. ISBN 978-0-19-822781-6 (英语). [Hébert] was himself a journalist... producer of the increasingly popular Père Duchesne 
  2. ^ Sonenscher, Michael. Thesans‐culottesof the Year II: Rethinking the language of labour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Social History. 1984-10, 9 (3): 301–328. ISSN 0307-1022. doi:10.1080/03071028408567599. 
  3. ^ Landes, Joan. "More than Words: The Printing Pres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view of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by Robert Darton, Daniel Roche; Naissance du Journal Revolutionnaire, by Claude Labrosse, Pierre Retat; La Revolution du Journal, by Pierre Retat; Revolutionary News; The Press in France, by Jeremy D. Popk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25 No. 1 (1991): 85-91.
  4. ^ Colwill, Elizabeth. Just Another Citoyenne? Marie-Antoinette on Trial, 1790–1793.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989-10-01, 28 (1): 63–87. ISSN 1477-4569. doi:10.1093/hwj/28.1.63 (英语). 
  5. ^ KAISER, T. E. WHO'S AFRAID OF MARIE-ANTOINETTE? DIPLOMACY, AUSTROPHOBIA AND THE QUEEN. French History. 2000-09-01, 14 (3): 241–271. ISSN 0269-1191. doi:10.1093/fh/14.3.241. 
  6. ^ Bastille Da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rt I): 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 Hacienda Publishing. [2020-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18). 
  7. ^ Faria, Miguel. Bastille Da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rt II: Maximilien Robespierre --- The Incorruptible. Hacienda Publishing. 14 July 2004 [24 October 20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18). 
  8. ^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 Part II. Hacienda Publishing. [2020-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18). 
  9. ^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com. 歷史頻道. [24 October 20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0-14). 
  10. ^ 10.0 10.1 Latreille, A. French Revolution. 新天主教百科全書英语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5 Second Ed. 2003. 蓋爾(發行商)英语Gale (publisher): 972–973. ISBN 0-7876-4004-2. 
  11. ^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 Part I. Hacienda Publishing. [2020-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18). 
  12. ^ Doyle (1989); p.270. |"The trial took place on 21–4 March, its result a foregone conclusion. Among those who went to the scaffold with Pere Duchesne on the afternoon of the twenty-fourth were Vincent, Ronsin, and the leader of section Marat, Momoro."
  13. ^ Page 27 BBC History Magazine, September 2015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