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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拉维亚宣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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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拉维亚宣教运动是以位于德国主护城为主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在十八世纪三十年始起的基督新教宣教运动。摩拉维亚宣教运动为早期基督教宣教史上大型的宣教运动之一，亦是史上最伟大宣教教会之一[1]。他们的宣教士与平信徒比例是一比六十，而整个基督教总比例是一比五千，可见他们对宣教工作的热衷程度[1]。在三十年间，他们差遣了数以百计的宣教士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加勒比地区、北美洲、南美洲、北极圈及远东等。

摩拉维亚教会亦在宣教史上有不同的突破。包括：

  • 第一所教会差遣平民作带职宣教士，而非专职宣教士；
  • 第一个基督教宗派向奴隶做布道工作及
  • 第一个基督教教会散布在如此广泛的地区。

起源

摩拉维亚大复兴事件后，主护城的居民重新对信仰认真，并希望回应大使命把耶稣的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因此，钦岑多夫立即派遣木匠尼其曼等人赴丹麦哥本哈根搜集资讯，并为将来的宣教工作评估。[2] 他们从哥本哈根回来，并带来丹麦丰富、详细的宣教经验。虽然当刻主护城的居民并未有把握到异邦之地宣教。然而，钦岑多夫鼓励护主城上下各人为此事祷告。及后于1728年订下“哥本哈根日”为不同地方的宣教工作祷告，包括：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格陵兰及拉普兰等。[2]

及后，有廿六位弟兄响应宣教的邀请，他们组成了一“单身弟兄之家”，一同生活、工作、祷告、学习，钦岑多夫更担当导师，在其中教出身低下阶层的他们学习写作、希伯来文、希腊文、地理、研经法及药理等。

1731年四月，丹麦皇储克里斯蒂安六世登基。本是芥菜种团契一员的他，诚邀同为芥菜种团契成员并远房亲戚的钦岑多夫前往哥本哈根观礼。赴会中，钦岑多夫有机会听到两名爱斯基摩男孩改信基督教的见证故事。

另一方面，钦岑多夫亦有机会跟来自西印度洋圣多马岛的黑奴安东尼(Anthony Ulrich)交谈。当安东尼分享自己家乡的信仰需要，打动了钦岑多夫。因此钦氏邀请了安东尼到主护城跟民众分享。民众中一位陶匠窦博及单身弟兄洛伊波德听了安东尼的分享后被打动，并写信给钦岑多夫，渴望到圣多马岛宣教。经过一年的时间，会众祷告、钦岑多夫如常训练及观察，他们最后决定差派窦博先前住，并指派后来成为摩拉维亚教会首位主教，木匠尼其曼随行协助。

自此，1732年8月21日，摩拉维亚教会差出第一个的宣教士单位到海外宣教。值得一提，当时的摩拉维亚第一代宣教士们都是自食其力。主护城除了支付宣教士前往搭船港口所需的路费外，其他往后的费用也需要他们自行解决。到了异地后，他们要一边传福音，一边发挥专业技能谋生。[3] 随着第一队宣教士的出发，便开展了摩拉维亚宣教运动的序幕。在1730年代，摩拉维亚教会陆续差遣宣教士到美洲、非洲、欧洲及欧亚地区宣教。他们主要以服侍落后群体(印第安/黑奴/土人)为名。[4]

18世纪宣教工场

美洲

加勒比海地区的黑奴

圣多马群岛(1732)

摩拉维亚教会在1732年从主护城差出第一批宣教士到海外宣教。他们在8月21日到达丹属圣多马群岛: 圣多马岛，圣约翰岛，和圣克洛伊岛 （现称美属处女群岛）。当时除了丹麦哈莱差会外，他们是唯一有宣教事工的基督新教教会。[5]

安提瓜岛 (1756)

摩拉维亚教会在安提瓜岛的黑奴事工从1756年开始，一直到1760年代跌到谷低，其后重新复兴。 Samuel Isles在1756年从圣多马群岛来到了安提瓜，开始了当地的黑奴事工。但当他在1764年离开人世时，他留下了三十六个黑奴信徒和一个联络人。信徒的人数一直下跌，直到1769年只剩下十四个。就在这时，宣教士彼得和玛利亚布朗来到了安提瓜。[6]

