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
敦煌學（英語：Tunhuangology 或 Dunhuangology）是一門以敦煌為名字的學術分支，一般認為“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創[1]。當中包含宗教、文學、語言、藝術、考古、科技、建築，並以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及文物為研究主體。
歷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國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往西方。後來，各國考古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聞訊接踵而來，从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導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賣给了日本人。[2]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由於敦煌位於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歷代不同的少數民族都在敦煌停留。從大量的文獻中，可以幫助考古學家研究各民族的語言（吐火罗语、塞语、粟特语、犍陀罗语、大夏语），並且幫助了解漢語的演變。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这些古本还有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至清末写本始复出于敦煌石窟[3]。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敦煌寫本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內出現。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以卷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
敦煌學在日本
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1950年初，石滨纯太郎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集合日本的敦煌学专家，编成6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日本學者藤枝晃还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历史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1980年日本人开始编纂《讲座敦煌》，1992年出版了9卷。1981年5月26日，藤枝晃於西北師範學院演講時表示有學者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4]。
有關作品
著名人物
1900年代
1910年代
1920年代
1950年代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1983年8月15日在兰州宁卧庄宾馆成立。第一届理事会共60人，推举季羡林为会长，唐长孺、段文杰、沙比提、黄文焕、宁可为副会长，秘书长宁可，副秘书长张广达、齐陈骏、穆舜英。聘请李一氓、周林、姜亮夫、王仲荦、金宝祥、吴坚等27人为顾问。[5]
參見
注釋
- ^ 过去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於1930年为《敦煌劫余录》作序首次使用的。向达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但是有学者发现，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就在一次会议上用过“敦煌学”一词。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題為《敦煌石室的遺書（懷德堂夏期講演）》的小冊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詞。（王冀青：〈論「敦煌學」一詞的詞源〉，《敦煌學輯刊》2000 年第 2 期（總第 38 期），頁 110-132）
- ^ 方广锠：《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
- ^ 伯希和《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书目》列有《秦妇吟》，下署名“右补阙韦庄”。
- ^ 劉進寶 《歷史研究》2007年第3期
- ^ 刘进宝：“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初期的点滴回忆”，《中国文化遗产》，2015年第3期，第94-97页。
研究書目
- 榮新江：《敦煌學新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池田溫著，張銘心等譯：《敦煌文書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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