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又称工作倦怠、职业疲溃等(Job burnout),其组成包含以心理资源的损耗,缺乏激情和动力,精力耗竭等构成的衰竭(exhaustion)[1]、沮丧(负面情绪)和怠慢(cynicism)[1][2],这三者都会降低工作效率。[3]办公室政治和职场霸凌等现象,是导致职业倦怠的原因之一。
更为精确地定义,“倦怠是一种由长期的过度的压力导致的情绪、精神和身体的疲劳状态”。情绪方面的倦怠是指情感资源的耗竭,继而怠慢由此发源;怠慢表现为对工作的冷漠和距离感,而降低的专业效能指对过去的/现在的期望的满足感的缺乏。
对象
职业倦怠在人类服务行业中比较典型和突出。自然要经历大量职业倦怠的这样一些职业包括社会工作者、护士、教师、律师、医生和警察。倦怠在人类服务行业中这么普遍的原因部分是由于高压的环境、情感投入以及与工作者个体的努力投入不相关的回馈。然而任何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可能因为办公室政治与职场霸凌等现象而出现职业倦怠。
最易受到职业倦怠影响的个体是那些在其工作中动力充足、非常专注并投入的工作者。对于这些工作者个体们而言,工作是他们获取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因此,通过实现他们的目标和期望以寻找人生意义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职业倦怠是一种应激状态,会导致注意力集中的问题和降低的问题解决能力。继而实现高目标和期望的渴望可能会与身体、情绪和精神的疲劳及实现那些目标的能力不足相冲突,无力实现目标之后会产生一种甚至可能包含对寻找人生意义和成长的失败的反思的倦怠。
原因
职业倦怠通常与增加的工作经验、增加的工作量正相关,但也与缺席和远离工作的时间正相关。其结果表现为受损的同理心、对客户和/或同事的怠慢态度以及放弃(工作)的想法。如上所言,职业倦怠来自工作压力,而就一般员工而言,办公室政治是造成职业压力最大的原因,据一项统计,英国37%的员工认为办公室政治是造成工作压力的原因之一,且是所有造成工作压力的原因中最多人认可的原因。[4]其他一些说法也指出办公室政治会导致职业倦怠。[5][6]此外,其他一些研究也指出,职场霸凌是导致职业倦怠的一个原因。[7]另外诸如竞争、敌意、对控制的需求以及基于时间压力的生活型态等和A型人格相关的特质也被认为与职业倦怠中的衰竭面向相关。[8]
后果
由于承受职业倦怠的人会变得孤僻,或者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内心冲突,职业倦怠会同时影响他们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社会关系和参与互动的态度。孤僻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但是事实上由于社会互动对于个人的健康的重要性,孤僻产生负面的结果。当压力变成长期的,头痛、感冒和失眠等综合症会伴随着全面的疲劳出现,倦怠将会导致全面的健康问题。此时个人可能会尝试饮酒、吸烟、服用安眠药或者咖啡、情绪调节剂等刺激物作为自我医疗,并将其健康置于更大风险。然而倦怠本身并不是疾病,不被当成神经症。
原因
导致职业倦怠的原因包括以下数点,这些原因未必彼此冲突,一个人可能因为同时以下多个原因,或以下未提及的原因而出现职业倦怠:
- 职场斗争;[6][5]
- 严厉的上司;
- 完美主义;
- 认可的缺乏;
- 偏低的薪酬;
- 就业不足(工作中不能充分发挥个人能力);
- 无尽的任务;
- 不可能的任务/几乎不能解决的问题;
- 困难的客户(例如对于社会工作者);
- 互不相容的需求(不能同时实现的许多需求);
- 官僚风气;
- 冲突的角色(家庭成员、家庭);
- 价值冲突(个人的/工作场所的价值);
- 已实现的目标的无意义(倦怠的“成功类型”);
- 社会和情感技能不足。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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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减少工作压力和倦怠的目标,努力不仅被实施在压力产生阶段(通过压力干预和员工健康提升),企业也致力于开办应对压的身体和心理方面的训练讲习班。一项研究表明包括工作承诺、自我效能、习得智谋和希望等社会认知过程会防止个体遭到职业倦怠。
过去的倦怠预防项目将注意力集中于认知-行为疗法、认知重建、传授式的压力管理及放松。这些类型的预防项目依赖于减少导致职业倦怠的疲劳成分。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在个体层面,认知-行为策略具有最大的成功潜力。而在组织层面减少或者移除压力源对减少倦怠的结果则复杂得多。倦怠专家相信,为了减少职业倦怠,同时包含组织和个体层面的行为的策略会是减轻三个主要症状的最有效的途径。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人-工作环境的关系以提升工作-个人匹配看起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解决倦怠的方式。
为了消除职业倦怠,减少或者移除构成职业倦怠的三个主要的负面成分非常重要。然而,很难处理全部的三个成分因为这三种倦怠的症状对相同的预防或治疗措施有不同的反应。衰竭更易处理而倦怠和专业效能则更倾向于对治疗有抵抗力。研究显示干预实际上可能会恶化原本专业效能较低的人的效能。
雇员康复被定义为第三代的预防干预,这意味着在康复过程中同时用到减轻和预防倦怠的症状的策略。这样的劳动人口康复包含一些跨学科的行为,并以维持和提升雇员工作能力并保证社会中有技能、有能力的劳动力的供给为目的。
参考资料
- ^ 1.0 1.1 Beverly A. Potter, Overcoming Job Burnout: How to Renew Enthusiasm for Work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onin Publishing, 2005
- ^ Roche, Maree and Haar, Jarrod (2011) and job burnout: A study of New Zealand managers[永久失效链接]. In: Community, Work and Family IV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9-21 May, 2011, Tampere, Finland
- ^ Maslach, C., Jackson, S., & Leiter, M. (1996).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anual (3rd ed.). Palo Alto, 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 Press.
- ^ Simli Saha. 37% of the Employees Complain About Office Politics, Surveys Perkbox. spiceworks. 2021-12-16 [2023-1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2-07).
- ^ 5.0 5.1 Stacy Pollack. How to Manage the Impact of Workplace Politics on Your Workforce. Workest. [2023-12-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2-11).
- ^ 6.0 6.1 Seema Rekha. How workplace politics leads to a decline in the emotional well-being of employees. The Times of India. 2022-11-23 [2023-12-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2-11).
- ^ Shalini Srivastava, Banasree Dey. Workplace bullying and job burnout: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hard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2020-01-10, 28 (1): 183–204. doi:10.1108/IJOA-02-2019-1664.
- ^ Christina Maslach; Wilmar B. Schaufeli; Michael P. Leiter. JOB BURNOUT (PDF). Annu. Rev. Psychol. 2001, 52: 397–422 [2023-12-1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