他们到达时，前人已为他们预备好有一些重要条件。摩拉维亚教会在1961年买了一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宣教点，让宣教士能自由地向当地的黑奴讲道和接触他们。[7] 再者，宣教士Balmforth与一些庄园的主人重新建立了关系。其中Francis Farley在1767答应让摩拉维亚宣教士在他的庄园试讲。之后还被他推荐给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园主Samuel Martin,在他的庄园讲道。[8]

Benjamin Bruckshaw在1771年替换了Balmforth成为布朗的搭档。可惜他与布朗的妻子在之后的两年间相继死去，留下布朗一人继续当地的黑奴事工，继续服侍他称为兄弟姊妹的黑奴信徒,但苦难接踵而来。在1772年八月二十七日，三十年来最具破坏性的台风侵袭安提瓜，宣教中心和教堂都被毁坏并需要重建。虽然如此，也让宣教士有机会在这关键时刻接触更多的黑奴。 这样，到了1770年代初，很多当地的庄园都开放给布朗和他的同工。摩拉维亚弟兄会在安提瓜的宣教工作也重新兴旺了。 在1773年，摩拉维亚教会择选了第一个黑人同工。到1775年，共100个庄园的黑奴参加摩拉维亚教会的聚会。[9] 当布朗在1791年退休回伯利恒时，安提瓜五分之一的黑奴都与摩拉维亚教会有关系，当中有6,000个已受洗的信徒和1,400个准备受洗的人。[10]

南美印第安 (1735-1808)

十八世纪时，摩拉维亚宣教士在阿拉瓦克人(Arawak)的地方建立了Pilgerhut, Sharon, Ephraim, Daehne, 和Hope五个宣教点来向阿拉瓦克人传福音。他们的领袖所罗门舒曼从1748年直到他1760年安息主怀时一直带领着这工作。开始时，舒曼用他的讲道，性格和生命带了一些阿拉瓦克人信主。但苏里南的布希黑人叛乱后，宣教士也相继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很多阿拉瓦克信徒因看见宣教士口中的“信基督的永远不死”不能兑现，就不再相信基督。[11]

苏里南黑奴(1765-1813)

布希黑人(或称玛伦人)在苏里南叛乱后，他们一方面得到更多自由，但另一方面郤被一些巫师控制。他们很相信他们的巫师，所以如果巫师让他们去打仗，他们就会去。这促使当地的白人地主想辨法控制黑人。摩拉维亚弟兄正可在此时给与援手。1769年间，Rudolph Stoll在Quama开展了第一个聚会点。很快地，他得到Arabi王持续50年的支持。在宣教期间，Stoll翻译了四福音到黑人英语和开展了其他两个点，邦贝和新邦贝。不幸地，因苏里南的天气和疾病，很多宣教士在当地离世，其他的宣教士也相继退休或离开。这宣教点在1813年正式终止。[12]

北美印第安(18世纪)

参见：Moravi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摩拉维亚教会在1730到1740年代在欧洲不断被迫害之际，看到了美国宾夕凡尼亚洲的宗教自由。因此，钦岑多夫带领一些宣教士到北美去寻找一个可以建立他们理想社区，一个德国人和土人共融的地方。[13]

北美的摩拉维亚教会一般不会超过200人。[14] 整个北美加起来还不到1000个印第安信徒。除了他们一直都住在自己的小社区内，尽力在现世活出最传统和真实的信仰，[15] 也可能是摩拉维亚教会的宣教观。他们注重那些被拣选的人而放弃大手布道的宣讲。所以，印第安信徒也比较容易离开教会。[16] 直到美国独立战争破坏了白人宣教士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北美的印第安事工也慢慢末落。

乔治亚的切罗基人 (1734-1740)

在切罗基人中的宣教事工是由三位宣教士建立的。1730年代，钦岑多夫派了他的朋友施潘根贝尔格(Augustus Gottlieb Spangenberg)去伦敦为摩拉维亚教会在美洲寻求一片地土。乔治亚洲理事会在萨凡纳给他们一块500英亩的地，也保证给他们宗教自由和军事豁免。因此，尼其曼(Bishop David Nitschmann)带领一些宣教士坐Simmonds号在1735年四月十七日到达萨凡纳，他们就是在这船上遇上约翰卫斯理。到达后不久，尼其曼按立了施潘根贝尔格，从此施潘根贝尔格成为了北美印第安事工的领军人物。

