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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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或辭,是一種詩歌藝術形式,是中國古代詩體的一種,亦稱曲子詞、詩餘、長短句、樂府。始於唐代,在宋代達到其頂峰。一開始伴曲而唱,所以寫詞又稱作填詞、倚聲[1]。後來逐漸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專門的詩歌藝術。
起源
詞的起源和發展,詞開始出現,是在中國的唐代。更精確一點,是在中國初唐時期。伴隨著當時「胡樂」傳入,「燕樂」大盛,詞也逐漸脫離傳統的五言古詩、七言古詩,成為一門獨立的詩歌藝術。
- 源頭
詞本身就包含多種源頭的特點,詞的源頭並不唯一。有說法是由於唐詩的發展已趨成熟,在當時也將一些歌辭,被之管弦,後來經轉移演化,因唐詩的歌唱,以及文人為增加創作的趣味性,將原本對偶工麗,句法型式規律的唐人詩歌,慢慢增損字句,再把整齊的句法攤破,詞便因此而正式產生了,溯流應在盛唐中唐之間。顧起綸曰:「唐人作長短句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白首倡憶秦娥淒椀流麗,頗真其妙,世傳太白所作,上有桂殿秋、清平樂等,亦有以太白時,尚無詞體,是後人依託者,或以菩薩蠻為溫飛卿作,然湘山野錄謂魏泰輔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家,正以菩薩蠻是太白作,則流傳亦已久矣。」(汪中注譯。宋詞三百首。三民書局出版。1981)
- 詞的演化發展軌跡,就總體而言,大致如學者所說:「勾萌於隋,發育於唐,敷舒於五代,茂盛於北宋,煊燦於南宋,剪伐於金,散漫於元,搖落於明,灌溉於清初,收穫於乾嘉之際。」[2]
別稱
原稱「曲子詞」,因為可以合樂演奏,又稱「樂府」。文句長短不一,又稱「長短句」,宋人已有此稱。在說明詩歌的演變或發展的過程中,多以詞為詩的餘緒,或詩的下一階。故又稱詞為「詩餘」。
興起原因
詞的興起源於文學發展的趨勢。詩到唐已發展到高峰,難再創新局面,詞正是詩漸趨衰微時出現新的文學形式。詞的興起也受外樂傳入的影響,唐時多外來音樂,宴會時多以外樂便興盛起來。
詞的興起亦源於五代時南方文化發達,五代時戰爭頻仍,南方戰禍較少,社會安定,因此文化得以發展。西蜀、南唐的國君都好文學,南唐更成為文藝發展的地方。而宋初政治經濟較穩定,宋初局面較安定,都市繁榮,人民對文娛活動的興趣大增,加上君主提倡,流行民間的詞更興盛。
分類
按體制
- 按長短規模來分,詞大致可分為小令(58字以內)、中調(59一90字)和長調(91字或以上)。一首詞,有的分為一段,稱為單調;有的分為兩段,稱為雙調;有的分為三段或四段,稱為三疊或四疊。
- 按音樂性質來分,詞可分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纏令、諸宮調等九種。
- 按拍節來分,常見有四種:令,也稱為小令,拍節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長之的;近,以音調相近,從而引長的;慢,引而愈長的。
按風格
發展
晚唐五代
自中唐起,已經有一些文人開始從事詞的創作,如白居易、劉禹錫等,不過作品大都不多,只是詩餘之際的創作。而晚唐溫庭筠,是最先專心從事詞之創作的詞人,他的詞多寫閨情,描寫女子容貌情態、服飾和心理,以濃艷華美為主,滿是香、玉、金、釵、錦、繡等字眼。手法上表達細膩,造語清新,善於描繪具體鮮明的形象,細密婉約,情意悠遠。
到晚唐五代之後,詞的創作越漸流行,期間詞的創作大多為兒女豔情,離愁閨怨的風格,後世稱為花間詞。
五代與溫庭筠齊名的有韋莊,他與五代時期的重要詞人馮延巳、李璟的詞作,都較溫詞清麗自然,在五代與溫詞並為兩種流行的風格。在風格上,溫詞明豔,韋詞淡雅。溫詞深隱含蓄,韋詞直接抒情。
而五代成就最高的詞人為南唐後主李煜。李煜前期的詞,反映豪華富麗、風流浪漫的宮廷生活,多溫馨綺麗之作,仍然呈現花間詞氣息;後期的詞寫家國之恨,拓展了詞的題材,感慨既深,詞益悲壯。李煜詞的最大特色是自然真率,情感真摯醇厚;善用白描手法,語言明淨洗煉,通俗生動,接近口語,與花間詞縷金刻翠,堆砌華麗詞藻的作風迥然不同。至名詞評家王國維認為:「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並開北宋一代風氣。
北宋初期
北宋前期詞人基本上繼承了五代婉約清麗的詞風,多寫春愁秋恨、離別相思。體制上,承繼晚唐五代遺風,仍以小令為主。代表詞人有晏殊(991-1055)、范仲淹、歐陽脩、張先(990-1078)、晏幾道等。
晏殊、歐陽脩等,都是達官貴人,作品都有一種雍容華貴的風度,但作品個性極不分明,往往彼此相混。晏幾道的作品則把五代南唐、花間的詞風發展至高峰。在這一期的詞人中,范仲淹於溫婉中寓豪宕之氣,下啟蘇軾豪放詞風。張先創作了一些慢詞,對慢詞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北宋中期
