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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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在天津所發生的一場教案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开设育婴堂。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部分天津民眾因怀疑育婴堂殺害嬰兒用於製藥,聚众数千到教堂示威。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1830-1870)往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路上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一名。此舉激化矛盾,導致丰大业被天津民眾殴毙,此外部分天津民眾還焚毁法、英、美、俄、西教堂及法领事署。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烟台一带。慈禧太后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查办,曾國藩又奏调李鸿章协同办理,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處死禍首水火會16人,充军25人,赔款修建教堂,慈禧太后并派崇厚向法国道歉。

背景

清末自從簽訂《天津條約》以後,傳教士開始在各地傳教。傳教士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權、以及“寬容條款”所賦予的特權。[1]

治外法權問題,亦使傳教士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寬容條款”賦予教會特權。中國基督教信徒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許多不法之人也混入教會,卻只是要橫行鄉里。許多衝突由此產生。

基督教與漢族傳統的思想、信仰、風俗習慣存在矛盾。基督徒認為敬天禮佛祭祖祀孔佛教道教迷信,引起部分民眾反感,經常與部分民眾發生摩擦,反教行為亦得到部份士紳的支持,初期不少的衝突,便是直接由地方官紳所發動。 當時多數中国人对現代醫藥不了解,误以为以人体器官做成,另一方面教堂平日森严,具有一种神秘感,使得人们产生猜测。教堂的临终弥撒,洗眼等让部分中国人产生挖眼的猜测。

事件經過

同治九年(1870年)4、5月间,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夜间孩子的尸体被野狗扒出咬坏,身体不全,缺少一些器官,于是民间開始诬指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幌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

6月18日,天津当地民间黑社会组织水火会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并从其身上搜出迷药,严刑逼问迷药是从哪里来的,武兰珍挺刑不过,为了逃避惩罚,就拉教会保护自己,说是法国天主教堂给的。同时又有人向水火会反映,说晚上教堂有人向外面搬运口袋,怀疑里面是死小孩。水火会老大带着数百名失去孩子的家长求救官府,6月20日,武兰珍被扭送官府,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天津知府张光藻不敢做主,带着几百人去见天津道台周家勋。周不敢处理,又带着这些人去见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崇厚大骂刁民胡闹,认为传教士不可能拐卖儿童,而且西药用人体器官做药引子纯属无稽之谈,民众不服,诬指失踪孩子还在教堂关着。崇厚约见了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当面对证。

6月21日清晨,崇厚、周家勋、张光藻、知县刘杰带着数百人前去教堂找洋人对质。神父热情接待,问武兰珍是教堂哪个人卖给他迷药,又是在什么地方卖的,武兰珍说是叫王三的中国教民在教堂的左侧铁门边卖给他的。其实教堂边门都是木门,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教堂花名册也查不到一个叫王三的,“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後处理办法。三位官员羞愧难当,连连陪不是,出了教堂走了。

水火会煽动民众在教堂外不走,又有好事者、无业流民、地痞无赖等,闻讯纷纷赶来。教堂外就聚集了上万人,抛砖打破窗户。

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信徒,向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求救。丰大业跑到崇厚那里要求派兵镇压。丰大业和崇厚抱怨并發生争执,双方口角。丰大业在与知县刘杰争执时被暴民所迫,开枪擊傷了一名中國助理,之後丰大业与其助理西蒙都被暴民杀死,尸体被丢弃在河中。

暴民们杀向教堂,扯烂法国国旗,以凶残手法殺死了10名修女(被剝光衣服強姦、挖眼割乳,後被燒死[2])、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國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40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与此事无关的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新教教堂、1座西班牙天主教堂、1座俄国东正教堂。杀死教士,把附近前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也一并杀死,抢劫了身上的财物,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共打死13名法国、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3]

6月24日,法國第三舰队軍艦開到天津,英国第五舰队、美、德、意等六國軍艦亦結集天津一帶,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普鲁士、西班牙七國公使以法國為首向总理衙门强烈抗議,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

交涉及影響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否则就要打进北京。清廷惊恐万状,慈禧太后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主張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审时度势,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曾国藩向慈禧太后汇报说:“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 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 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认定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刁风不可长”。[4]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諭天津士民》,责怪天津百姓太冲动。听从崇厚的建议,将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撤职,引起全国上下对曾国藩口诛笔伐,一下子为他打上了“汉奸”的烙印。曾国藩还把精锐刘铭传部调来,准备随时应对民众的抗议。