施潘根贝尔格多才多艺，一个人就可以运作整个宣教点：他能管理农地，规划建筑，当医疗顾问，教姊妹们煮饭，和建立一个给印第安小孩的学校等。不久，切罗基人的酋长Tom Tschatchi也来听福音，福音工作也渐渐兴旺起来。但当英国和西班牙发起战争，摩拉维亚的弟兄被招入伍，所以他们被迫在这工场最兴旺时集体离开，迁移到宾夕凡尼亚洲。[17]

宾夕凡尼亚和纽约的摩希根人 (1740-1740年代中)

施潘根贝尔格是一个有能力的领袖，到达宾夕凡尼亚后，他在利哈伊河旁创建了一个宣教大本营—伯利恒(Bethlehem)，然后向欧洲的弟兄发出宣教的邀请。Henry Rauch很快作出回应并出发到了Shekomeko。(See also Moravian mission at Shekomeko) 起初，他不被莫希干人接纳。但因他让Tschoop the Drunkard信耶稣和改变，掀起了复兴的火。很多莫希干人相信了耶稣，也放弃了他们最爱的浓酒。[18]

但事情并不是这么顺利。因利益关系，一些威士忌商人在1742年控告摩拉维亚教会是服从罗马天主教和支持法国的。随即纽约议会勒令摩拉维亚的宣教士离开Shekomeko，这事差一点摧毁了整个宣教工作。[19] 再者，纽约州长George Clinton在1744年通过了议案要关闭州内的摩拉维亚教会。但钦岑多夫作出了抗议，又因这议案原本也证据不足，议案最终被撤销。[20]

纽约中上州的易洛魁“六族同盟”（1741-1765）

钦岑多夫在1741年到北美宣教时特意去宾夕凡尼亚的Tulpehocken探访易洛魁联盟的族长。他成功与族长们签下协议，让摩拉维亚的宣教士向六族的族人传福音，族长们还给他一个用186粒白珠造成的饰品作为信物。钦岑多夫1742年第三次探访时与奥奈达(Oneida)的王Shikellimey成为了朋友，但怀俄明谷的塞内卡人(Seneca)却很抗拒他。[21]

在之后的22年中，弟兄们积极尝试向六族传福音，但他们面对很多困难，如：政府的张力，美国的政治环境和印第安人喜爱喝酒抽烟的习惯，都影响摩拉维亚的宣教事工。单在纽约就与政府发生了八次大冲突，其中两次还进了法院。[22] 终于在1749年，英国议会和国王通过正式承认摩拉维亚教会为新教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opal)，给与他们一定的自由和免去宣誓和参军的需要，也停止了对摩拉维亚教会的迫害。[23] 摩拉维亚宣教士又可以在纽约传道。宣教士David Zeisberger和Bishop Cammerhof曾被纳入六族同盟，所以他们得到六族的同意，在易洛魁联盟的首都Onondaga开始了一个宣教点，而且事工在1735和1755年之间不断发展。[24]但好景不常，法国和英国爆发了七年战争，让印第安人和英国宣教士形成敌对。塞内卡人有一个晚上血洗Gnadenhütten，杀死了很多宣教士和家人，其中包括 Nitschmann。[25] 其他信徒立即逃到伯利恒。因此，施潘根贝尔格把伯利恒建造成战争中的庇护所。不只是宣教士，很多印第安信徒也住进了里面的印第安屋。但在易洛魁联盟的福音工作就此结束在废墟中。在22年的宣教后，只留下170个信徒。[26]

俄亥俄的特拉华人 (1765-1778)

特拉华印第安人原本居住在特拉华河一带，但当英国移民渐渐增多，他们被迫西迁到俄亥俄一带。[27] 英法七年战争和庞提亚克战争(Pontiac’s War)后，Zeisberger带领摩拉维亚弟兄们来到向特拉华人传道。他不但学了特拉华印第安语还把部分的圣经翻释成特拉华印第安语。[28] 在Goshgoschunk的Friedenhütten失败后, 他继续在俄亥俄一带建立了Friedenstadt, Schoenbrunn, Gnadenhütten, 塔斯卡罗瓦斯, 利希特瑙, 和塞勒姆，还与特拉华酋长Glikkikan和族王Netawetwes成为朋友。其中塔斯卡罗瓦斯非常成功，当地的印第安信徒更成了所有基督徒的榜样。[29]