北宋詞至柳永而一變,由小令時期進入慢詞時期。有「凡有井水處,皆歌柳詞」之說。柳永開始大量作長調,喜用慢詞,以長調的形式和手法為主。在詞的內容方面,柳永也有所開拓,內容多寫都市的繁榮生活,以及沉溺其中的男女心理。除戀情相思外,他還寫都市的繁華、山川的壯麗、羈旅愁思、懷古喟嘆。作品長於鋪敘,曲盡形容,善於白描,意境秀麗,情景交融。
其後蘇軾在婉約詞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想像豐富奇特、個性鮮明。蘇軾擴大了詞的題材,抒情寫景、說理、懷古感事等題材,無一不可入詞;他又開拓詞的意境,提高了詞的格調,使詞脫離音樂的束縛,又以詩為詞,詞境壙大,個性分明。不過當時仿效蘇軾的人不多,即使蘇門學士黃庭堅、秦觀,詞風都近柳永而不近蘇軾。
北宋後期
到了北宋末之周邦彥,於慢詞的審音調律上有所貢獻,集北宋婉約詞之大成,其詞情感真摯,富艷精工,善用典故;詞之技巧、格律進一步深化成熟。周邦彥詞影響大多數南宋詞人,有結北開南之稱。
北宋末期女詞人李清照,善於表達女子閨閣之情。前期生活美滿,作品熱情明快天真;後期丈夫病死,又逢國家破亡,都一一映入詞作之中,纏綿淒苦,而入於深沉的傷感。她喜以淺白之字、尋常之語入詞。
南宋初期
南宋初期金兵入侵,中原淪陷,南宋主和派當政,有志之士報國無門。故詞壇興起豪放之詞風,代表詞人有張元幹、張孝祥、陸游、辛棄疾、岳飛等,多豪放激越,悲涼沉鬱之詞。
辛棄疾詞風悲壯,大量用典,多比興寄託,充滿濟世愛國的熱情,多愛國傷時及復國之作。
南宋中期
南宋中期。代表詞人為姜夔、史達祖、吳文英。格律派雅詞由以興起,講究聲律,注重詞藻。
姜夔詞多是紀遊與詠物之作,其中偶然流露對於時事的感慨,更多是抒發身世的飄零和情場的失意。他精於音律,自度曲頗多,並琢煉字句,詞風高雅。
吳文英詞造句鍊字工巧,音律優美,然詞意太過隱晦。
姜夔詞騷雅清空,吳文英詞質實,兩派詞皆影響後世詞人很深。
南宋後期
南宋後期元人入侵,南宋覆亡,詞人目睹時艱,心傷離亂,於是發為悲苦之音。主要有兩種趨勢:一種是進一步發展為姜夔風格的格律派,詞多詠物寓意,以寄家國之恨、身世之感、遺民身世的淒涼,以周密、張炎、王沂孫為代表。
另一種趨勢是繼承辛棄疾的詞風,沉鬱悲壯,充滿亡國之痛,以劉辰翁、文天祥、汪元量為代表。
元代及以後
到了元明兩朝,優秀的文學作品漸轉至戲曲與小說[3],常有詞衰於元,或詞衰於明之說[4]。至清代又有所復興,出現不少詞人和詞的流派。
傳播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詞在11到13世紀的繁榮,是目前中國人的共同精神財富。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三關於西夏「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和金海陵王完顏亮聞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記載,說明當時詞的歌唱,已普及到目前中國境內的西北、東北廣大地區。另據遼人王鼎《焚椒錄》記載,遼道宗耶律洪基宣懿皇后蕭觀音曾創作了《回心院》等詞作十多首。至於金代,以蘇、辛詞風為宗,出現了蔡松年、趙秉文、元好問等不少優秀詞人。相傳辛棄疾早年在北方曾從金人學詞,成名之後,又成為金朝詞人學習的榜樣。
清代與近代詞學評論
清初的浙西詞派,爲救明詞之弊,主張尊南宋詞、尚醇雅,以姜夔、張炎爲圭臬。戈載的《宋七家詞選》將周邦彥、史達祖、姜夔、吳文英、王沂孫、張炎、周密列為宋七大詞家。而到之後的常州詞派,張惠言有感於浙西詞派的題材狹窄,內容枯寂,提出了「比興寄託」的主張,強調詞作應該重視內容,並推崇唐五代,輕南宋詞。張惠言的詞論有超越前人之處。但他的詞學評論常缺乏邏輯論證,不能實事求是,如論說溫庭筠、韋莊和歐陽修的一些艷詞都有政治寄託,即失之偏頗。而再之後的周濟,撰定《詞辨》﹑《宋四家詞選》,言:「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但他得論述不囿於張氏的立論,以周邦彥﹑辛棄疾﹑ 王沂孫﹑吳文英為詞四大家。
而到晚清,一部分傳統詞派的詞人,如況周頤等清末四詞家,受到常州派的影響。而況周頤著有蕙風詞話,集合前人詞話,強調作詞有三要: 曰重、拙、大。並講求"性靈流露"與"書卷醞釀"。另外受到西學影響的新氏詞派,如王國維著之人間詞話,對詞學提出不同意見。王國維喜愛北宋詞的天然明暢,否定南宋詞的雕飾及詞旨晦澀,以情感的真摯為評詞標準,對南宋雅詞(如姜夔、吳文英、張炎詞)評價甚低。這些觀點在後世影響很大。