曾国藩认为,当事人口供有问题,反复翻供,是否是传教士的指使没有证据;仁慈堂的儿童一百五十余名,都是自愿的,挖眼剖心纯属谣传;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修建的,实地查看后,发现地窖只是放煤用的;有人进入仁慈堂后不愿出来,大家就以为里面有迷惑人的药;仁慈堂接收将死之人,让传教士给死者做洗礼,百姓看到人进去却不见出来,以为被杀;仁慈堂的房间很多,一些亲属进去了分在不同的房间居住,很长时间见不了面,互相认为是被害了;仁慈堂内死亡的人数不少,都是晚上掩埋,有时一个棺材放两三具尸体,而且死亡状况与正常死亡不同。

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曾国藩将骚乱责任归咎于民众的无知和百姓、洋人之间的误解。

法国提了四点要求:重修教堂、埋葬丰大业、处死地方官、惩罚凶手。曾国藩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成为第一个被唾骂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曾国藩决定软硬兼施,告诉法国,官员们已经就地免职送去刑部治罪了,官员们没有动手杀洋人,甚至自己差点儿被洋人杀了;但法国非要杀了这些官员。法国公使罗淑亚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最后通牒,如果不将天津官员砍头示众,就撤回使馆侨民,交给法国的海军司令处理。曾国藩向慈禧太后写了详细报告,认为天津官员不能杀,免职属于正常的处罚。慈禧太后也對法国的嚣张反感,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

清廷抓了大约八十多人,中秋节前,曾国藩向慈禧汇报:“应正法七八人,应治罪二十余人。”但慈禧太后还是认为处理得太轻,主要是杀的人太少,很难让洋人满意,责令曾国藩“赶紧勒限严拿”。

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慈禧太后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对张光藻、刘杰选择了比较重的刑罚。曾国藩对慈禧太后的处理感到失望,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给几个官员作赎刑的费用。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暇顧及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放弃杀官员要求。[5]

清廷內部及中國輿論對這個交涉結果都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甚至直接稱其為「曾國賊」,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曾國藩只好一直道歉,自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5]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慈禧太后讓李鸿章接替曾國藩。正好这时发生刺马案,于是让曾國藩办理,免去他直隶总督职务。交接當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6],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并没有急于去天津,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势必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李鸿章最后判決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俄国松口放弃死刑要求)、4名緩刑,其餘不變。由于有些人是冤枉,李鸿章偷偷派人将原来收监在牢的16个死刑犯弄了出来,顶替了被判死刑的人。[來源請求]曾國藩頗為惱怒,一年後即去世。這件案件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慈禧太后以為法國接受李鴻章提出的條件,認為李鴻章在外交方面比較能幹。于是往後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鴻章辦理,殊不知法國人只是因為普法戰爭失利,才無暇討處理教案。

朝野爱国者认为应乘机利用爱国情绪打击洋人,“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纷纷上书指责曾国藩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曾的好友左宗棠和名义上的弟子李鸿章为首大骂曾国藩卖国,使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国贼,北京的“湖南同乡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全被击毁。曾国藩名声扫地,带着「卖国贼、汉奸、软骨头」的骂名离开人世。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1900年又在义和团运动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参考文献

引用

  1. ^ 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说:“著名的‘宽容条款’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泰勒·丹涅《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后者担任卫三畏当时还不会讲的官话翻译官。在炮台未被英、法轰毁以前的大沽的初步谈判中,卫三畏博士拟定了一个条款,订明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准美国传教士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眷居住。”
  2. ^ 唐瑞裕. 《清季天津教案研究》.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 1993年 [民國82年] [2022-03-13]. ISBN 978957547195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05). 
  3. ^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谣言导致的大灾难. [2016-12-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2-20). 
  4. ^ 天津教案:谣言揭开文明冲突的序幕. 时代周报. 2015年10月26日 [2019年11月27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6月29日). 
  5. ^ 5.0 5.1 余沐. 正说清朝十二臣. 北京書局. 2009-06-01: 196 [2019-11-27]. ISBN 978-7-101-04639-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07). 
  6. ^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书籍