正当Zeisberger满心希望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印第安州，英美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 很多摩拉维亚教会的印第安信徒被杀，宣教士也被提交法庭。战争完结后，政府把土地给Zeisberger作为补偿，但俄亥俄的人口转变已令Zeisberger的基督教印第安州梦破灭。但最少当他在1808年安息主怀时，他的印第安弟兄们在床边陪伴他，用他教他们的话来安慰他。[30]

摩拉维亚宣教拓居

摩拉维亚宣教士到达一新地区后会与当地人居住，并以当地人的方式相处、工作，以求尽快投入社区。他们甚至会跟当地人成婚。[31]

当然，当地人不会希望自己的文化被改变，就如印第安人曾说：“我们是印第安人，我们不想转变成白人那样。英国人是我们的弟兄，但我们绝不希望变成他们那模样。”[32] 然而，摩拉维亚人希望在当地人中广传福音，并从其中建立一摩拉维亚式的信仰、社会群体。所以，本地的新信徒也可以依从摩拉维亚的教会及传统。[33]

摩拉维亚教会把他们的宣教点建立成社区、城市模式。人们通常都赞赏这样的一个社区整洁、干净及精心布置、设计的。摩拉维亚人在搬进这些定居点之前通常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避免使用所有的豪华物品。这些社区讲求居民的合一性，甚至维持“职业、饮食及甚至生育的一致性。”[34]

当地妇女在这些社区也有一定的参与。宣教士太太、师母肩负起照顾堂会内姊妹的责任。当地的肢体也会协助处理社区内的一些事务。 一些宣教工场的社区甚至培训出当地的信徒领袖，但却多没有本地的委身教牧同工。[35]

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宣教士通常一起住在一所大房子，单身弟兄，单身姊妹及家庭会分布在屋子里的独立区域。他们为求支持他们自己向当地人的宣教工作，他们多自力更生。他们运用自身的技能，如：自己的劳动力、缝纫、建筑、动物饲养，织布，烹饪以及额外的产品销售，以支持全社区的建造、修理及管理等的营运成本。这让社区内的所有人，从儿童到老人，都可以参与福音的事奉中。[36]

这样的社区慢慢发展，直至有类似规章订立的必要时，社区才会算正式成立。[37] 几十年后，摩拉维亚教会在欧洲和北美地位暮起，自此，事工的焦点则从宣教转为堂会内的其他活动。[38]

欧洲

格陵兰极圈(1733)

钦岑多夫在丹麦参加国王的加冕礼时，不单听到西印度洋的群体需要，而且更叫他关注到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对福音的需要。事因于丹麦方面的宣教士因爱斯基摩人对福音没有兴趣，正打算把有关的事工结束，但钦岑多夫却认为是时候由摩拉维亚弟兄会接棒了。[39]

1733 年，钦岑多夫经过祷告后，决定派遣克里斯提安、马修史塔赫(Matthew Stach)及约翰史塔赫(John Stach)一同前往北极区的爱斯基摩人社群中宣教。他们在工场中得到从丹麦到当地宣教逾十多年的宣教士汉斯·埃格德协助，帮助他们适应当地的居住及学习爱斯基摩语。[40] 之后，波尼许(Frederick Boehnisch)及贝克(John Beck)亦一度接替回主护城报告的克里斯提安及约翰史塔赫。

然而，他们在当地的宣教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他们被本地人排斥，甚至恐吓他们不可传福音，否则会杀死他们，然而他们并不惧怕。1734 年，爱斯基摩人中出现传染病。摩拉维亚宣教士们用他们的医学知识，提供了一些即时的护理服务，尽使爱斯基摩人会有些表面性的道谢，但态度依旧，仍是把他们拒诸门外。

面对当地人的冷漠态度、宣教事工的缓慢进展、丹麦宣教士麦斯决定回国，再加上极圈的严寒天气，这叫三位摩拉维亚兄弟会的宣教士的信心开始动摇，并开始生起放弃的念头。[41] 然而，主护城的祷告守望并未有停止，因着这代祷动力，使他们可以坚持下去。这使三位宣教士于1735 年3月6日立下三弟兄盟约，盟约世则如下：[42]