五四運動以後,胡適深受王國維影響,又建立了新的詞史觀。1927年胡適《詞選》問世,在《序言》中,認為姜夔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他批判詞匠的詞「重音律而不重內容,側重詠物,多用古典,又缺乏情感與意境,沒有文學的價值。詞發展到『詞匠』的階段,便已到不可挽救的末運。胡適提倡白話,以通俗自然和真實作爲審美標準,大程度否定南宋雅詞與清代詞。另外如胡雲翼等,受時代的影響,也形成了重豪放、輕婉約的詞學觀,他的《宋詞研究》初版於1926年,認爲「宋末的詞已經變到無可變了。所謂作家作詞,也隻是在舊詞裏面換字斟句並無新意,不值得我們加意來敘述。上世紀30年代,部分傳統的詞學研究仍在繼續發展,對風雅詞派看法也比較公正。然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詞學觀卻幾乎是二三十年代偏頗觀點的延續。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出版於1957年,書中把婉約派詞人如周邦彥、姜夔等人稱爲格律派而加以貶低。1962年胡雲翼的《宋詞選》出版,對南宋末風雅詞的看法則更加武斷。在該書的《前言》裏,胡雲翼批評姜派詞人遠離的社會要求,將姜夔一派視爲詞壇逃避現實、偏重格律的逆流。。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這些看法實際上是當時社會審美理想的反映,因此進入新時期以後,詞學界對此前的社會學批評模式進行檢討,開始重新審視南宋末的風雅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南宋末風雅詞人的撥亂反正也得以展開。如萬雲駿在《再評胡雲翼<宋詞選>》中認爲,「解放以來對宋詞的研究狀況用五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言必稱蘇、辛』」,其表現是對蘇、辛爲代表的豪放派詞人評價高、研究多,對婉約派除二李外評價低,對周、史等人基本上否定。萬雲駿認爲辛亥革命以後至抗戰之前,對宋詞的發展和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顯然分成兩派,「一派主要以古人作品與前人論說爲據,如王易《詞曲史》、劉毓盤《詞史》、吳梅《詞學通論》、張振鋪《中國文學史分論》等對周、姜、史、吳等的評價很高,而對蘇軾、辛棄疾也肯定其思想價值與藝術成就」,「另一派則以『白話』爲評論作品的準則,一反前人之說,可能也未遍讀宋人的詞,或讀而未必深人。
著名詞人
下面列出幾位廣為人知的詞人,此外歡迎參看詳細的詞人列表。
晚唐、五代
北宋時期
- 柳永(985年—1053年)
- 張先(990年—1078年)
- 晏殊(991年—1055年)
- 歐陽修(1007年—1072年)
-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 晏幾道(1030年—1106年)
- 蘇軾(1036年—1101年)
- 秦觀(1049年—1110年)
- 周邦彥(1056年—1121年)
南宋時期
- 朱敦儒(1081年—1159年)
- 李清照(1084年—1155年)
- 陸游(1125年—1210年)
- 朱淑真(1135年—1180年)
- 辛棄疾(1140年—1207年)
- 姜夔(1155年—1221年)
- 文天祥(1236年—1283年)
- 周密(1232年—1298年)
- 王沂孫
- 蔣捷(1245年—1301年)
- 張炎(1248年—1320年)
元明時期
清時期
- 陳維崧(1625年—1682年)
- 朱彝尊(1629年—1709年)
- 納蘭性德(1655年—1685年)
- 陳廷焯(1853年—1892年)
- 朱祖謀(1857年-1931年)
- 況周頤(1859年—1926年)
近代
- 梁啟超(1873年—1929年)
- 王國維(1877年—1927年)
- 葉公綽(1881年—1968年)
- 汪兆銘(1883年—1944年)
- 呂碧城(1883年—1943年)
- 毛澤東(1893年—1976年)
- 夏承燾(1900年—1986年)
- 唐圭璋(1901年—1990年)
- 詹安泰(1902年—1967年)
- 沈祖棻(1909年—1977年)
- 饒宗頤(1917年—2018年)
- 邱世友(1925年—)
- 李嵐清(1932年—)
台港澳與美加
參考文獻
研究書目
- 葉嘉瑩:《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與演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葉嘉瑩:《唐宋詞名家論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台北:大塊文化,2013)
- 孫康宜 著,李奭學 譯:《詞與文類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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