  1. 我们要紧记，我们是因为那位要使万国得福的救主上帝才来到这里。我们非倚靠眼见，而是凭借信心；
  2. 因基督宝血得的救赎是我们主要的教义。借由言行，并因着上帝的旨意与所赐的能力︳我们矢志要带领未信者归信真道；
  3. 我们要以勤奋、忍耐与盼望的态度来学习本地语言；
  4. 我们要尊重彼此所领受的恩膏与感动，看别人比自己强，在主里互相顺服；
  5. 我们要遵照基督的教导，忠心践行纪律与督责，若有人违背了福音的清洁，除非他在上帝与弟兄面前谦卑下来，否则我们将不与他往来；
  6. 我们将奉主的名自食其力，并提醒怠慢的人要依此奉行；
  7. 我们将不为外在的需要忧虑，而将重担卸给那照顾麻雀、为野花披纱的恩主。

因此，他们亦继续努力的投入在当地的生活，一方面学习当地语言，亦一方面尝试把圣经翻成爱斯基摩语。这举动常引起当地人兴趣，但往往当他谈到信仰核心，人群就会散去。有一次，当宣教士把译好的经文尝试读出后，吸引了一个年轻人卡亚纳克(Kayarnak)的好奇心，并要他继续念下去。这打开他信主的开端，及后，他更于1739年复活节受洗，成为摩拉维亚宣教士六年在极区宣教工作的第一个归主者。

自从第一个归主者出现后，宣教士们及卡亚纳克所面对的逼迫有增无减，甚至有性命危险。但同时间，当地的宣教活动得以突破进入一个新阶段。宣教士们发现爱斯基摩人对神学教义毫无兴趣，却对圣经的故事，尤其复活的故事深深感动，这打开他们对福音兴趣之门。这导致愈来愈多人愿意相信福音，而且整个族群也渐渐得着改变。[43]

英国

前期 (1727-1737)

摩拉维亚的北美宣教间接影响了英国的复兴工作。早期的美国东岸十三州均隶属英格兰殖民地，钦岑多夫为取得殖民政府的信任，以及联系英国信徒以得支持，数次差人前往英国协调。Johann Toltschig (1703-64) 是首位被差遣到英国作协调的使者，于1728年到达英国，希望分享摩拉维亚教会于1727年8月13日的属灵经验，并寻求与当地信徒的联合的机会。[44]1737年，钦岑多夫亲赴伦敦，为了解英国圣公会就他按立主教一事的意见。[45] 从他们赴英的目的来看，1728-1737年间，摩拉维亚教会仍未有计划在英国进行宣教工作。[46]

开展期 (1738-1740)

直至1738年，摩拉维亚信徒正式开展在英国的宣教运动，果效甚大。当年二月，四位摩拉维亚的宣教士，分别为波乐 (Peter Bohler)、Georg Schulius、Friedrich Wenzel Neiber和钦岑多夫，取道英国，赴北美宣教。其中刚毕业于叶那大学 (University of Jena) 的波乐，在英国停留三个月，坚固摩拉维亚社群。他该年于伦敦成立主护城式(Herrnhut-style)的小组，设立班长，活化班员间的互动，引导他们与主建立关系。[47] 原本对象只是在英国居住的德国摩拉维亚社群，但短短三个月间，小组人数暴增，也有英国人加入，原本在詹姆士 (James Hutton，1715-1795) 的家里不敷容纳，只好在费特巷 (Fetter Lane) 租下大堂继续聚会，而此“费特巷会” (Fetter Lane Society) 则视为英国福音复兴 (Evangelical Revival) 的中心。[48]

发展期

自此，摩拉维亚信徒不断上升。1742年，首个正式的聚会点成立，是由Benjamin Ingham 在约克郡 (Yorkshire) 成立的小组演变成的。另一聚会点则由位于伦敦的费特巷会演变成的。虽然钦岑多夫不赞成与英国教会分离，但摩拉维亚教会在英国的发展难免成为独立教会。[49] 英国国会于1749年通过一条法案，承认摩拉维亚教会为“古代抗议宗主教制教会”(An Antient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标志摩拉维亚教会在英国公众的认可性。[50] 聚会人数方面，在1753年则有2,500位在摩拉维亚聚会者 (当中1,000是领圣餐者)。[51] 直至1760年，在英国的摩拉维亚聚会点共十二个。[52] 1760年后，摩拉维亚教会在英国不断发展，更影响当地的宣教运动复兴。

摩拉维亚教会与约翰卫斯理的关系

摩拉维亚派人对著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的影响深远。1738年，由David Nitschmann der Bischof 带领的摩拉维亚宣教队伍正从美国回程，在回程的船上遇上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形容他们是他所见“最温柔、勇敢的人”。(Hutton, 79-80) 尚无得救确据的约翰卫斯理便参加了摩拉维亚信众在亚德斯门街 (Aldersgate Street) 举行的聚会，感觉“我心异常火热”，并像重新得救一样，视之为基督徒生活之始。[53] 无疑摩拉维亚派人对约翰卫斯理灵性的影响极深。及后，约翰卫斯理于1738年造访德国以了解摩拉维亚社群。然而，他发现其神学立场与摩拉维亚派人颇不同，歧见主要有成圣观上。1741年，约翰卫斯理与钦岑多夫辩论神学，及后双方可谓分道扬镳。[54]

英国摩拉维亚教会内容

摩拉维亚教会在英国发展迅速，到了1745年，其组织已十分完备，立有主教、长老和执事，有完善的行政架构。其后，英国摩拉维亚教会更编有优美的崇拜礼仪，及完备的赞美歌集，[55] 又于1752年在约克郡设立两所可供大合唱的会堂，作敬拜和团契之用。[56] 此外，在当时理性主义兴起，基督教信仰受威胁之时，摩拉维亚教会仍坚守人的理性不能成为人的所有指引，强调信仰是与上帝建立关系而不只是头脑的分析，让人感到平安，愿意留在教会中。[57] 另外，他们十分重视对会友个别的牧养，其中一位摩拉维亚领袖施旁恩伯尔 (Spangenberg) 更批评英国教会没有为教会每个灵魂提供个别牧养。[58] 他们以小组形式聚会，也不时家访会友，了解他们的需要，亦重视群体生活。此外，为了向英国的儿童传福音，英国摩拉维亚教会亦兴办学校，于1741年在伦敦成立寄宿学校。英国摩拉维亚教会的完备架构、讲求牧养、重视人与神之关系等，都吸引大量英国人归信加入教会。

非洲(1737)

南非

摩拉维亚教会是南非的第一个差会。[59] 18世纪的南非为荷兰的殖民地，已有大批称为波尔人的荷兰人定居南非。当中的白人基督徒因优越感的缘故歧视那些原居民——科伊科伊人(Khoi Khoi)。他们认为科伊科伊人是狒狒的后代，一群没有灵魂的野兽，被上帝预定沉沦下地狱。[60] 因此，并没有任何一间白人教会牧师愿意传福音给他们。

直至1737年7月来自摩拉维亚教会的史密特，只身前往南非开普敦宣教。他因想开展原住民的福音工作，而被波尔人排挤及嘲笑，因此只好独力开展。他在西开普的Baviaanskloof，现称赫纳登达尔(Genadendal原文解作恩典谷)定居。跟其他摩拉维亚的宣教士一样，史密特亦在当地自己更生，他一方面自己栽种梨子树，另一方面教导原住民农耕。往后，他再建立学校、教导当地人读书识字。慢慢地，福音工作展开，他在科伊科伊社群中开展祈祷会，[61] 其中5人更后来信主接受洗礼。[62]

然而，为科伊科伊人洗礼一事却被当时开普敦都会的神职人员指控，因为史密特只是通过了信义宗牧职认证考核，但并未接受按立牧职，因而被质疑他们的洗礼是否有效。再者，他们更以异端之名控告史密特。亦随着日后政府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所有外籍宣教士禁止向原住民传福音。[62]史密特因着事工所遇的挫折，并因着欠缺主护城支援的孤独感，他于1744年带着破碎的心离开南非，毕生亦未有再回到南非。

然而，摩拉维亚教会在南非并未因此而终结。史密特带领信主的原住民海伦娜成了在当地传福音的重要人物。史密特称她为“抹大拉的马利亚”，希望海伦娜能像马利亚一样，把遇见复活基督的好消告诉她的族人。[63] 往后接近50年，教会基本上都是由那些归主者带领运作。

1793年，黑人的宣教工作再次获得南非政府正式肯定及批准，各地不同的教会、宣教组织也纷纷到南非开展事工，百花盛放。[62] 摩拉维亚教会亦得以重返南非，他们再次探访赫纳登达尔，发现当时所建立的教会仍然运作。因此，当时的宣教士以昔日史密特的屋子及果园作宣教中心，并开始扩展在开普地区的宣教工作。[61]

另一方面，一位受教育的南非科萨族人Wilhemina 热切的期盼有宣教士到东开普她们族人的地区宣讲福音、解释圣经。[62] 这亦间接开展了摩拉维亚教会宣教士在十九世纪在东、西开普的发展。

欧亚

除了在英、美、南非等地宣教，摩拉维亚宣教士的足迹遍及欧亚，深达佛教及伊斯兰地区。虽然过程中遇上不少困难，但他们意志坚定，不屈不挠，能以播下福音的种子。

卡尔梅克汗国

1742年，朗格 (Conrad Lange)、希尔胥尔 (Zechariah Hirschel) 与昆德 (Michael Kund) 三人到介于沙皇俄国及满清中国之间的卡尔梅克汗国 (Calmucks，今日的卡尔梅克共和国) 宣教。[64]卡尔梅克人是蒙古人的后裔，信奉藏传佛教，当时遭俄国女皇凯撒琳吞并。三名宣教士一心传道，却被俄国当局以间谍罪名判入狱五年。

钦岑多夫得知宣教士被监禁，赶忙前往营救。然而，沙皇政府将他们都下监。钦岑多夫与同工们在狱中毫不惧怕，更一同唱诗赞美神。[65]及后，女皇下令将他们释放，但以后二十年，却禁止摩拉维亚宣教士入境。虽然宣教工作中断，摩拉维亚宣教士的见证成为多人的激励，也在当地留下福音的种子。[66]

对宣教发展的影响

影响约翰卫斯理及英国宣教发展

摩拉维亚会人除帮助约翰卫斯理解决得救问题外 (详参“英国”第四部分)，还启发他发展“小组教会”。[67] 他在1738年曾参加摩拉维亚圣咏团与小班的聚会，深感这些小班不只让信众深度相处，能分享圣经的教导，更能扮演传福音的角色。因此，约翰卫斯理致力发展小组架构，在1739年4月4日正式建立班级制度，并仿效摩拉维亚社群抽签选出领袖，并鼓励信徒多传福音。[68] 此外，英国三大差会的成立，都受摩拉维亚会人火热的宣教心及其宣教策略影响，包括浸信差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及英国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69] 摩拉维亚会促基督教得以在英国迅速传播、发展。

兴起带职宣教的模式

摩拉维亚宣教士多以一技之长进入创启地区宣教。宣教士如卡姆 (Br. Kamm) 采集咖啡、文茨尔 (Br. Wenzel) 帮人补鞋、司密特 (Br. Schmidt)当裁缝、窦弗 (Br. Doerfer)当园丁等。钦岑多夫亦坚决禁止宣教士不务正业，要求宣教士赚取生活所需，支持宣教。[70] 摩拉维亚教会带动带职宣教(tentmaking)，成为后世基督教宣教模式之一。

开启十九世纪宣教时代

摩拉维亚教会在1790年出版了基督教界第一本宣教期刊 Periodical Accounts，详细介绍海外宣教事迹。[71] 其内容亦直接影响被后世尊称为宣教之父的威廉克理。威廉克理读过期刊后，呐喊说：“看看这群摩拉维亚人所做的，难道我们浸信会不能为同一位救主至少尽上一份心力吗？”[70] 于是他便致力发展宣教，使欧美的基督教世界真正进入海外宣教的黄金时代。[72] 另外，摩拉维亚教会亦拟定有效的宣教策略，钦岑多夫曾提及他的宣教策略：[73]

  1. 不要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异教徒，却要效法基督谦卑住在他们当中。
  2. 要先传钉十架的基督，再谈神学主题。
  3. 不要急着想让所有人都悔改，而是先寻得那些渴求真理的人。

摩拉维亚入乡随俗的宣教模式，成为后世的仿效。他们更在十九世纪末成立“民俗文献博物馆”(Volkerkunde Museum)，展示宣教士从各地带回的文物，教导人谨记宣教行谊。[74]

兴办教育

为培育摩拉维亚领袖和宣教士，摩拉维亚教会在各地兴办训练学院及学校。其中包括在1742年成立的摩拉维亚学院及摩拉维亚神学院(Morav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 两所学校位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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